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社及同善会

文社及同善会

第一节　书院、文社及同善会

《明史·熹宗本纪》：“（天启）五年（1525年）八月壬午，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何谓东林讲学书院？御史张讷之言可为注脚。张讷攻讲学，言海内书院最盛者四，东林、江右、关中、紫阳，南北主盟，互相雄长，而余懋衡、冯从吾、邹元标、孙慎行为四大头目，并宜处分^[8]。后来所毁书院，亦多为此四地之书院。因此，所谓的东林讲学书院，即指东林、关中、江右、徽州四地的书院群，这可视为广义上的东林书院网络。然而，实际上，无论是东林，还是江右、关中、徽州书院，都不是指单个的书院，而是指流行于上述各地的书院群。以东林而言，则除东林书院而外，还包括了常州府武进县的经正堂、宜兴县的明道书院、苏州府常熟县的虞山书院、嘉兴府的仁文书院、镇江府金坛县的志矩堂，以及一些文社。它们之间有着相近的宗旨，成员相互交错，并且往来讲学不辍，从而在环太湖沿岸形成了一个书院网络，似可称作为狭义的东林书院网络。

虞山书院，在苏州府常熟县，为知县耿橘^[9]所建。该书院始于宋，后废兴不时，初名文学书院，明宣德正统间改名学道书院，嘉靖乙丑（1565年）知县王叔杲重建，改名文学书院，万历八年因张居正禁书院而毁^[10]。王锡爵《重建虞山书院记》云：“岁丙午（1606年），耿侯初令尉氏，以治行高等徙令兹邑……乃修复言子之祠，闢书院于左，前者为堂，后者为室，而加以重楼邃宇，胪列其次。”^[11]至此乃以地名，改称虞山书院。书院五月告成^[12]，“筑室百堵，中为堂五楹，而颜之曰学道，翼以斋庐，表以重楼，虞山为枕，琴川为带，深秀弘敞，可息可游”^[13]。书院祀孔子弟子言游，其规制完备。书院建成后，“则与诸缙绅先生青衿文士约为文会、为讲会，会有期。及期，即四方同志之士皆至，推有道术者主盟，随问剖析。有所发明，授之笔记，皆可印证圣学而其进揖让彬彬焉”^[14]。黄家谋《虞山书院月讲义约序》也说：“月之三群多士课艺其中，月之九会大众讲道其中，四方负笈来从，一时桥门观听者盖趾相错焉。”^[15]每月三日的课艺在言子祠后的有本室内举行^[16]，大会则在学道堂举行。学者前来讲学，书院设《宾簿》，“责着经管人役常川伺候，凡有宾至，不时登簿。远者书院安歇，随供茶饭，近者随便。务于本日晚连簿进案，以凭次日拔冗相接。仍要禀明尊宾果系讲学论文不干时事道义之流，方好接待，毋得一概溷登。其会日来者随登随禀，知宾随即延入讲堂”^[17]。从此段文字看，虞山书院的主持者知县耿橘为书院内的讲会设定了较齐备的接待制度。会薄、知宾等制的设置，饮食住宿的供应，说明虞山书院的讲会因为有政府的支持而非常完善。所以申时行说：“至有饷给，居有供具，拥皋比而环桥门者相属也。”^[18]且其会讲的资格亦无限定，非常开放。《会簿引》内说：

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境地方，但愿听讲，许先一日或本日早报名会簿，俟堂上宾主齐，该吏书领入，照规矩行礼。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但不许不通名姓，乘机溷入，不守规矩，紊乱喧哗，致失会体。^[19]

