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与讲学

论政治与讲学

第四节　论政治与讲学

就本质言，讲学乃学术之活动。然而，儒学从来就是一种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而传统士大夫学者兼官僚的双重身份，必然使讲学活动与政治产生联系。理学自南宋以来时获“伪学”之名，并不是学术论辩的结果，而是政治与讲学发生关系后的结果。明朝的政治与讲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后人常议及明代禁讲学而生疑惑，如解文炯说：

夫儒术事功，体用相资。纵令道学支流，或有病其迂者，亦第谓之难行斯已耳。而要其人，则皆君子也。何至贻害国家，与奸邪等？此在寺人或刀笔吏恶之犹无足论。至明神宗初年，天子冲龄好学，宰相用读书人，而亦惨见斯毒。^[170]

按解文炯的逻辑，宰相用读书人高拱、张居正等人，自然不应有禁讲学之举。若知张居正、高拱之学与王学确有契合处，而张居正与讲学者多有深交，解文炯当不知作何感慨！不知自来学术绝非独立于家、国、社会，而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清初名儒熊赐履说：“晚近以来，往往以讲学之故致干时君时相之怒……乃或从而嫉恶之，至设为厉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惮诛夸殛窜之。”^[171]晚明学者邹元标说：“谈学华亭时易，谈学江陵时难。华亭时右名理，即以理学为窟宅，朝登讲堂，夕踞华要。江陵时禁锢斥逐殆尽，世且为波流，且为茅靡。”^[172]此可见政治与讲学的关系。讲学之初兴，乃以王阳明的军事成就和政治声望为铺垫；阳明学被视作伪学，要等到阳明门人方献夫入阁并且主持京师的讲学才被改变，讲学也才得以复兴；嘉靖末年的京城讲学，更是讲学者政治力量膨胀后的自然反映。

明代讲学运动与政治的联系，最密切的有两种：直接的是官僚讲学，间接的是科举。当官僚讲学甚盛，讲学与科举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时，讲学运动也就遇到越来越多的来自政治上的阻力。阳明学的讲学，尽管号称要向愚夫愚妇宣讲，但是实际上讲学的主要成员是各府州县的学生，而主持者是较为著名的学者，其中大部分是在职的或致仕的官员。根据政学一体的儒家伦理，居官讲学本来无可厚非。王阳明认为人在仕途比在山林工夫更难十倍，所以应该得良友时相切劘^[173]。张元忭则认为居官讲学更有条件：“曳佩而趋朝，月不满旬；赴曹而办事，日不过数刻。以其在公之暇，相与联四方同志，讲明义理……不亦甚乐，而其务不也甚急乎？”^[174]而晚明钱一本，就干脆说讲学与为官是一回事：“仕学无两，优必俱优，劣必俱劣。”^[175]实际上，阳明学的发达颇有赖于官僚的讲学。黄文树先生言，阳明学“生意盎然的社会讲学活动”，实得益于“阳明后学多数人曾任中央官学的主政者、教学者及地方官学的提学使、副使和儒学教官”^[176]。据说欧阳德在南京国子监司业，即以阳明良知之说讲授六馆诸生，广大师说^[177]。由此可知，为什么高拱与张居正反讲学，都是从严督学政开始。至于科举与讲学，梁章钜曾引顾炎武之言曰：“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知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李春芳）、华亭（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1568年）程义首开宗门，此后遂浸淫无所底止。”^[178]因此，张居正禁讲学，亦以士人讲学“行径捷举”为言。实际上，在徐阶、李春芳当国的嘉靖末年和隆庆初年，讲学运动在官僚中得到的响应及其向科举的渗透都达到一个顶峰。书院在当时亦有“中丞行台”之讥。讲学与官僚的结合，使朝廷中的政治斗争与人事更替直接影响到讲学运动的发展。在政治斗争的干预下，讲学运动的基础——学术倾向反而不重要了。张居正作为一个讲学者向反讲学者的转变，就是政治影响讲学的显证。

