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耿定向第一节

论耿定向

第一节　世界心重：论耿定向

万历九年（1581年），耿定向在与胡杞泉信中谈及：“近溪近日自滇南上京，迂道见枉，议论近较实落。……又时戒弟世界心重，性命心未切。弟心领之。……世界如此宽大，实是为世界耽心者无几。”^[8]耿定向认为，世界心重，虽或有碍于性命之体贴，但是当此世为世界耽心者无几之时，正宜有世界心。他说：“诸大贤世界心重，有余不敢尽耳。”^[9]所谓“世界心”，即有心于世情，亦即关注社会道德问题。

其实，耿定向并不是第一个认为讲学要注重社会道德建设的学者。王阳明在南赣时，曾施行乡约、保甲之法。罗汝芳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任宁国府知府的次年，即立宁国府乡约，并作《宁国府乡约训语》，“联合乡村，各兴讲会”，将讲学与乡村秩序建设活动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推行其道德教化^[10]。但是，罗近溪亦还是认为，性命之学不需要过分地关注社会中的现实问题，而且，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世界心重”隐含着对道德原则的破坏。这种情形在耿定向那里则是不存在的。耿定向很好地将他的哲学思想与其救世原则统一起来，他的道德意识贯穿于其哲学思想中，并且能轻易地落到社会实践的层面。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耿定向可能称得上是王门学者中最早将道德意识的落实与哲学思考的统一联系起来并融为一体的学者。黄仁宇先生说：“这位哲学家（耿定向）同样是在竭力地探求一种既有形而上的根据，又能融合于日常生活的真理。”^[11]将道德意识灌注于哲学思考中并不困难，王阳明的“万物一体”思想，其实即是哲学思考良知本体的“流行”和道德关注中的“仁”的原则的结合。但是，如何从哲学思考中的道德意识推导出社会实践中的道德行为，对朱子学学者来说并不难，在王学学者那里却是困难的。正是这样，张学智先生说：“耿定向之学，有着很强的合理学、心学为一的倾向。”^[12]我们不想探讨其于心学、理学之间的取舍迁就问题。但是，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耿定向重视伦常的这样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在晚明有着深刻的影响。倡言无善无恶的管志道，就继承了其师的卫道意识。耿定向一生授徒甚多，《泰州学案四》内所收焦竑、潘士藻、方学渐、祝世禄，江右学派中的安福学者刘元卿（调父、泸潇）、邹德涵（汝海、聚所）都是耿定向的门人。耿定向本人在督学南畿之时，也喜讲学；并在宁国府与罗汝芳共建过志学书院^[13]。宁国府宣城施宏猷建同仁会馆讲学，即祀罗近溪、耿定向二人^[14]。焦竑说：“吾师天台先生倡道东南，海内士云附景从。”^[15]因此，不夸张地说，在晚明讲学界，耿定向堪称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如果说晚明有一种强烈的卫道意识，那么这种卫道意识就是从耿定向那里开始的，并且在与李贽的论争中逐渐得到加强。耿定向的讲学，立意平和，不出机锋。周之望曾说：“昔在癸巳（1593年）岁……时有倡异学沔间，谈锋甚锐，几盈天下。耿先生以为忧，驰书千里及之。……亡何，耿先生圽其人，上干吏议，其说亦稍稍熄矣。”^[16]耿定向是一个和善的人，他的弟子周一濂说：“吾见耿夫子，如坐春风中。”^[17]耿定向的道德意识，后来还受到晚明卫道的代表人物高攀龙的称赞^[18]。冈田武彦说：“天台的实学，曾得到当时担忧现成派亚流陷于猖狂的王学者和朱子学者的高度评价。”^[19]邹元标为晚明气节之士，却也称耿定向为“昭代淳儒，白首一心”^[20]。