看来，非但听讲的资格没有限定，若是平民而有一定的素养，还可以上堂讲说，实在是一种开放型的讲学。

虞山书院的讲学，与东林讲会关系颇为密切。张鼐撰《会语志》，即言：“虞山会语开发淳至，请认取东林会上言，无徒以言语读也。”顾宪成为之撰《虞山书院言子祠记》：“当夫一堂之上，彬彬济济，非性命不谈，非礼法不动，居然圣贤之徒也。”^[20]而张鼐就曾多次讲学于东林会上^[21]。曾与东林关系甚密的杨廷筠（淇园）亦曾入虞山书院讲学，谓诸生曰：“诸生在书院中，切不可务虚名。讲学必须真实求个学问，做人必须真实做个人品。”信从罗近溪“当下”之旨的左宗郢亦曾讲学其中，并与高攀龙、史际明辩论。左宗郢说：“罗近溪先生每拈当下两字，要人即在现前认取，最为吃紧。诸老先生即今当下，还是扫除？还是保任？”这已经涉及“现成”是否即是“良知”的重大问题。对此，高攀龙的回答是：“扫除、保认总未是究竟，除切扫除、保认，老公祖试拈看。”左宗郢说拈不出，于是史际明给出东林派的答案：“先儒言，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从这些辩论，可以看出东林对于“现成良知”的态度。万历三十五年（1608年）三月，方学渐之子方大镇讲学于虞山书院，十九日，东林诸君子因方大镇的到来，都来虞山书院会讲^[22]。张鼐的《虞山书院志·会语志》立教主一人，即顾宪成。

经正堂又称龙城书院，在常州府武进县，初为常州府知府施观民所建。顾宪成未第时，曾应施观民之邀讲学于此。后来，张居正正是以施观民借建书院而敛财为借口，发动万历七年（1579年）的禁书院运动。然时过境迁，书院复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常州府知府欧阳东凤（1589年进士）^[23]“赎地建先贤祠，又创经正堂、传是堂，与诸贤讲学其中，盖避书院之名而举行其实”^[24]。讲学推钱一本为主盟。钱一本，字国端^[25]，武进人，万历癸未（1583年）进士，素热衷于讲学，其在江西吉安府为庐陵令时，即重修白鹭洲书院，讲学其中，有《时雨楼讲义》^[26]。他笃信阳明之学，在吉安时，曾重刻阳明之《大学古本》，“摘（阳明）先生集中数条及邹文庄、罗文恭二公集中语有足发明者并刻入之”^[27]。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他以争国本被削籍，此后不复轻出，自言“此关一闭，自矢终身不开”，一时朝野共仰如泰山乔岳^[28]。家居二十年中，钱一本以讲学为事，与“顾宪成辈分主东林讲席，学者称启新先生”^[29]。时人陈嘉猷在为方学渐所作《东游记序》中说：“毗陵（武进古名）与桐（城）并隶畿辅，而界桐之东则有泾阳顾公……而钱启新所主经正堂之会，亦其宗派也。”^[30]

明道书院，在常州府宜兴县城东隅周孝侯墓侧，县令喻养微为史孟麟讲学建，周孔教题其额^[31]。“（其）基乃常少玉池史公故业，始其议者予（邹元标）同年定所俞公暨文石张公，任其事者旧令南昌养微喻公”^[32]。按史孟麟，字际明，宜兴人，又称玉池先生。喻养微，南昌人，万历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1605—1610年）任宜兴知县。且史夏隆《明道书院记》中说：

明道书院，先君子继东林书院而手创者，先君子同高忠宪襄事顾端文修复东林讲会，因朝夕之便建书院于宜城。……讲期定于朔望，有不远千里来赴者如邹南皋、刘念台诸先生，近则顾、唐、高、姜、钱诸君子。^[33]

可知书院之建在东林书院之后。据《顾端文公年谱》，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史孟麟“建明道书院于荆溪”，以为讲学之所。不过，史孟麟有《题时习会约》云：“余以今上戊申（1608年）立讲会于明道书院，从同志请也，祁寒溽暑则辍讲，风凡四阅月，用东林之约。”^[34]似乎史孟麟在明道书院正式建成前曾于该地讲学，且用东林会约。由此可见，明道书院实是东林讲学网络之一节点，据说“一时名贤学士云集，与东林相辉映”^[35]。宜兴一地，尚有南岳为顾宪成讲学处。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顾宪成曾赴金坛讲学，以为“此会于城不宜，恐生事端，须觅一佳处”，遂讲学于南岳^[36]。南岳在宜兴西南十五里处，有珍珠泉、卓锡树、洗肠池，风景极为秀美^[37]。