明代中晚期政治与讲学的纠葛，始于嘉靖皇帝对于王阳明“伪学”、湛若水“伪学盗名”、王畿“伪学小人”的评判^[179]。这样的评判，为后来以讲学为名进行政治攻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但是，隆庆、万历的讲学与反讲学，由于是在阁臣中展开而且没有皇帝的干预，所以更显复杂。所以，隆庆及万历初年的讲学与反讲学斗争，实际上是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学术倾向的差异所引起的，所谓的“徐阶、李春芳、赵贞吉等讲学同志”与“张居正和高拱”的内阁的两大阵营实际是不存在的。张居正本身就是一个例子。固然，张居正对于继徐阶之后任内阁首辅的李春芳，相当蔑视，对隆庆三年（1569年）入阁的讲学者赵贞吉亦相当厌恶。李春芳在徐阶去位后，于阁中叹曰：“徐公尚不任调停，我何以胜之。旦夕惟有归耳！”张居正在侧，曰：“如此，庶几成一名。”视李春芳“蔑如也”！^[180]但是，诚如前文所述，张居正对于徐阶是相当敬重的。隆庆初年，张居正的入阁显然是得到了徐阶、高拱及隆庆帝的一致同意。张居正拜相后，入谢徐阶，徐阶面嘱之曰：“家国之事，一以奉托。”论者谓徐阶此托，乃“虑新郑（高拱）之搆己”^[181]。高拱与张居正本同属裕邸旧臣，关系甚睦，“两人懽相得，不啻兄弟”^[182]。然高拱当国，使蔡国熙治松江府，逮徐阶三子，而张居正“护华亭者甚至，卒之倾新郑而攘其位”^[183]。论者谓张居正“岂不爱新郑者？权其师友之重轻，遂不能置身于两厚”^[184]。意谓张居正在徐阶与高拱的冲突中，是完全站到了徐阶的一方。隆庆六年（1572年）曹大埜疏攻高拱，据说亦是次辅张居正嘱之。据此，则所谓“高拱、张居正”的反讲学联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次，赵贞吉也是一个例子。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1508—1576年）^[185]是一个著名的讲学者，然常自负儒宿长者，对张居正深表轻蔑，每呼为“居正张子”^[186]。黄景昉说：“赵文肃意轻江陵，每语，恒曰：‘非尔少年所解。’或论及妙理玄禅，笑曰：‘妙理何易谈！而但知韩、柳文尔！’……文肃自负长辈宿儒，顾亦不知人甚矣。”^[187]张居正后来厌恶讲学或许与此有关。据此，则赵贞吉与张居正这种讲学与反讲学的对立俨然存在。然而，赵贞吉与徐阶的联盟，却不存在。赵贞吉隆庆三年入阁，恨徐阶当初不留其于礼部而迁之南京，与再次入阁的高拱“相与日吹摘旧事以见阶短”^[188]。但是，赵贞吉与高拱的联盟却也未持续多久。当高拱入阁掌吏部前，赵贞吉即胁李春芳让其兼掌都察院。后来，高拱与赵贞吉互相黜免对方的“私人”，仇隙极大，而赵贞吉亦卒被高拱之党以“庸横”论罢。从这些变化着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来看，所谓讲学同志与反讲学者的截然对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决定了官僚们对于讲学的态度。

