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讲学到丽泽约

从个人讲学到丽泽约

第二节　从个人讲学到丽泽约

东林讲学是从顾宪成个人讲学开始的。万历四年（1576年），二十七岁的顾宪成中应天乡试第一名。明代实行两京制，北京举行的顺天府乡试和南京举行的应天府乡试最为有名，其中的第一名即解元常常是次年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的有力争夺者。顾宪成年仅二十七岁，夺得应天府乡试第一名，自然名震天下。学者相集从学，想来是很正常的事情。据其孙顾枢所编《顾端文公年谱》，万历六年（1578年），宜兴史孟麟前来问学。《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轶事亦载：“公（顾宪成）造就英才，教育不倦，最先得史孟麟诸人，以后四方从游者多留泾肄业。”万历七年（1579年）顾宪成“授经虞山及松陵、檇李（嘉兴）间”，同年丁元荐前来问学。万历八年，顾宪成中进士二甲第二名，时主考官为申时行。在京中，顾宪成与魏允中（懋权）、刘廷兰（国征）以名世相期许，慷慨论列，时人号称三解元。当时的首辅张居正即对申时行说：“贵门生有三元会，日评骘时事，居然华衮斧钺一世矣。”^[68]从万历六年（1578年）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余年间，顾宪成大部分时间都在朝廷任职，只是利用假期（1584—1586年）和守制（1591—1594年）的时间来授徒讲学，而造就人才甚多。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五月，顾宪成在会推阁臣中力推王家屏，忤旨，降杂职，寻革职为民，九月抵家，始作《小心斋札记》^[69]，开始专心于理学。在他的身边，逐渐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因“弟子云集，邻居梵宇租寓都遍，至无所容，先生（顾宪成）商之仲、季，各就溪旁近舍构书室数十楹居之，省其窳，资其乏绝，萃四方学者，课之同人堂。择其中可以语上者朝夕镞砺，期于有成”^[70]。同人堂在小心斋的东面，由顾宪成的兄长泾白公为其创建^[71]。当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课士于同人堂时，从游者有史孟麟、丁元荐、缪昌期、夏九鼎、钱士升、安希范、吴钟峦、马世奇、张大可等人。如安希范、丁元荐、史孟麟等人，后来都成为东林书院的骨干^[72]。史孟麟在1610年创建的明道书院，更是后来东林书院网络中的一个讲学重镇。所以，这段时间的讲学，可说已为东林书院的成立打下了组织上的基础，而同人堂，也可说是东林书院的雏形。

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东林书院的建立，似乎是积十年之酝酿而成。东林书院固然是明代讲学的一部分，也是自明中叶以来讲学的自然发展。然而，若没有一批削籍闲居的官员，东林书院则亦不成其为东林书院。这也正是东林书院与政治之相关处。当时，君子多不安于位，大批正直的官员被贬归乡，而吴中之地尤盛。东林书院的主要创建者及东林讲会的主要参与者，如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史孟麟、钱一本、于孔兼、张纳陛、薛敷教、安希范等人，都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或二十二年被罢官。而其因或为争国本，或为争癸巳（1593年）京察^[73]。此外，作为东林讲学的另外几名骨干刘元珍和吴桂森、邹期桢，或以亲老家居侍养，或仍是未入仕途的儒生。赵南星说，时“林下充实，吴中尤最盛”^[74]。总之，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东林书院成立的诸种条件，尤其是讲学骨干，业已形成。顾宪成在与高攀龙的信中纵论吴地人物之后说：“吾吴尽多君子，若能联属为一，相牵相引，接天地之善脉于无穷，岂非大盛大事哉！……邹大泽近作尚行书院，甚可敬，弟素有此一念。”^[75]《剑桥中国明代史》论及此点时说：“在1594年夏季之前，所有具有这个运动的特点的要素都已经显露出来：可能的成员，领导人物，蔑视迫害的高尚理想和思想论战的才干。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为学者的聚集提供了极好的环境。”而所缺者似乎仅是契机而已。

