嘉靖王阳明

正德及嘉靖初年阳明学的处境

第一节　正德及嘉靖初年阳明学的处境

“道学”二字，在学术史上似乎总是与“伪学”相联系。结果，“道学”二字遂有褒、贬两层含义：对于理学家来说，“道学”即是圣学；然而在某些特定场合，道学是无用、迂腐、虚伪的代名词。而且，对于谈理论道的道学的攻击，自宋以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德（1506—1521年）初年，陕西提学副使王云凤（1465—1517年，字应韶，号虎谷）说：

是道也，君子所以治身，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也，而今学者讳言之，一有谈及，则互相告语以为笑，不曰此其勉强，则曰彼某事过、某事不及。……一遇规行矩步、端言正色者，则嘲论纷起，诽谤横生，遂使学以讲道为讳。^[6]

到嘉靖年间（1522—1565年），在一些学者看来，学术上则更有末世之迹象，而“士风浇漓”常是时人批评的对象。嘉靖六年（1527年），翰林院编修廖道南上疏言：

比年以来，朝廷无和衷之美，甿庶有胥戕之风。朋言讹兴，诪张为幻。闻人之善，从而媢嫉之；闻人之过，从而媒孽之；闻人之谈道，则指之为伪学；闻人之论文，则訾之为谬谈。士风日诿，人心日漓。^[7]

王阳明的学说，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出现并流行开来的。王、湛之学，谈心谈性，论道论一。“闻人谈道，则指之为伪学”，或不无为阳明学叫屈的成分。恐怕在阳明的时代，“道学”与“伪学”的区别真是不大。“有用道学”，是嘉靖皇帝赐给王守仁的评语。在时人看来，道学为“有用”之疵，然不知非“有用”不足以成阳明之“道学”。

王阳明的学说在正德年间颇受人訾议，嘉靖初年处境仍未改观。然而，王守仁凭其个人业绩及个人魅力，为王学的发展于荆棘之中独辟蹊径。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叛乱的平定，给王守仁带来了事功和学问上的双重收获。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皇帝即位，次年改元嘉靖。在嘉靖初年的政局中，大礼议以及清算武宗朝的弊政无疑是最大的政治，而重录平宁王宸濠之叛中诸臣之功则是清理前朝弊政的重要部分。王守仁以平宸濠首功而加官晋爵。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丁丑，升王守仁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军务^[8]。十一月，进封新建伯^[9]。另一方面，王阳明的学问也得到更多学子的追崇。据说此前王阳明虽已开始其授徒讲学活动，但是“人皆譁之为禅”，“山贼逆藩之变，一鼓而歼之，于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10]宋仪望（字望之，号旸山、华阳，1547年进士）也说：“正德间，阳明先生起自于越，讲致良知之学，士大夫始闻，莫不骇且疑。”^[11]例如，正德十二年（1517年），翰林院学士刘春就曾攻击“良知”之说：“世之深造未切，大本未立，《大学》格物、《中庸》至诚，曾未一造其藩篱，仨见良知，便指为圣，甚者九千仲尼七十曰仁，直自负为千古无前之人豪，安得不惑人心而乱正道也！”^[12]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清初徽州学者汪佑就说：“正德乙亥（1515年）休士程曾集书院事规，匄鸿胪寺卿王守仁为书院集序。是时士日趋王学。”^[13]但是，无论如何，正德十四年（1519年）前王守仁的学术及授徒活动未臻顶峰，肯定是事实。此前，在王阳明的家乡绍兴府，拜入门下的只有徐爱、蔡宗兖、朱节三人^[14]。正德十六年（1521年）八月，王守仁归越。钱德洪“与同邑范引年、管州、郑寅、柴凤、徐珊、吴仁数十人会于中天阁而禀学焉”^[15]。光绪《余姚县志》记载了更多从游的学子：“徐珊，字汝佩，正德十六年九月同夏淳等师王守仁”，“孙应奎，字文卿，号蒙泉。……王守仁自江西归，率同县七十余人往师之，由是乡闾教泽浃行”^[16]。原本极厌讲学的王龙溪也在嘉靖二年（1523年）因魏良器的劝说而师从阳明^[17]。更多的学子不远千里来到绍兴府从学于阳明。后来积极参与最早的地域性讲会——惜阴会——建设的刘邦采、刘文敏即在嘉靖三年（1524年）到绍兴府向阳明问学，与刘文敏同行的还有他同族的八位弟侄^[18]。当门徒日多时，王守仁因无暇亲自接引，皆令“德洪与王畿先为疏通大旨”。正德庚辰（1520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本体功夫一齐收摄”^[19]，奠定了其哲学的最核心的概念。他的语录《传习录》也在嘉靖三年（1624年）十月由门人南大吉增入五卷^[20]。总之，平濠之后居越的数年中，王阳明的授徒讲学活动较以前更为活跃，其自身的思想也更趋成熟。