耿定向的学问，则并不是阳明的嫡传。程嗣章说：“黄安耿定向兄弟，虽无专师，然其为王门之学，与泰州一派相近。”^[21]耿定向的思想中，的确有泰州学派的风格在。而且，他本人对于王艮非常敬佩，并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为南畿督学时，以王艮“海内儒宗”，建吴陵书院以祀^[22]。罗近溪尝游南京大中桥，观人来人往，语同游者说：“试观此千百万人者，同此步趋，同此来往。细细观之，人人亦步亦趋无少差失，个个分分明明，未见确撞。性分如此广大，又如此精微。”耿定向对此论深表赞同，并说：“王心斋谓满街皆圣人，盖会得此意者。”^[23]此是公开地表示尊重泰州学派“满街都是圣人”的代表性主张。他信守泰州学派平实之旨，尝言：“凡道之不可与愚夫愚妇知，能不可以对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说乱道也”^[24]，“平常中原是玄妙，粗浅中更是精微”^[25]。但是，另一方面，耿定向是一个比较正统、拘谨的学者，因此，他对于泰州学派中一些学者恣情纵欲的行为不满。尽管他明白“制欲非体仁”，但却还是“称引白沙、阳明语，直以证窒欲、制欲之为学，以辟邓老（鹤）恣欲之为非”^[26]。所以说，耿定向对于礼、敬以及伦常的讲求，又似乎区别于梁汝元、李卓吾这样的泰州学者。在明代诸儒中，对耿定向影响较大的无疑是耿定理、胡直、邹守益、王塘南诸人。胡直虽为江右一派，却最反对“归寂”之旨^[27]，许孚远称其为“忧世之儒”^[28]。王塘南治学，言“去欲”、“振拔”，非常平实，尝引来郭汝霖之讥——“友朋间谓兄论有涉虚玄处，若此何见分毫？正恐务实之或过耳！……无欲可去，乃真能去欲也！本体流行，无处不是，有何可振拔？”^[29]王塘南的“孔子之道，是即卑而高，即近而远，即庸而奇之道”^[30]的论点，与耿定向的思想也非常相似。受这一批比较重视道德修养与社会道德建设的学者的影响，耿定向自然会有极强的道德责任感。

对于社会道德的关注，是耿定向与李贽思想之间的分水岭。正如周柳塘所言，耿定向重名教，而李卓吾（贽）重真机；耿定向以继往开来为己任，而李卓吾以任真自得为趣^[31]。一言以概之，李贽之学是无人无己之学，求自己之超脱；而耿定向之学，则是为人之学，求继往开来。耿定向亦曾说：“卓吾之学，只图自了，任其纵横可也。”^[32]李贽却称耿定向之“不容已”只是一个入孝出悌的小学，与自己所讲之明德于天下事之大学是有差别的。但耿定向则反驳说：这是把学问割成了两截，因为出孝入悌便是明明德于天下。两者之间，本末一贯。李贽视追求个人的超脱为学问的最终方向。耿定向则不同，他认为学者修习性命之学，不仅是为了自己对性命之旨有更深的体悟，还要影响社会道德，不但要为己，还要为人，不但要立己，还要达人。而且，追求个人体悟与关注社会道德、为己和为人之间并不矛盾，若无视社会道德，只求个人体悟，则不过是堕入魔障中，算不得是悟道。因此，耿定向之道德意识，在当时诸儒之间也许是最为强烈的。

强烈的道德意识，使耿定向对于宋儒程伊川及朱熹的态度迥异于同时诸儒。他多次批评江左学风中“视程朱之绪言若诟詈”的态度^[33]。出于道德上的考虑，他劝告朋友当美色于前时，若不能如明道般识真体，则不如效伊川之不迩声色以持志而帅气^[34]。他论朱子，充满崇敬之情：“近世学者往往掊击（朱子），余不敢辨。……尝仰思其继往开来一段血诚，其泰山乔岳一种骨气。反己默视，便爽然自失，悚然内愧矣。……试看前辈名公钜卿，其德业闻望为世重轻者，孰非遵信其言论者哉？有不遵其言论格式者，即不似人，更何言道”^[35]，“盖自阳明致良知之说一出，近世但是谈学者都知驳刺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之为支矣。今考其青天白日之履、泰山乔岳之气、继往开来之心，如此豪杰，顾曾见几人哉？”^[36]。