这契机的出现，就是17世纪初年顾宪成、高攀龙与管志道的辩论。顾宪成与管志道的辩论，是晚明学界的一件大事。管志道认为阳明所说的“性无善无恶”并非凭空臆想，而是周濂溪“太极本无极”的合理延伸，而顾宪成则认为“无善无恶”之宗出于释氏^[76]。从思想史的路径来看，此次辩论是钱绪山与王畿、许孚远与周海门的辩论的延续^[77]。据管志道所言，此次辩论是由管志道的《求正牍》触发：“固知天下必有以过量罪我者，而泾阳（顾宪成）实首发之。故尝对所知云：有不肖之《求正牍》，安可无泾阳之《质疑编》。”^[78]管志道之《求正牍》，因其师天台先生（耿定向）催答《蠡言》等书而发，故又称《师门求正牍》，其内容则“合孔释而较量之”，提倡三教合一，故而引起学界瀚然大波。《顾端文公年谱》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八月，顾宪成会南浙诸同人讲学于惠泉之上……时太仓管志道以绝学自居，一贯三教而实专佛氏，公与之反复辨驳，积累成帙，作《质疑编》。”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八月的阳羡山之会中，顾宪成再次与管东溟辩无善无恶之论，作《质疑续编》。实际上，辩论并不局限于顾、管二人，高攀龙等学者亦纷纷加入。据说，惠泉讲会后，“毗陵二三君子皆力主公（顾宪成）之说”，标志着顾宪成的学说已不单单为其弟子所认可，也为其友辈所认可，所以说这是与管东溟辩论的一次大胜利，也可视为其学说由一种个人治学手段向群体思维方式转移过程的又一突破。安希范在龙山会（惠泉之会）后给于景素的信中说：“泾阳先生肇此盛举，其与人为善之心良切，即不肖如弟亦在包荒之内，吾辈真不可负其意也。”^[79]通过讲会，顾宪成与钱启新、薛敷教等人之间，已达成一种共识，即对管东溟“无善无恶”之论的否定。于孔兼就曾在给吴达可的信中说管志道“入于邪佞，出江海波澜之笔，为操戈入室之言”^[80]。故张夏也说：“君子称曰：‘天泉一证而无善无恶之说自此大行，二泉一证而无善无恶之说自此渐熄。’”^[81]

唐君毅先生说，无善无恶之流弊“可至于使人于一切善恶之辨、君子小人之辨，更不加意。则于人之一切行事，亦可更不加善恶之拣别，于己则任其一己之好恶利害之情识，以与良知相混为用。此则为当时之湛甘泉学派中人如唐伯元、许敬庵，承程朱学之陈清澜、邹东郭之再传弟子李见罗，以及东林学派中人所共同感到，群起而以对阳明之无善无恶言心性加以诘难攻击之故也”^[82]。秦家懿先生也指出，四句教之超善恶问题，乃“接近所谓正统和异端的最后分界线”^[83]。故当时诸多学者出于道德上之考虑，群起而响应。所谓东林学派，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形成的，东林书院的建成亦是因为此种论辩之需要。高攀龙亦开始力辟管东溟的“无善无恶”之旨，他在无锡城内创办了乐志堂进行讲学^[84]，并在后来直接推动了东林书院的创建。《东林书院志》卷七叶茂才为高攀龙所撰《行状》中说：

（高攀龙）与管东溟先生辨无善无恶之旨，观听者踵相接，至无所容，于是泾阳先生倡议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吾辈可无讲学之所乎？乃集同志数人醵金数百，卜筑杨龟山先生讲学遗址相传所谓东林者，与诸友栖息其中，每月集吴越士绅会讲三日。

在当地官员如常州府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等人的支持下，东林书院终于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建成。书院大门二楹，榜曰东林书院，进门依次为丽泽堂、川堂、依庸堂，皆三楹，后为燕居庙^[85]。十月朔，定道南祠配享位，顾宪成作《启南浙诸同人》：

东林之役，幸邀灵竣事。远惟子与之仁而求其辅，会莫亟焉；近惟茂叔之义而求其乐，聚莫重焉。下衷不胜，大愿屈道驾贶临主盟。伏蒙惠然，夫岂惟某等，实拜门下之赐。会期卜于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谨闻。