学者在论及隆庆及万历初年的讲学与反讲学时，有所谓的儒家与法家学术斗争之说。其实，徐阶、张居正和高拱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学者或谓张居正是效法申韩的法家^[189]，这一点在明代亦有人这么说^[190]。但是，治国之术，本来就是王霸兼之。对于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来说，王道和霸道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杂用的。实际上，所谓的讲学领袖徐阶也不是一个纯醇的儒者。一个真正的儒者，在政治上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而一个真正的讲学者，也不可能登居于高位的。所以，当徐阶登上权力的巅峰且主持讲学，讲学者们多数是非常兴奋，认为千百年来讲学者都难居高位，而徐阶居高位而讲学，大概有致君尧舜的可能了。可是，且看黄宗羲对徐阶的评价：“先生之去分宜，诚有功于天下，然纯以机巧用事。……无论先生田连阡陌，乡论雌黄，即其立朝大节观之，纯无儒者气象，陷于霸术而不自知者也。诸儒徒以其主张讲学，许之知道，此是回护门面之见。”^[191]徐阶对儒者的态度，亦不过“笼络豪杰”而已。郭正域说：“云间善藏其用，笼天下豪杰为之羽翼。”^[192]可谓确论。黄景昉《国史唯疑》曾记另一位讲学者李遂讥徐阶为“四面观音”，可见徐阶笼络人才之性格^[193]。从学术上看来，徐阶虽从学于欧阳德，但实际上于理学未能深得。况且，作为一个政治家，如何能一味按儒家的宽厚、仁爱来执政呢？徐阶为政，自然是崇尚宽大，能容人。所以，士论对于徐阶自然多有维护。高拱之人，性格偏狭，质直好露，不谙权术。王世贞《高拱传》说他“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濡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194]。而张居正行考成之法，务为刻薄，亦渐失士心。总之，讲学与反讲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歧异问题，并不是一个儒、法斗争的问题。徐阶、高拱、张居正诸人，其实都是儒法并用的，不同的只是在儒法之间何者居多罢了，相同的却是统一地以儒者的面貌出现。严格来说，无论是徐阶，还是高拱、张居正，他们从来就不以讲学为最难处的政事，其改革的重点是吏治和财政。万历七年的毁书院，《明实录》中亦只是简单的记载：“命毁天下书院。原任常州知府施观（民）以科敛民财私剏书院坐罪，着革职闲住，并其所剏书院及各省私建书院俱改为公廨衙门，粮田查归里甲，不许聚集游食，扰害地方，仍敕各巡按御史、提学官查访奏闻。”^[195]这说明讲学问题就一个国家而言，实是小事。只不过，一个性格宽和的人，也许会容忍书生们的议论——毕竟他们讲学的出发点是好的嘛！稍稍给些赞许又有什么呢？但对于性格刚毅的高拱和张居正来说，就无法容忍了。

然而，至少，张居正禁讲学的政治措施，并未完全地摧毁了讲学的基础。地方政府官员对于讲学的同情，还是使大量的书院以各种形式保存下来。许孚远就记载了唐枢所建书院在万历禁书院中保存下来的例子：“先生（唐枢）乃自构木钟台于城东。后直指张公檄郡侯选于北门隙址辟为唐先生书院，前有讲堂，后有寝室，傍有号舍，外有坊表。……洎江陵柄国，严禁学徒，尽毁天下书院，而郡守李侯权易坊额为唐先生祠，乃移文报监司曰：‘郡故无书院。’得不毁。”^[196]贵溪象山书院在万历八年（1580年）被变卖，知县伍袁萃损赀回赎，避书院之名，改为象山祠^[197]。此外，处于偏僻之地的书院，也往往被忽略^[198]。或者有些学者以申讲乡约为名，行讲学之实^[199]。而且，禁讲学的做法激起了士人的反感，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激起了对讲学的热情。例如，安福学者贺宗孔就对刘元卿说：“张公独能禁讲耳，能禁人学乎？”^[200]万历十二年（1584年）邹元标上疏，请复书院，得到万历皇帝的首肯。此后，讲学复兴。这尽管仍是通过政治的确认才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毕竟也反映了讲学者的渴求。然而，学者们在重兴讲学之余，不由得要反思：“为什么讲学会遭到这么多的非议呢？”由这种反思出发，遂有了晚明讲学运动的一个新趋向，即重新关注讲学对维护社会道德功能是否能够实现的问题。

【注释】

[1]《明穆宗实录》卷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页2。

[2]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页64—124。

[3]韦庆远：《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参见尹选波：《严嵩、徐阶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页90—96；谭平：《论明代著名政治家徐阶——兼与张居正比较》，《成都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页37—40、69。尹选波文认为徐阶“贤相”与严嵩“奸相”的决然对立的二分法未必符合历史事实，盖贤者未必全贤，奸者未必皆奸。谭平文则认为包括《明史》在内历来对徐阶的评价略显得低了一些，并认为徐阶之功远胜其过。

