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反讲学
第二节 高拱反讲学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嘉靖皇帝龙驭宾天，裕王朱载垕即位。新帝登基，例当改元。朱载垕以年号问阁臣徐阶、高拱、郭朴及张居正。四人各拟二字上，而朱载垕乃取高拱所拟之“隆庆”[53]。按沈德符的说法，“隆庆”年号取得并不好，同时与之重名者不少，而改名则“不免多一番纷更”[54]。然黄景昉所见就更为深刻：“穆庙方改元，阁中四人各拟二字进，竟定号‘隆庆’，出高新郑拟，咸知上意有属。高故邸讲臣，夙承恩遇，其出为祭酒，上至哽咽别。时徐文贞蚤宜去，省后纷纭。”[55]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裕邸旧讲官陈以勤、张居正之入阁即是明证。徐阶虽善逢迎，毕竟不如高拱与穆宗关系密切。然而，历史不是后人的议论可以替代的，徐阶没有“蚤去”，而是留任于首辅位上，而且凡事均不与高拱、郭朴等阁臣商议；历史也不完全是由皇帝的意志支配的，明代的文官制度对于君权有着制衡的作用，因此，当隆庆元年（1567年）言官胡应嘉攻高拱、齐康攻徐阶之事相继发生后，九卿及言官都站在徐阶一方，而高拱不得不去职。王世贞记载了在内阁中一次会食后徐阶与高拱的冲突。高拱质问徐阶说：“公在先帝时，导之为斋词以求媚，宫车甫驾而一旦即倍之，今又结言路，而必逐藩国腹心之臣。”徐阶的回答是：“夫言路口多，我安能一一而结之耶？且我能结之，公独不能结之耶？……公言我导先帝为斋词，固我罪。独不记在礼部时先帝有密札问我：拱有疏愿得效力于醮事，可许否？此札今尚在。”高拱之问虽然语含杀机，所谓“逐藩国腹心之臣”，固欲结穆宗而罪徐阶。然而，徐阶的反驳使高拱“颊赤语塞”，加以廷臣对徐阶的声援——“论及于拱，则人人称快如拔眼中之钉”[56]，高拱自不能不败[57]。然继任首辅李春芳的“宽平”以及新入阁的大学士赵贞吉的倨傲，使张居正遂有引高拱“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之谋。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与中官李芳的运作下，高拱起于家，掌吏部事，“日夜驰至京”。在内阁中，高拱虽然居于李春芳之下，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首辅李春芳致仕，他才成为首辅[58]，但是，他实际上操纵了隆庆朝后期的政局。
高拱（1512—1578年），字肃卿，号中元，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他的仕途从翰林院庶吉士始，历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读学士、太常寺卿兼国子监祭酒、礼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直到后来为内阁大学士。为裕王府讲官，预示着他的政治生命将非常辉煌。严嵩、徐阶二人都“以其在王邸，异日当得重，相与推毂之”。但是，高拱的性格则甚偏狭，以“骤贵而骄，每谓（徐）阶太假言路为，非大臣体”[59]。因此，他与徐阶，性格、学问、政见都不甚相同。所以，韦庆远先生认为，高拱对讲学的反对，是因为他与王门后学之间学术上的分歧。葛荣晋先生也认为，高拱之厌恶讲学与高拱的学术思想有关：高拱是明代“气一元论”者的代表人物，故与发端于吴与弼而集成于王守仁的“心一元”论者的讲学不能同调，故不能赞成讲学[60]。因此，探讨高拱的学术思想，并评析其思想与阳明学究竟有多大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是否足够导致高拱对阳明后学的讲学活动产生反感，无疑是必要的。高拱一生留下的著作较多，与其理学思想最密切相关是他的《本语》和《问辨录》，以后者最为集中。关于高拱的学术思想，容肇祖先生在其《论高拱的学术思想》一文中曾有一个定性，说他是明代堪与王廷相作比的唯物主义哲学家[61]。唯物与唯心的区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哲学史家对一个哲学家的最基本的定性判断。我们今天分析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往往觉得不是那么简单化，而是复杂的、变化的，更需要理解的。分析高拱的思想，首先要明确高拱的治学风格。高拱的治学风格直接决定他是否对当时的讲学持反感态度。