在明代诸儒中，耿定向最服邹守益之醇正。盖邹文庄之学主戒惧恐慎、庸言庸行，亦与耿定向所强调之道德意识有相通处。当徐阶督学江西时，“率诸生肃文庄讲道于贡院。文庄发明性善之旨，人以朱、程再见”^[37]，亦可见邹守益之端正。万历九年（1581年）耿定向撰《明河南按察司佥事邹伯子（德溥）墓志铭》，称“余近于文庄之学，信之加笃”^[38]。万历十二年（1584年）耿定向撰《广德州祠碑》，言“先生（王阳明）及门诸贤有得者不少，顾实承宗传、秉正印者，余惟归心东廓邹先生一人而已。……今行年六十一，外涉世之久，目击承学之弊日众，始惕然深识先生（邹守益）之苦心”^[39]。一友为其述无念僧对罗近溪咆哮一事，耿定向说：“籍令无念遇东廓诸老，亦敢如此咆哮否？其咆哮亦有以也。”^[40]对邹守益极为推崇。另外一名学者刘养旦对他亦有影响。耿定向《明提督云南学校按察司副使刘公墓志铭》云：“公学主实践躬行，其引掖流辈最惩虚见。余往在留都，间举心斋王先生语以开示学人，冀有悟入。公闻之，寓书规余。大略谓世之学者多喜高简疏旷，其流将猖狂而不知检，愿公为流弊预防云。”^[41]由此可见，耿定向道德意识之养成，除自宋儒程、朱之处吸取养料外，还受到江右学派的影响。

强烈的卫道意识，使得耿定向对于学者言“当下本体”和“无善无恶”表示出强烈的担忧。在与王畿的信中，他说：

圣人重名教，亦是权法。往闻丈教，欲人破除毁誉。此第可与高明好修者道，令之逼真入微可也。若以为训，恐将使天下胥入于顽钝无耻不可，振励尚且不可。今并将是非之心看作标末，不将使天下胥至于惛惛懂懂耶？……人有真志，即令师致知一言，亦已终身受用，不必别为高论。否则即此极深入微之论，人且借为藏慝蓄垢之资也。^[42]

在给杨复所的信中，他也谈及相似的问题：

顷闻足下开悟同志，时时提缀当下本体。……且曰：口之说话，性也，而商道论学，而或詈訾媟亵，无以别耶。足之运动，性也。而履绳蹈矩，而或跌宕趋蹶逾墙，无以别耶。有物有则，帝实命之矣。固知实悟者决如此，决不如彼，见黑中初机。浅学业习未溯，愤悱未至，而志原未有树也。一旦偶从口耳上承接，辄自侈得悟，冒认承当，猥云一切皆是，而猖狂恣雎，悍然不顾者，盖不少矣。^[43]

耿定向对于无善无恶一语持警惕态度。他说：“圣教虽多术，主善为常师。”^[44]他在《与方伯刘晋庵》一书中说：“载读教札中述龙溪王先生谓罔觉不知为真知真觉云。仆亦曾承其指授及此矣。惟此实无善无恶之境……（即）吾儒所云至善，佛氏所云圣谛第一机也。顾实达此者，便众德万善，胥从此生，纤恶尘慝，胥从此消。即善且无，况恶耶！”但他认为无善无恶之境，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倒是一些学者未及见道，便侈言无善无恶，“将此境为集毒藏垢之薮”^[45]。