[5]李春芳，字子实，号石麓，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第一，以修撰超擢翰林学士，累官中极殿大学士。善撰青词，《四库总目》言其“与严讷、郭朴、袁炜同有青词宰相之目”。其学融合湛、王，先后师从湛若水、欧阳德，又受王艮的影响，以为天理即良知，随处体认天理即致良知。

[6]聂豹：《存斋记》，《双江聂先生文集》卷五，页32。

[7]张四维：《存斋徐公神道碑》，《条麓堂集》卷二十五，页7。

[8]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三十六，页1。

[9]吴震：《聂双江论》，《阳明后学研究》，页157—207。

[10]张四维：《存斋徐公神道碑》，《条麓堂集》卷二十五，页7。

[11]徐阶：《祭太保双江聂公文》，《世经堂集》卷二十一，页16。

[12]徐阶：《阳明先生画像记》，《世经堂集》卷十四，页31。

[13]徐阶：《复欧南野太史》，《世经堂集》卷二十二，页1。

[14]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十《赠南野欧阳子考绩序》：“及欧阳子为司成，遂以其师说良知者日讲授诸生，益扩充而广大之。”

[15]徐阶：《文庄欧阳公神道碑铭》，《世经堂集》卷十九，页32。

[16]吴震：《欧阳南野论》，《阳明后学研究》，页281—313。

[17]王畿：《跋徐存斋师相教言》，《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五，页3。

[18]欧阳德：《答徐少湖》之一，《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一，页26。

[19]欧阳德：《答徐少湖》之三，《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一，页27。

[20]徐阶：《复陆石溪宪副》，《少湖先生文集》卷五，页23。

[21]徐阶：《寄南野》，《世经堂集》卷二十二，页1。

[22]徐阶：《示谢生衷》，《世经堂集》卷二十一，页35。

[23]徐阶：《与王南江大参》，《世经堂集》卷二十二，页10。

[24]徐阶：《示郭生奇逢》，《少湖先生文集》卷六，页18。

[25]徐阶：《复潘朴溪提学》，《少湖先生文集》卷五，页24。

[26]徐阶：《复陆石溪宪副》，《少湖先生文集》卷五，页23。

[27]王世贞：《存斋徐公行状》，《弇州续稿》卷一百三十六，页1。

[28]李春芳：《重修阳明先生祠堂记》，《李文定公贻安堂集》卷三，页7。

[29]《阳明年谱》附录一，嘉靖十八年条，《阳明全书》卷三十六。

[30]康熙《安福县志》卷三，人物志·理学传，邹守益条。

[31]刘元卿：《复赵按台》，《刘聘君全集》卷三，页12。

[32]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六，页165。

[33]王世贞：《存斋徐公行状》，《弇州续稿》卷一百三十六，页1。

[34]《明史》卷二百十三《徐阶传》。

[35]后人在言及明代书院时，常以灵济宫为典型。乾隆《池州府志》卷十七喻成龙《池阳书院记》：“隆庆、天启之灵济、首善，又班班可数也。”

[36]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西城内，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页172。

[37]罗汝芳：《盱坛直诠》卷下，转引自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页120。

[38]同上书，页185。

[39]颜钧：《自传》，《颜钧集》卷三。

[40]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七《文贞徐存斋先生阶》，页717。

[41]同上。

[42]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卷二十一。

[43]罗汝芳：《近溪罗子全集》附集，卷一，四库存目丛书影明万历刻本。

[44]王畿：《跋徐存斋师相教言》，《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五，页3。

[45]李春芳：《存斋先生教言序》，《李文定公贻安堂集》卷五。

[46]王畿：《跋徐存斋师相教言》，《龙溪王先生全集》卷十五，页4。

[47]同上书，页3。

[4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嫉谄，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215。