然而，在王守仁看似处于事功和学问之巅峰的背后，却潜动着反心学及攻击王守仁的暗流。在整个嘉靖初的八年间，大礼议成为世宗皇帝选用官吏的一个试金石。王阳明对于大礼议的态度不是非常明朗。据《阳明年谱》记载，霍韬、席书、黄绾、黄宗明先后皆以大礼问，竟不答：

时大礼议起，先生（王阳明）夜坐碧霞池，有诗曰：一两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无端礼乐纷纷议，谁与青天扫旧尘。又曰：独坐秋头月色新，乾坤何处更闲人。高歌度与清风去，幽意自随流水春。千圣本无心外诀，六经须拂镜中尘。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

年谱作者说：“盖有感时事，二诗已示其微矣。”^[21]那种微旨，究竟如何，已经现代学者细细绎出，大抵以为阳明的态度是虽不直接参与，但却显然站在议礼新贵一面，以为天理当出于人情，当尊兴献帝为皇考^[22]。《世宗实录》卷八十九嘉靖七年六月乙卯条载：

起复南京刑部山西司署员外郎陆澄上疏自悔其议礼之非：初为人所诖误，后以质其师王守仁。言：“父子天伦不可夺，今上孝情不可遏，礼官之言未必是，张、桂诸贤未必非。”然后大恨其初议之不经，而悔无及也。^[23]

这说明，王阳明站在张璁、桂萼一边主张顺应世宗的孝思，尊兴献帝为皇考的立场还是比较明确的。

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是坚持以孝宗为皇考的所谓支持孝宗的正统的一派如杨廷和诸人，还是坚持以兴献帝为皇考的张璁一派，都不愿意重用王守仁。杨廷和与王阳明在正德年间即已结怨^[24]，故嘉靖元年六月王阳明因父王华逝世回乡守制至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致仕期间，王阳明得不到朝廷重用，应是自然^[25]。但是，在世宗决意尊崇其生父决心已定后，原先赞同并附和杨廷和的诸臣如蒋冕、石珤、毛澄^[26]、贾泳等人次第失宠，张璁、桂萼、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等人先后入京，布列清要。按理说，王阳明此时应当有入京为高官的可能了。在朝中，推荐王守仁的上疏也接二连三：嘉靖三年（1524年）九月辛巳，御史王木疏荐大学士杨一清、尚书王守仁，言今欲兴道治，非二臣不可^[27]；嘉靖四年（1525年）二月，礼部尚书席书奏荐大学士杨一清、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言守仁当处之内阁秉枢机，无为忌者所抑，又言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28]；嘉靖四年（1525年）七月乙卯，应天巡抚都御史吴廷举荐王守仁文武全才，宜暂掌南京都督府事^[29]；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辛巳，致仕刑部尚书林俊疏言王守仁硕德重望，乞列左右以裨圣德^[30]；嘉靖五年（1526年）十月，监察御史熊爵荐王守仁可为兵部尚书^[31]。所有这些举荐都被驳回或不予理睬。直到思、田二州的土目叛乱，眼看着姚镆等人无法收拾，世宗才在嘉靖六年（1527年）六月同意廷臣的会推允以王守仁代替姚镆提督两广军务，桂萼也请召用王琼、王守仁“以济时艰”^[32]。于是，当初在平定宸濠之变中建功的两位文武全才王琼与王守仁相继出现在三边和两广，一御外侮，一平内乱。比较而言，张璁对于王守仁的态度可能更为敌对，作为礼议新贵之一的黄绾后来还因王守仁之子正聪之名犯执政张璁之讳，为其改名正亿^[33]。当然，王守仁的个人命运及其学术的最终评判，都在于最高统治者嘉靖皇帝。