因此，耿定向在谈及其为学宗旨“真机不容已”时尽管称许罗近溪“无念”的主张，但却又说：“密自反观，实无无念时。……学者从念上研几，闲邪祛偏，此亦是复性实功，似未可尽破除。”^[46]所以，耿定向将道与学区别开来对待，认为学是比道更合孔子本意的东西。他说：“盖惟学字昉于《说命》篇中，孔子提缀出来，以陶甄天下万世，至矣！近世大多虚见，以言道而不知学，异于孔子指矣。”道学相兼，“言道不知学，异学也；言学不言道，俗学也”，“真知道者，学在其中；真知学者，道在其中”^[47]。他要求学者道学相兼，即工夫即本体，而不是单纯地强调本体，追求超悟。针对当时学者猖狂恣肆的态度，他主张“恭敬以求仁”^[48]。

耿定向反对将“道”视得太高太玄，明确表示反对江左的虚无之风。这种批评，主要是针对王畿之后的浙中学派。他本人对于王龙溪亦不甚服，称其“本未大彻，其不能光显此学无怪也”^[49]。在他的论述中，多次出现对江左学风的批评。在他看来，江左的学风最大的毛病是深染于佛教，为佛书迷蔽，“耳摽虚无之见趣以为性命”^[50]。这种学风，使学者略窥得一些影响便以为得了无上妙道，“高者耽虚归寂，至于遗物离伦；卑者任性恣情，至谓一切皆是”^[51]。正是面对这种空虚的学风，耿定向提出即事即心之说，提出庸言庸行中即含精微之旨。他的思想，奠基非常平实，但却又追求着比较高的境界即不容已的境界。不容已与孟子的恻隐之心隐然相通。但是，这种不容已，由于有着慎术一关的控制，总不会溢到纵欲的地步去。他认为道虽精微，但却在平常日用之中，尤其是存在于以伦常为主要内容的礼法当中，存在于孝悌之中。他说：“尽人道者便是知道”^[52]，“除却孝弟，更明何德？”^[53]即伦常即道，离伦常无道，所谓“除却孝弟无道，除却言行无德，除却师友无仁”^[54]。故学者非但应当“于穿衣吃饭处常明常觉”^[55]，尤当克己复礼，以至于道。他说，孔门宗旨是仁，但仁就是礼，所谓“圣门言仁，便说个礼”^[56]。礼正是儒学区别于佛道二氏之学的机窍所在。古代的圣人制作出燕享交际婚丧之礼，正是为了达到不容已之真机。因为只有守礼法，照圣人所说的去做，才能做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而这正合圣人“使人由之，不使知之”的教法。所谓不容已者，只能即子臣弟友根心处识取。这种仁即礼的观点，也是罗近溪所坚持的。如罗近溪曾言“仁、礼一体而互用者，礼非仁弗达，仁非礼弗明”，“善学，则即孝弟而终至于圣神之大”^[57]。求仁正所以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而要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并不需要逾越圣人所为之礼。相反，只有守礼才能真正达于仁，达于不容已之真机。

同时，耿定向想必也知道，守礼的一部分内容是做给别人看的。因为，他认为学问的最终方向并不单单是个人的悟。相反，如果因为只强调个人的体悟和超脱而背弃伦常，放弃人道，离仁反而更远。因此，尽管耿定向并不认可罗近溪、周柳塘对其学问的定位，但是，平心而论，他对于社会道德的关注充分说明“为人”在其哲学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耿定向的思想，以及他对于社会道德的强烈的维护意识，影响了一大批学者，包括其弟子刘元卿和管志道。当时安福讲学者周一濂言：“以余观于今，有耿先生、刘征君也，一以雄鸣，一以雌应，盖运有所会，若将俾之为负为辅，相成以弛大道云。”^[58]管志道的讲学，基本上以无善无恶为宗旨，但是却又包含着无限的道德责任感，构成晚明非常奇怪的一种道德观。刘元卿的卫道之心不逊乃师，但是其思想微有不同于其师处，而对于讲学的热情以及通过讲学建设乡村秩序的决心是耿定向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