[49]谈迁：《国榷》卷六六，隆庆四年三月戊辰，中华书局1958年版。

[50]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五，徐阶。

[51]杨博，字惟约，山西蒲州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嘉靖四十二年始掌吏部，隆庆初乞归。隆庆三年（1568年）高拱掌吏部事，荐杨博可为本兵，乃诏杨博以吏部尚书理兵部事。博生平始终以兵事称。隆庆六年，高拱罢，复以博掌吏部事。万历元年（1573年）乞致仕，万历二年卒。杨博的反讲学，表现在对官员的黜陟上。许孚远是著名的讲学者，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尚书杨博恶其讲学”，遂移疾去。隆庆二年，时为吏部尚书的杨博还准备罢黜另一位讲学名人宋仪望。《明史》卷二二七《宋仪望传》：“隆庆二年，吏部尚书杨博欲黜仪望，考功郎刘一儒持之，乃镌二秩。”

[52]王时槐《友庆堂存稿》（万历刻本）卷八《兵部右侍郎赠尚书兑嵎萧公行状》：“公讳廪，字可发，姓萧氏。……禀学于邹东廓、欧阳南野两先生之门。乙丑（1565年）会试登第，廷试对策，劝上讲学亲贤，致力孔孟道术，兴起尧舜事功，必以亦临亦保、惟精惟一为要。胡翰林正蒙会闱同考座主也，得其卷，恶其讲学之说，曰：此必江西吉安人也。抑置三甲末。及偕诸同年谒胡，胡大詈曰：‘主上圣人也，汝何敢以讲学劝乎？吾见多矣，学愈讲则其人愈不肖矣。吾以是特抑汝者此也。’切责移时不休。”按，胡正蒙，字正伯，号日门，浙江余姚人，丁酉（1537年）举人，戊戌（1538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仕至太常寺卿掌国子监事。参见张弘道、张凝道：《皇明三元考》（明代传记汇刊本）卷十一，页9。

[53]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焦竑：《献征录》卷十七，页26。

[5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页12。

[55]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八，页224。

[56]耿定向：《申公论辨忠邪以定国是以永治安疏》，《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二，页22。

[57]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明刻本）卷六，高拱。

[58]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六，高拱；卷七，张居正（上）。按，朱东润先生并不认同《明史》中关于张居正、李芳运作高拱入阁的说法，而认为高拱的入阁与内官陈洪、孟冲以及丹阳大侠邵方有关，参见朱东润：《张居正大传》，页97。

[59]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六，高拱。

[60]葛荣晋：《明代社会的演变和儒学的分化》，中国孔子基金会、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编：《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下册，齐鲁书社1989年版，页1070。

[61]容肇祖：《论高拱的学术思想》，《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

[62]高拱：《本语》，《高拱论著四种》，页5。

[63]同上书，页7。在另一处，高拱还谈到这一问题，说得更为透彻：“酷吏鞠狱，务在苛求，无中生有，深文罗织，安能得人之情？学者穷理，正须虚心平气，以得精微之旨。若有意深求，定然执著；强为贯通，必至牵合；过为分析，不免破碎，得其理者鲜矣！正不可如此也。”（页24）

[64]高拱：《本语》，《高拱论著四种》，页7、10。

[65]同上书，页20。

[66]同上书，页25。

[67]高拱：《本语》，《高拱论著四种》，页20。

[68]高拱：《本语序》，《本语》，《高拱论著四种》。《本语》中还说：“圣人以人情为天理，后儒远人情为天理。”（页14）《问辨录》内亦说：“天理不外于人情，若远人情以为天理，则非所以为天理也。”（页108）

[69]高拱：《本语》，《高拱论著四种》，页26。

[70]同上书，页16。

[71]高拱《本语》：“道者，天下公共也，惟其是而已。苟求诸心而果得，则安敢罔吾之心而随人以为疑？苟求诸心而果不得，则又安敢罔吾之心而随人以为信？”（页20）

[72]高拱：《问辨录》，《高拱论著四种》，页97。

[73]高拱：《本语》，《高拱论著四种》，页26、34。

[74]高拱：《问辨录》，《高拱论著四种》，页97。

[75]高拱：《刻五经白文序》，《高文襄公集》卷二，康熙甲戌笼春堂刻本。

[76]牟钟鉴：《高拱的实政论及其理论基础》，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页131。