首先，高拱是一个非常果决的人，果决得有点刚狠。他在谈“尧诛四凶”的故事时说，圣人用人是“可用则用，可罪则罪”，“有天下者，去邪勿疑，无惑乎其说”，而不是像伊川所说的尧要等四凶的恶迹昭著时才诛惩他们[62]。“可用即用，既不深求；可罪即罪，亦无留滞”，透露了高拱非常自信和果决的性格。他没有儒生的迂腐和迟疑。《四库全书总目》在为《本语》所作的提要中说：“辨诘先儒之失，抉摘传注之误，词气纵横，亦其刚很之余习。”
其次，高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他的治学，立意平实。他曾批评朱熹关于“读书当如鞠狱”的说法：“考亭尝谓：‘学者看详文字，当如酷吏之鞠狱。’予甚以为不然。徐求精微之旨，一有执著便错。若使酷吏鞠狱，何以得其理之正。”[63]他批驳了传注及宋儒中一切牵强附会之论，而是从最简洁、平常的道理去理解经书的原意。例如他对《尚书·洪范》的传注中将五行与五事相比属，就很不满意，指出其比属实在是牵强。又如他解《春秋》之“春王正月”，绕过古人所作的许多“微言大义”的阐述，说不过是“开卷第一件事”，“无事必书，时令重也”[64]。正是这种立意平实的治学风格，使他对于除程明道之外的宋儒有诸多批评。他说：“宋儒穷理，务强探力索，故不免强不所知为知，自以为是，居之不疑之病，唯明道先生无之。”[65]所以，他认为有宋诸儒虽为大儒，于后世学者有罔极之恩，然不能每事尽善[66]。所以，“若遂以濂、洛、关、闽为洙、泗而不复知所求焉，则亦不能入圣人之域”[67]。其实，他最爱说的“天理不外于人情”[68]，也当从他平实的治学风格去理解。人情是最符合平实之旨的，合乎人情，即是合乎平常，即是天理，所谓“天理不外于人心，只人心平处便是天理之公”[69]。
不过，高拱的思想中也有明代心学洒脱、不著形迹的影子。他曾谈及管宁、华歆拾金的态度，说：“不视者，矜持愈甚者也。取视而弃者，矜持未甚而不能自主者也。皆知有金，皆是为金所动，固不若以平常处之而无作意，乃是不为金所动耳！”[70]在他的思想中，人的自我是判断是非的最重要标准。道，是求诸心的[71]，而“人心本虚无物”，要在“顺应而中节”[72]。种种看来，身处明代阳明学思潮影响之下，高拱的学术有意无意中与阳明学有其契合之处。再如他论“真心”，即说：“学须是识其真心”，“仁道至大……只一点真心便是”[73]，“好善恶恶，诚出自然，意念之发，至真至实，而非刻意去好、去恶”[74]，“天地之理，□（吾？）心焉”[75]。这些言论，与阳明学学者如出一辙。故牟钟鉴先生说：“高拱排抵流俗，勇于开拓的精神，与王学有直接关联。……王学以本心为是非标准，大胆破除对权威和古人的迷信，有积极的意义。高拱正是具备了王学这种高度的主体意识，因而才能够不随波逐流，不依附他人门户，有独立的人格和见解，形成一种宏大的一往无前的气概。”[76]这大约是中肯的。
然而，若要说高拱的学术思想与阳明学接近，则是大谬。大概高拱既生于明代阳明学风行之际，习染于阳明学的思维方式，因此他的思想中有一点阳明学的影响。但是，从其学术思想的整体看来，他与阳明学是有着非常大的隔膜的。高拱重实际的学术风格，使得他在解释一些儒家经典时决不同于阳明学学者那样细致、思辨。例如，他释“不睹不闻”，即说：“人之有目，何以不睹？人之有耳，何以不闻？不睹不闻，则是冥然而已，而又何以致其戒惧之功？盖指幽暗之地，人所不睹不闻而言，即所谓独也。”[77]他把儒家向来作为境界的“不睹不闻”，直释为“幽暗之地，人所不睹不闻”，这诚然是一种“唯物”的倾向，但却不能不有庸俗之嫌。有人问他：“良知之说，何如？”他回答说：“孟子曰：‘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今遗其半而专用其半，与孟子之言不合，吾不敢从。”[78]这明确表示了他对于“良知学”的不赞成态度。他不认为“良知”、性、命之类的概念是儒学的精华，而对子夏所言的“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大加赞赏，认为“此子夏论学之旨，最为切实”，因为“学以明伦，若能笃于人伦如此，不学而能之乎？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79]。明人以尊德性为尚，高拱就说：“道，由也。尊德性而由于问学也，非问非学何以能尊德性。”通过将“道”释为“由”，高拱把尊德性建立在道问学的基础上。所以说，高拱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学者，并不喜欢高深的理论。他提倡实学，曾说：“弘乃心以为堂奥，立乃诚以为基，致乃知以为门，践乃彝伦以为实地，崇礼义以为卫，兼之道义以为饰，然后可以广大高明而至乎圣人之道，是为实学。”[80]高拱的见识，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儒家的精华不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之类东西，而是“生财”。高拱《问辨录》内有一则，是这样记载的：
