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定向及其门人的讲学活动

耿定向及其门人的讲学活动

第四章　反思：耿定向及其门人的讲学活动

儒家哲学自宋明以来已成为纯粹的道德哲学：修德是治学之根本。在讲学风气蔓延并且向平民化发展时，一些讲学者的所作所为有超越儒家的伦理规范而走向佛道异端或无忌惮小人的危险。这是最初讲学的提倡者如王阳明所始料未及的。王阳明本人极重道德自律。吕妙芬先生曾指出明代阳明学对颜子的尊崇体现了一种重塑道统的努力^[1]，但本书更宁愿认为颜子的“改过”思想在阳明及其门人看来比较适合成为该时代的修德途径。明代中期以来，“改过”思想颇为流行。阳明学学者更以改过为学问之要。正如王汎森先生所指出，自讼式的省过方式起源相当早远，而且绝不限于儒家，但是，在阳明学的思想系统中，在乐观的人性论下面有着深刻的道德紧张，道德修养上更倾向于改过一路^[2]。黄绾、何廷仁、王畿、邹守益、刘邦采、刘文敏、宋仪望、许孚远等人，都持有相当强烈的“观过”、“改过”思想。何廷仁甚至说：“知过即是良知，改过即是本体。”^[3]然而，内向的阳明学，在克己之余，是不大讲究复礼的。如许孚远就认为“克”比“复”更为重要，“非克无以见复”^[4]。这便有一种矛盾——既然自讼的日记是轻易不以示人的，而学者是当以救世为己任的，那么，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有效地去维系社会道德？

实际上，讲学者们对此也十分迷惘。正如郭汝霖对宋仪望说：“兄又谓吾人只在迁善改过，不必更求玄妙。固矣！但不知何谓之善？何谓之过？善如何迁？过如何改？”^[5]在这种情形下，对于恶的反思也更多地出现，如金立敬（？—1590年）“每以海内谈学者往往薄名检、越矩度，藉圆转融通之说以行其恣情济欲之私”^[6]。讲学，究竟是只为了个人道德水平的提高，还是建设社会道德的需要，这便产生了对讲学的“功能”的反思。这种对于讲学的道德反思，无疑也部分受了张居正对讲学实施政治打击的影响。管志道曾说：“愚尝谓江陵之嫉讲学、毁书院，固非出于真正拒诐放淫之心，而其毙霸学之梁汝元之于杖下，拆私剏之书院于江浙间，亦未可谓之过举。”^[7]换句话说，管志道认为，张居正对讲学风气的抑制，虽主观目的不正，但却达到正讲学之风的效果。因厌何心隐之无忌惮，遂至于对何、李等庶民讲学展开抨击，亦此期讲学之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