[77]高拱：《问辨录》，《高拱论著四种》，页103。

[78]同上书，页117。

[79]同上书，页121。

[80]高拱：《洧川县重修庙学记》，《高文襄公集》卷一，康熙甲戌笼春堂刻本。

[81]高拱：《问辨录》，《高拱论著四种》，页99。

[82]高拱：《本语》，《高拱论著四种》，页17。

[83]同上书，页27。

[84]高拱：《养心说》，《高文襄公集》卷一，康熙甲戌笼春堂刻本。

[85]高拱：《问辨录》，《高拱论著四种》，页140。

[86]高拱：《本语》，《高拱论著四种》，页61。

[87]《明穆宗实录》卷四三，隆庆四年三月戊辰。

[88]傅应桢：《复复古书院记》，康熙《安福县志》卷五，词翰志。

[89]张履祥：《备忘二》，《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页1116。

[90]傅应桢：《复复古书院记》，康熙《安福县志》卷五，词翰志。

[91]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八，页238。

[92]张居正：《答宪长周友山明讲学》，《张太岳集》卷三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页16。

[93]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八，页243。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二中也说张居正曾“与庄简公论禅，盖此公亦渐染于此”，而张居正禁书院之举是“所令反其所好”（页27）。

[94]张居正：《答文宗谢道长》，《张太岳集》卷二十五，页5。

[95]张居正：《答南学院谢虬峰》，《张太岳集》卷二十五，页18。

[96]张居正：《答南台谏》，《张太岳集》卷二十八，页21。

[97]张居正：《答上师相徐存斋并附与诸公书》之四，《张太岳集》卷三十四，页2。

[98]全祖望：《书江陵张相国行状后》，《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四，页17。

[99]张居正：《答藩伯周友山论学》，《张太岳集》卷三十一，页26。

[100]朱东润：《张居正大传》，页49。

[101]杨铎：《江陵名言钞》，《张江陵年谱》，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页116。

[102]张居正：《答楚学道胡庐山论学》，《张太岳集》卷二十二，页2。

[103]杨铎：《江陵名言钞》，《张江陵年谱》，页122。

[104]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503。

[105]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九《学彖》：“昔王汝止拟书上世庙，书中数千言，佥言孝弟也。张江陵偶阅其稿，呀喟同志曰：‘世多称王心斋，比见拟上世宗书，一篇数十言，第言孝弟，何迂阔也。’”（页13）

[106]张居正：《答李中溪有道尊师》，《张太岳集》卷二十五，页1。

[107]此语为海瑞语。参见杨铎：《评论集要》，《张江陵年谱》，页95。

[108]蒋明宏：《张居正学术思想考论》，《学术月刊》2003年第4期，页73。

[109]《明史》卷二百四十三《邹元标传》。

[110]耿定向：《启徐存斋相公书》（隆庆丁卯，1567年），《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页20。

[111]张居正：《七贤吟》，《张太岳集》卷一，页7。

[112]耿定向：《与胡杞泉》之四，《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页48。

[113]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八，页238。

[114]刘元卿：《启张相公》，《刘聘君全集》卷三。

[115]胡直《欧阳南野先生文选序》（《欧阳南野先生文集》，五卷本，清道光十五年刻，民国六年印本）：“李公慨然叹曰：‘弘先生（欧阳德）之学者，我不得让焉。’乃取先生文集，摘其要者汇成若干卷，江陵公序而广之，以属方伯冯公（惟讷）。”

[116]耿定向：《寄张太岳》之六，《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页11。

[117]张居正：《答罗近溪宛陵尹》，《张太岳集》卷三十五。

[118]张居正：《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张太岳集》卷二十九，页27。

[119]胡直：《欧阳南野先生文选序》，《欧阳南野先生文集》（五卷本）。

[120]宋仪望：《贺元辅江陵张公五十序》，《华阳馆文集》卷四。

[121]张履祥：《近古录》，《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三，页1241。

[122]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八，张居正（下）。

[123]耿定向：《与张阳和》之一，《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页21。

[124]张居正：《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辨》，《张居正集》卷二十四。复可参见《张太岳集》卷三十一。