世宗皇帝本人对于王守仁的态度，有着一个从最初的欣赏到最后的疏远这么一个转变。转变的原因无从得知。嘉靖皇帝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初即位之际，王守仁因父老请归得旨：“王守仁擒斩乱贼，平定地方，朕莅政之初，方将论功行赏，所请不允，其敕守仁亟来京。”^[34]同年七八月，先升其为南京兵部尚书，不允辞，复准其便道归省^[35]。但王守仁归乡守制之后，却再也没有吸引嘉靖皇帝的注意。不过，作为最能戡乱的文臣，在思、田二州的平叛中，王阳明倒还是受到皇帝的多次褒奖。嘉靖六年（1527年）七月，王守仁请求选李承勋、胡世宁等人代己前往戡乱，世宗的回答是：“卿识敏才高，忠诚体国，两广多事，方籍卿抚定，纾朕南顾之怀。”^[36]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黄绾再讼阳明功高受屈，世宗皇帝的回答是：“俟广西事宁，别有委任。”^[37]其后广西事宜，守仁有请必允。但是，当断藤峡诸寨初平，阳明向朝廷报捷，内有“永除百余年来两广心腹之患，盖劳费不及大征十一而成功倍之”之语，引起嘉靖帝的不满——“此捷音近于夸诈，有失信义，恩威倒置，恐伤大体。”^[38]

阳明确实是不能了解世宗的心态。这位由藩王入主大统的君王，毕竟异于自小育于深宫的君王，他对于外界的事物、官场的规则有一定的了解。这也促成了他对于官僚机构的某种蔑视之情，这种心态后来还隔代遗传给了他的孙子。黄景昉曾记载过一事：“世庙谕张永嘉（璁），欲用宗室一人守备南京。张不敢奉诏。实上意集众美自居，聊言之耳。”^[39]“集众美自居”，反映出世宗的自大心理。邓志峰先生指出世宗为一“自大狂”——“大礼议的成功，更定祀典的胜利，使明世宗逐渐养成了自大狂的习性。”^[40]似乎一般的臣工都看出来嘉靖皇帝对阳明的偏见。嘉靖七年六月，广西思、田州叛乱已平，御史胡明善言新建伯王守仁性与道合，思若有神，抚绥广寇，兵不血刃，“幸早召守仁入，与一清同心辅政”，世宗皇帝却说：“任用大臣，朝廷自有处置。”^[41]不久，御史马津上疏言王守仁忠贞干济，在在有声，功高人忌，毁誉失实，宜召置庙堂以慰民望。世宗皇帝似乎被人戳中了痛处，切责马津“妄奏渎扰”^[42]。不过，总体说来，嘉靖皇帝对王守仁的态度还算比较中肯，是一种肯定却疏远的态度。他曾御批：

自道学之名立，儒之好名者虽日侈谈理道，而无裨实用者多。若王守仁功业表著，原不系讲学为重轻，其致良知说盖由寻绎而得，非徒探索空虚者比，迨其后门徒浸广，欲夸授受之殊，以致辗转滋纷，渐生异说，遂招訾议之口，不当专归咎师传也。^[43]

又说：“王守仁是有用道学。”^[44]因此，总体来说，嘉靖初年的王阳明的事功所造就的影响，为阳明学的发展铺设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政治环境。

但是，对于王守仁的人身攻击以及对其心学的攻击在阳明生前从未停止。从意识形态统一的要求来说，一方面朝廷进一步强调对程朱之学的推崇及对所谓“异学”的排斥，另一方面王守仁的授徒讲学活动规模越来越大，这之间不能不存在着矛盾。嘉靖元年（1522年）十月乙未，礼部给事中章侨言：“近有聪明才智足以号召天下者，倡异学之说，而士之好高务名者靡然宗之，大率取陆九渊之简便，惮朱熹为支离。及为文辞，务崇艰险，乞行天下，痛为禁革。”同时应声而言者还有河南道御史梁世骠。于是世宗即降谕：

祖宗表章六经，颁降敕谕，正欲崇正学，迪正道，端士习，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业。百余年间，人材浑厚，文体纯雅。近年士习多诡异，文辞务艰险，所伤治化不浅。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45]