问：大学何以言生财？曰：此正圣贤有用之学。夫《洪范》八政，首诸食货；《禹谟》三事，终于厚生理财，王政之要务也。后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识义利，不辨公私，徒以不言利为高，乃至使人不可以为国，殊不知聚人曰财，理财曰义。又曰义者利之和，则义固未尝不利也。义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亦利也。[81]
寥寥数语，将儒家义利之辨一齐击倒。
高拱是重视朋友之伦的，而且也认为学是必须要讲的。他曾说：“朋友之馈，虽车马不拜。”[82]意思是说如果是朋友馈赠的东西，大可毫不客气地留下。又说：“使无朋友讲习，则何以能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理而尽之？四者之伦，固由朋友而得，固配之矣。”[83]他有一篇《养心说》，是这样说的：
养心之道，譬之养田然。……其莹然觉者不可以有窒也，其犁然真者不可以有亏也，其粹然纯者不可以有杂也，其油然顺者不可以有戕也。是故君子以讲学为先，以主敬为要，以克己为功，以自得为期，讲学则明，而知乎内之不可为外也，主之则不可为宾也。[84]
这样说来，高拱是要赞成讲学的吗？其实不是。高拱更注重实际，不喜欢高谈阔论。他说：“圣人教人有序，夫岂若后儒者，不问人之高下，学之浅深，开口便说性乎？”[85]况且，讲学而立门户，更是他所反对的。他说：
今人不为圣贤之学，则以为安常；为圣贤之学者，则以为好名也。夫圣人之书，人皆读之矣，止许读其书，而不许讲明而身体之欤？此风既久，遂使圣贤之学不明于明。
有人说：“讲学者却又立门户、结党与，罔利文奸，坏国家事。”高拱的回答是：
诚然。夫沙中有金，欲得金也，而尽收其沙，可乎？欲去沙也，而并弃其金，可乎？惟当国事者，求之以诚，鉴别能精，收其真，去其赝。[86]
这样看来，高拱又并不是厌恶讲学，他对于讲学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即所谓“收其真，去其赝”。因此，终隆庆一朝，讲学仍未受到大的打击。万历年间，与东林学者关系密切的陈于陛说：“学问只当平居讲明，朋友切磋。至于招延党与，朝廷之上，公然设会，徼名乱政，罪之尤者。”也就是说，讲学只应当小范围地进行，一旦讲学试图突破小圈子，就可能失去商讨学问的真精神，而染上结党、结社的恶习气。因此，高拱当政时期，以礼科给事中胡槚的上疏为契机，发布了一些禁止提学官员聚生徒讲学的规定，可视为对讲学一定程度的抑制。隆庆四年（1570年）三月，胡槚上疏，言：
督学宪臣聚徒讲学，本为儒者之事，乃其徒遂缘是而诡辞饰貌以猎进，至有一语相合以为曾唯而优之廪饩、一见如愚以为颜子而贡之大廷者，徒以长竞进之风，而其中实无所得也。夫孔孟聚徒，彼其时固未有赏罚予夺之柄也。操赏罚予夺之柄而立为门户，岂持宪执法之体哉？
这就是说，提学官员由于掌握着士子进学、入贡的渠道，他们的讲学会成为某些士子猎取功名的捷径，因此，必须禁止提学官们的讲学活动。实际上，在嘉靖年间，讲学的推动者中最为有力的便是各省的提学官员，反讲学的胡槚一出手即找到了讲学的要害。不过，部覆（可能是礼部的回覆，因为学校是由礼部负责）的处理决定比较温和：“请如槚言，戒谕督学宪臣，务敦崇实行，毋倡为浮说以滋浮伪。”最后，穆宗“从之”[87]。“从之”表面上是穆宗的意见，实际上不过是阁臣高拱的意见罢了。至于执行的情况，只能靠各省提学官员的自觉了。
因此，高拱虽然反讲学，但反得不算厉害。他依旧把富国强兵、安定边邦当作主要的政治在抓。而且，高拱的反讲学，虽然不排除他“尽反徐阶之政”的需要，但很大层面上是基于其讲究实效的学术风格与王学高谈性命之理之间的差别和矛盾。高拱的思想既与王学不合，其反讲学就不难解释。但是，有趣的是，为什么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要对讲学如此大动干戈呢？况且，高拱与主张讲学的徐阶是有仇隙的，而张居正和一批讲学者则有着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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