[125]张履祥：《近古录》，《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三，页1241。

[126]《明史》卷二百二十《万士和传》。

[127]刘台以居正门生而上《乞收辅臣权势疏》，指摘张居正在王大臣狱的做法及考成法，傅应桢亦上《陈肤见以光圣治疏》。参见康熙《安福县志》卷五，词翰志·奏疏。

[128]焦竑：《奉议大夫河南按察司佥事邹君汝海墓表》，《澹园集》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99年版。

[129]康熙《安福县志》卷四，人物志·文学。

[130]傅应桢：《复复古书院》，康熙《安福县志》卷五，词翰志。

[131]刘元卿：《复古书院续置田记》，《刘聘君全集》卷七。

[132]洪朝选，字舜臣，一字汝尹，号芳洲，同安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

[133]林士章：《通议大夫刑部左侍郎静庵先生洪公朝选志铭》，焦竑：《献征录》卷四十七，页9、1954。

[134]徐湘潭《重刻华阳馆集序》（《华阳馆文集》）：“及召为大理卿，复以会奏居正夺情及盐徒事与省议不合，即毅然请归，于是附势者乘间劾罢之。”

[135]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上，才略。

[136]何心隐：《何心隐集》附录《省志本传》，页124。

[137]耿定向：《与刘养旦》，《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页50。

[138]管志道：《追求国学乡学社学家塾本来正额以订书院旁额议》，《从先维俗议》卷二。

[139]杨铎：《张江陵年谱》，万历三年乙亥条，页49。

[140]张居正：《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张太岳集》卷二十九，页27。

[141]乐新炉，江西临川人。本为监生，与罗大纮讲学交好，喜论禅，喜作飞语，以邹元标等十人为十君子，以赵卿等人为八狗，以杨四知等人为三羊，为谣曰：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据说冯保之败，新炉有力焉。万历十九年（1591年），戍边，死于途。参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山人蜚语条，页873。

[142]王世贞：《嘉隆江湖大侠》，《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五。转引自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页143。

[143]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页823。

[144]邹元标：《梁夫山传》，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页120。

[145]张居正：《答棘卿刘小鲁言止剏山胜事》，《张太岳集》卷三十，页13。

[146]夏燮：《明通鉴》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2613。

[147]《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张居正传》。

[148]李国钧：《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581。John Meskill的研究亦表明禁书院的政策是张居正的个人政策，甚至在他禁书院期间，神宗还表彰过一些书院。参见John Meskill，“Acade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ng Dynasty”，Charles O．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p．168。

[149]张居正：《答陕西提学李翼轩》，《张太岳集》卷三十一，页22。

[150]傅应桢：《复复古书院记》，康熙《安福县志》卷五，词翰志。

[151]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五《与直指》：“至如士绅家塾山房，令甲似未尽禁，第书院名扁非奉敕旨者不得擅称。……今闻麻城贵同年刘凤隅，世家也，家侧一书屋，土垣三楹耳，相传数代，旧扁土墙曰奕叶书香之馆，后凤隅读书其中，乃改曰同仁书院。仆亦尝姗其夸也，今闻欲堕之。又敝同年周大守名思久号柳塘者，历官廿五六岁，未治一椽之屋，未营一亩之田，祇以朋友相助，创一书舍，亦其卑陋，故未尝费有司一金，役有司一夫，今闻亦在堕中。”（页50）

[152]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五《与吴伯恒》：“近相爱者书来相勉慎勿讲学，盖惧时忌。”（页1）

[153]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康熙六十二年序刊本）卷七《复古书院续置田记》：“时雨田倪公、凤环王公相继为令，咸以身翼复古，会承望者传檄郡邑，有不变价，敢以他名色相匿者论违悖，乃不得已核复古所置田之半鬻之，得数十金，告佃于当道，易名三贤祠。”王时槐《友庆堂存稿》卷四《重修复古书院记》亦说：“兹院（复古书院）旧有膳田，以江陵禁书院而废。”