仁文书院^[38]，在浙江嘉兴府，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知府车大任、知县郑振先建。崇祯《嘉兴府志》卷十一官师载：“郑振先，字太初，直隶武进人。……是科庚子（1600年）本邑庠得隽独盛，更设仁文书院。”车大任《嘉兴县创建仁文书院记》载：“顷以辛丑（1601年）秋领郡，滥竽此中，则目睹青衿循循雅饬载道之器，乃跃然叹曰：‘文运本于山川渊源，得之师友，今天下无一郡无书院者，檇李（嘉兴古称）固首藩名郡，独兹缺典，作人之谓何。’嘉兴郑君亟图之。”^[39]仁文书院讲学的主持者，是岳元声。岳元声（1557—1628年），字之初，号石帆，癸未（1583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为水部主政时与顾允成、张纳陛同疏论三王并封，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削籍归，家居讲学^[40]。然其人品似未可观。张履祥尝言屠弘胤为诸生时，岳元声讲学天心书院，欲罗致讲学，屠弘胤“薄其人，未尝往”^[41]。然同为嘉兴人的李培却对岳元声评价甚高：“吾禾石帆岳先生伯仲倡道多年，力砥颓波，海内同心，并烝烝向往。”^[42]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顾宪成曾讲学于此。《东林商语》载：

岁戊申（1608年）正月之六日，予过其邑，访岳石帆伯子，时且晡，诸茂才闻之，偕诣石帆第请予赴地，遂与石帆及令弟仪部石梁、孝廉石龙及沈孝廉汝讷、高孝廉明水偕往。……列左右，各歌《诗》一章，敲金戛玉，递相倡和。^[43]

志矩堂，在镇江府金坛县，为于孔兼讲学之所。民国《金坛县志》卷九人物载：“于孔兼，字元时，幼立志趋，以程朱之学为己任，登万历庚戌（当为庚辰，即万历八年，1580年）进士。……家居二十年，杜门读书，筑室西郊，颜其堂曰志矩，名其亭曰八卦，讲肄其中。”又《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轶事载：“于景素先生：张秋绍传先生云，先生调安吉州判，一赴浙即投牒归，就邑西郊建志矩堂，筑八卦亭，偕士友讲肄其中，而时过荆溪至锡山与东林讲席。”按，万历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京察，赵南星被谪，于孔兼等疏救，谪安吉州判。所以志矩堂的兴建当亦在1593年后不久。于孔兼之学，以下学上达躬行君子为宗旨^[44]。顾宪成曾与高攀龙、吴安节、诸景阳三人讲学于此，有《志矩堂商语》^[45]。

此外，松江府钱渐庵所建的日新书院，也请顾宪成作记^[46]，且钱渐庵及子钱龙锡亦游于东林^[47]，松江人士如俞汝楫至为“东林、虞山聘主席者再”^[48]，顾宪成还曾数邀陈继儒（1558—1639年）讲学^[49]，故松江之讲学亦可说是此网络中一节点。东林书院网络还包括了一些会社，择其要者而言，有邹期桢用于传授举业的文行社、吴觐华的五经会、华允诚的家会以及由钱启新、高攀龙主持的慈善机构同善会。

邹期桢，字公宁，无锡人，尝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为诸生三十年而未中举，壬午（1642年）逝，学者称经畬先生。《锡山逸史》称“明季邑中名师推荆畬期桢……荆畬为诸生二十年，试在利钝之间，拥皋比为诸生师，弟子之盛无过之者，尝设讲席洞虚宫，室不能容，乃就文昌阁下开轩，可容百五十人，岁以为常，特著文行社，社约三章”，诸负挟邪僻者匿影去^[50]。高攀龙曾为之撰《文行社记》。

吴觐华（1565—1632年），名桂森，字叔美，觐华为其号，又号息斋^[51]，自署东林素衣，学者称素衣先生^[52]。《东林书院志》卷九邹期桢《吴觐华先生墓志铭》载：