次年四月，为表示对朱熹之学的推崇，仿衢州孔庙例，以朱熹裔孙朱墅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奉祀朱熹于婺源^[46]。对于程朱之学的推崇，就必须对以朱子学为支离的阳明学进行排斥。但是，在嘉靖元年（1522年）九月巡按江西御史程启充攻击王守仁交结宁王事之疏未受皇帝理睬后^[47]，接后攻击王守仁学术的官僚如章侨等人都未直指阳明。《明史》以为当时对于阳明学之攻击，多为“阴诋”，如嘉靖二年会试之策问，即“阴诋守仁”之典型^[48]。《阳明年谱》记载，是年“南宫策士，以心学为问，阴以辟先生。门人徐珊读策问而叹曰：‘吾恶能昧吾知以倖时好耶！’不答而出”^[49]。这一年的会试由大学士蒋冕、石珤主考^[50]，会试中的策问三道由蒋冕出题，其第二道策问全文如下：

问：《宋史》取周、程、张、朱诸大儒言行述为列传，而以道学名焉，盖前此无此例，而创为之以崇正学也。大儒在当时挺然以道学自任而未尝辄以道学自名，流俗乃从而名之，又因而诋之，后又以伪学目之。时君不察，顾严为之禁焉。何也？说者谓朱子集诸儒之大成，今以其同时诸儒言之，有东嘉之学，有永康之学，有金溪之学，有金华、广汉之学，其入德之门不能无异也，朱子果一一能集其大成欤？数子之学，亦可得而闻其概欤？其间有与朱子鼎立而为三者，道学列传或载焉，或不载焉，其不载者岂以其学犹有可议欤？程子亲授太极图于周子，而朱子释之，义理精微殆无余蕴。金溪于此乃不能无疑焉，何欤？易简支离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果何所见欤？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欤？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欤？甚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者。礼官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之，得无不可乎？宗正学而不惑于异说，□□□我皇上一道德、同风俗之盛意，是所□于尔诸生也。幸尽言之无隐！^[51]

这一策问以《宋史·道学传》为问，用意乃在强调朱子学之正，尤强调朱、陆“易简支离终以不合”，转而攻击今之学者之“售其私见”。其用意颇明显，即是欲抽去王阳明所倡导之新学说的合法性。需要指出的是，蒋冕是典型的朱子学学者，也是写过《大学衍义补》的丘浚的学生。这次会试对于王阳明学说的发展应当说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欧阳德就因在会试策文中直抒师说而名次排后。吕柟自述：

昔予校文癸未会试，尝见欧阳子试卷，叹其弘博醇实，当冠易房也。然欧阳子学于阳明王子，其为文策多本师说。当是时，主考者方病其师说也。予谓其本房曰：“是岂可以此而后斯人哉？”其本房执诤，终不获前列。一时遇悦其卷者皆惜之。^[52]

而影响王学传播的最主要因素是世宗的自大心理而带来的文化专制政策。世宗最自矜学问有得。嘉靖五年（1526年），世宗作《敬一箴》，大学士费宏等人言此为“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请于翰林院建敬一亭并摹刻于两京国学及府州县学^[53]。嘉靖七年十月，敬一亭成，世宗说：“敬一亭本因朕学有粗得，辅臣奏请于翰林院隙地建亭。”^[54]所谓“学有粗得”，像是谦词，实是自大。世宗其他类似的箴言还多，亦不一一列举。一个自矜学问有得的皇帝，自是难容臣下讲其“自得之学”——皇帝自得之学既为圣学，臣下自得之学恐怕即是“伪学”——所以嘉靖皇帝对于学术的态度是厉行文化专制政策。嘉靖七年闰十月丁酉，他制十六字箴，曰：“卓尔之见，一贯之唯；学圣君子，勖哉勿伪。”^[55]嘉靖八年三月有太仆寺丞陈云章献《大学中庸疑》、《夜思录》，嘉靖皇帝命礼部“即毁之”，明令“有踵此者，罪毋赦”^[56]。故终嘉靖一朝，“世庙于王守仁、湛若水、邹守益讲学诸臣，并不见赏”^[57]，也许正出于此。不过，阳明学虽然引起了世宗皇帝的厌恶及一些学者官僚的排斥，但弟子们对于阳明学问的信从却已非常的坚决。阳明及弟子们向学之决心，使讲学活动冲破来自官府、社会的重重阻力而流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