[154]史桂芳：《阖府大会录序》，《皇明史惺堂先生遗稿十一卷尝惺先生经补说一卷》卷一。

[155]陈嘉训：《史惺堂先生行状》，《皇明史惺堂先生遗稿十一卷尝惺先生经补说一卷》，明永历刻本。

[156]夏子羽：《史惺堂先生年谱》，史桂芳：《皇明史惺堂先生遗稿》附录，万历六年戊寅年条。

[157]嘉庆《宁国府志》卷十九，学校志·书院附。

[158]刘元卿：《复赵按台》，《刘聘君全集》卷三。

[159]耿定向：《与张阳和》之一，《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页21。

[160]耿定向：《与刘养旦》之二，《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页50。

[161]邹元标：《直抒肤见疏》，《邹忠介公奏疏》卷一，崇祯十四年林铨评刻本。

[162]耿定向：《与张阳和》，《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六，页21。

[163]潘之藻：《刻明经书院录序》，《闇然堂遗集》卷二，明万历三十八年刻本。

[164]李培：《讲学》卷上，同人我，四库存目丛书影清钞本。

[165]李培：《讲学》卷上，溯源委。

[166]刘元卿：《复古书院续置田记》，《刘聘君全集》卷七。

[167]朱东润：《张居正大传》，页6。

[168]牟复礼、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596。

[169]耿定向：《与刘养旦》之四，《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

[170]解文炯：《梁夫山先生遗集序》，《何心隐集》，页130。

[171]熊赐履：《重修东林书院记》，《东林书院志》卷上，康熙二十六年丽泽堂刻本。

[172]邹元标：《张阳和先生文选序》，《邹南皋先生集选》卷四。

[173]《阳明年谱》，嘉靖六年丁亥正月，《阳明全书》卷三十四。

[174]张元忭：《长安会约序》，《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卷四。

[175]钱一本：《黾记》卷一。

[176]黄文树：《阳明后学的成员分析》，《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十七期，2000年。

[177]吕柟：《赠南野欧阳子考绩序》，《泾野先生文集》卷十。

[178]梁章钜：《制义丛话》，陈居渊标点，上海书店2001年版，页542。

[17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讲学见绌，页52。

[180]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六，高拱。

[181]宋学洙：《张文忠公遗事》，杨铎：《张江陵年谱》，页86。

[182]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六，高拱。

[183]全祖望：《书江陵张相国行状后》，《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四，页17。

[184]宋学洙：《张文忠公遗事》，杨铎：《张江陵年谱》，页86。

[185]关于赵贞吉的研究，可参见荒木见悟：《赵大洲的思想》，《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第十三卷第二期，2003年6月，页57—74。

[186]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七，张居正（上）。

[187]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八，页237。

[188]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六，高拱。

[189]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页79。

[190]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四《与刘养旦》之四：“已而二老不肯为用，兄又不出，渠（张居正）遂深信韩非之论为确。”（页54）

[191]黄宗羲：《文贞徐存斋先生阶》，《明儒学案》卷二十七。

[192]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志铭》，焦竑：《献征录》卷十七，页26。

[193]黄景昉：《国史唯疑》卷六，第165页。

[194]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六，高拱。

[195]《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十年正月戊辰，页4。

[196]许孚远：《唐一庵先生祠堂记》，《敬和堂集》卷二，四库存目丛书影万历刻本。

[197]康熙《贵溪县志》卷四，学校·书院。

[198]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二《饶阳县重修近圣书院记》：“万历初江陵擅权，尽毁天下之书院，而饶邑以僻邑独存。”

[199]嘉庆《宁国府志》卷二十八人物志·儒林：“（太平县）杜质，字惟诚。少补诸生，从钱绪山、王龙溪游。……时张江陵禁道学，质闻之，曰：彼禁伪耳，吾自真也。但易其名为申明乡约，讲勿辍。”

[200]刘元卿：《一溪贺君行状》，《刘聘君全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