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讲学与讲学宗旨之变化
第五章 回归：东林讲学与讲学宗旨之变化
明代中晚期讲学基本上是以阳明学为主流，然而随着王学末流的流弊渐多，讲学活动开始有向程朱之学转变的迹象。我们无法揣摩这种迹象是如何发生的。但是，从16世纪80年代以来，耿定向、许孚远等一批重视社会道德建设的学者，开始一反此前蔑视宋儒的态度。此外，王学的一些标志性特征，亦开始为讲学者颠覆。例如，王阳明以《大学》“明德新民”之“新”当作“亲”解。耿定向仍训“亲民”，但是刘元卿却说“新民”。刘元卿在《答贺天衢》信中说：“《大学》所谓明明德，即仁义也；《大学》所谓新民，即仁之亲亲，义之尊贤也。”[1]虽然，刘元卿未必是从朱熹那里得“新民”二字，但是，对“亲民”二字的不复强调，说明阳明学的讲学者也开始偏离阳明学的轨道。此后，更有一批学者直接号召讲学当以程朱为鹄的，而以晚明太湖沿岸出现的东林学派为典型。
太湖沿岸的苏南和浙江一带，素称人文鼎盛。不过，文学家多于理学家，讲学风气不盛。王龙溪曾讲学于宜兴、苏州[2]，但是也只是游历经过，并没有带动当地的讲学之风。从讲学的人员看来，这一带少有热衷于讲学的学者。武进薛方山，虽然从学于欧阳德，却最厌讲学，又因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时罢黜王龙溪，“一时诸儒，不许其名王氏学者”[3]。唐顺之虽然有学者之名，但文人及能臣之气息甚浓。因此，这一带地区的讲学风气素来不浓。直到16世纪的90年代，以顾宪成（1550—1612年）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讲学相风尚，遂构成当地乃到全国的一件文化大事。管志道也说：“吾吴以文学名于世而理学一窍独塞，今毗陵有数君子，彬彬向学，不谓众枭之鸾凤不可也。开端则顾叔时之功居多。”[4]历史学家或称之为东林运动。[5]
东林讲学的特殊性有二：第一，在这一地区本来是没有任何的讲学传统，东林的讲学更多地体现了程朱理学对晚明一些知识分子的感召；第二，与晚明其他地区的讲学活动相比较，东林讲学更明确地提出以程朱之学为讲学的标准。由于没有本地区的讲学传统，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讲学活动如何地从个人的讲学演变为书院的讲学，最后演变成众多书院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书院，以东林书院为核心，通过讲会的形式，紧密地结合为一个地域相邻、宗旨相近、成员交叉的书院群。1996年出版的日本学者小野和子的《明季社考——东林と复社》一书，还提出了东林书院网络的概念。涉及晚明书院的论著或多或少地提及东林与其他书院的“声气相通”的问题[6]。小野和子指出，太湖沿岸的东林书院、经正堂、志矩堂、明道书院、虞山书院，交往非常密切，且东林与徽州、吉安府、关中的书院亦“超越空间，密切交流”[7]。那么，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讲学，以及随之兴起的吴地书院群，会对晚明的讲学运动带来什么样的色彩呢？东林讲学活动，会对讲学运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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