先是庚戌（1610年）谋之两兄弟绍华、见华二公及季君为五经会，召一邑耑门名家共相参订，每会奉先师像于堂，集一门子姓尊卑长幼数十人轮讲五经。……辰集酉散……俨然杏坛一会矣。三年经会竣，复仿义门郑氏家会。

五经会在1610—1613年间举行，这段时间也正是东林讲会较盛行之时。经会之后的家会亦有记载：“戊午（1618年）举家会，会必手书《诗》、《礼》两条，粘于壁上。”^[53]钱启新尝讲《易》于五经会，而华认庵、邹期桢等人亦曾参加^[54]。

华允诚（1622年进士）^[55]的家会创始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创办者除华允诚外，还有其两位兄长华汝翼、华汝正，而高攀龙、吴觐华及宜兴诸恕行等学者曾参加斯会^[56]。

同善会是晚明新兴的一种慈善机构，最早出现在万历二十八年（1590年）的河南虞城，为杨东明所创^[57]。随后同善会的概念传至江南，不久，钱一本在毗陵（常州府武进县）建立同善会，刘元珍助之，叶茂才“过从不倦”^[58]。高攀龙曾撰《同善会序》说：“钱启新先生倡同善会于毗陵，其会岁以季举。”^[59]《东林书院志》卷八高攀龙为刘元珍所撰《墓志铭》：“乙巳（1606年）言事归，与顾泾阳先生讲学东林，自喜得归宿地，钱启新先生行同善会于毗陵，东林益畅其义，邑中好义者百余人应之。忠孝节义之贫者有助，鳏寡孤独之贤者有助。”万历三十二年（1614年）高攀龙在无锡也建立同善会，该会维持至1671年，前后举会八十六次^[60]。万历崇祯年间，江南的同善会超过十所。同善会既负有社会的和经济的功能，更具有道德上的功能，与会者听主持者关于道德修养的演讲，如高攀龙就有《同善会讲语》三条^[61]。正如《东林书院志》卷十一高世泰所撰《施旷如先生传》中所说：“（同善会）原以分财教善兼行，当年有会即有讲，讲即有刻。”乔安娜·汉德琳说：“如我们所见书院的繁盛一样，同善会也部分地反映了晚明结会的潮流和为这些组织争取合法性的努力”，而高攀龙的弟子陈龙正“更多地将同善会与那些致力于教育、道德和宗教目的的组织——书院、乡约和放生会——联系起来，而不是与传统的慈善机构相比附”^[62]。

此外，在东林书院内，诸生们亦常自为会，即所谓会中有会。据记载，“万历乙巳（1605年）、丙壬（1606年）间，讲席方盛，每月三日大会之外复有一小会，高先生门人秦彦熙氏尔载主之，约同志数人每于月之十一日赴院讲论，有所得则疏记以就正先生”^[63]。这种诸生自为会的举动得到顾宪成的赞赏。他感叹说，“友不厌少贵其精，会不厌多贵其真”。他还说：“一番合并则一番振作，固彼此之所以相成也。”^[64]这“彼此相成”的信念，正也是东林书院网络形成的基础。

严瑴曾这样说：“自万历甲辰（1604年）顾高倡学梁溪，于是前乎此者以东林为应求，后乎此者以东林为宗主。”^[65]东林网络的构成，包括了书院、文社和同善会等形式。因此，书院与文社的关系很值得我们去探讨。例如，顾宪成早年曾是无锡惜声社的成员。《锡金识小录》载：“隆万间邑中文社最盛，其尤著者曰惜阴社，共二十四人。……顾叔时宪成。”^[66]参加过东林书院和虞山书院讲会的文人，在稍后又纷纷组建或加入文社，如瞿纯仁之于拂水山房社^[67]、钱谦益之于复社，或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东林书院网络与晚明的文人社盟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这样说，东林书院网络实质上是承继了吴中文社之风并与阳明学讲会的组织形式杂糅而成的，是学术讨论传统与吴越文人习气的共同产物。顾宪成、高攀龙等学者的游学，使东林书院的影响逐渐扩及到其他的书院，这即是一个网络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