十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大会如期召开，“上至京口，下到浙江以西，同志毕集，相与讲德论学，雍容一堂……远近绅士及邑之父老子弟或更端而请，或环聚而观，一时相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顾宪成作《东林会约》，一仿白鹿洞学规，又作《东林商语》，“《商语》记会中所商之语，以后每年有刻”^[86]。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东林书院的建立，使顾、高等人的讲学开始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此后“东林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每月一小会，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举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为始，余月以十四日为始，会各三日”^[87]。而讲学的规模也随越来越多的讲学者的参与和讲学热情的高涨而扩大。据称，“集友士为会，至者尝千人，东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88]。东林书院开始影响邻近的一些讲学组织。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创建的虞山书院成为东林最先渗透的书院。虞山书院坐落于苏州府常熟县，受居于苏州的管志道影响较大。虞山书院学道堂有一联，即为管志道所撰。联曰：“孔子学何学，曰圣与仁，是时习之悦，悦斯，朋来之乐，乐斯；孔子道何道，曰一以贯之，多学而识，识此，忠恕而行，行此。”^[89]尤其其主持者常熟县令耿橘，尝“自言只信得孔曾，至孟子便容商量，新安殊不甚服”。这种话，颇有些狂禅的习气。同年耿橘来问学，顾宪成虽然拒绝了耿橘“执弟子礼”的要求，但趁机对他非议孟子和程朱的说法严加驳正。所以东林书院向虞山书院的渗透，似乎有些向对立学派控制的书院渗透的味道。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五月，虞山书院举行第一次大会，顾宪成赴会，作《虞山商语》，高攀龙也参加了此次讲会，并对阳明之后学者“人人自谓得孔子之真面目而不知愈失其真精神”的现象大发感叹^[90]。九月再举行大会，时“东林诸先生毕集地于虞。……起莘钱先生一本、少白刘先生世学至自晋陵，泾阳顾先生宪成、景逸高先生攀龙、我素安先生希范、玉弦成先生心学、本孺刘先生元珍至自梁溪，徹如吴先生正志、文石张先生纳陛至自荆溪”^[91]。俞汝楫记录下了当日的会语。从会语来看，此会中管志道是讲会的中心人物，大量的对答是在他与别人中进行。顾宪成和管志道的直接对话也出现过：

（陈）抱冲又举禅门安心之说。泾阳曰：“有个譬喻，有人见了一多须人，问夜间须安何处。那人至夜，安在被内不得，被外不得，一夜睡不去，这便是一个安心的公案。”合席皆因之失笑。东溟曰：“言笑虽是天机，亦不可过。”^[92]

东溟此语，似是不满顾宪成之语态。大会中还有讨论阳明与朱子同异的。属东林学派的笪抑之说：

阳明先生之良知，是从源头处讨消息；紫阳先生之穷理，是在究竟处下工夫。阳明玲珑，学问中不可无此点化；紫阳牢固，学问中不可无此绵密。两者合参，政是孔门学脉。若分为两项，恐圆士宗良知，自谓千□万彻而把握不定，弊也狂也；方士宗穷理，自谓左规右矩而拘挛不化，弊也腐也。有志者宜默会其全，不必坚攻其党。^[93]

此语对紫阳学术及其功用作了较高的评价。此会效果如何，不得而知。然会后耿橘给顾宪成的书信中说：“管东老勇于认囗，平日尊佛一意，不惟不见于笔，且不形于色。讲学之效如此。”^[94]顾宪成在虞山的讲学，确立了东林学术宗旨在虞山书院的地位，在后来由孙慎行、张鼐编写的《虞山书院志》，于卷七会语志中为顾宪成单立教主一门，而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耿橘列入东林学案之中，似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十月十九日，高攀龙、金玉铉等四十余人复会于虞山书院絃歌楼^[95]，张鼐作《絃歌楼纪会》言：“今夫讲学者，传圣人之精神者也；众人执讲学以求圣人，而圣人之精神不传，则或于觞咏宴游之间而传之。”^[96]对此，顾宪成的评论是：“指点当下，可谓亲切。”其指点当下，“只是本体的影子，却正是功夫的样子”^[97]。至此，虞山书院成为东林讲学的另一枢纽，所谓“撤东林之皋比以就海虞书院”^[98]。这是东林书院网络扩张成功的第一个典型。

然而，讲学的风气虽开，而讲学的场所却依旧局限于东林、虞山两地。讲学亟须在地域上进行开拓，以形成一个以东林为核心的辐射状的网络。这种努力在持续地进行，而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臻于大成。其标志即是《丽泽约》的订定，“戊申（1608年）秋，史际明与于（景素）、吴（安节）诸公言，大会不宜独烦东林，于是定《丽泽约》，每岁常润轮举，春以为期而经正、明道、志矩次第及焉”^[99]。张夏《洛闽源流录》卷十一载：“张纳陛……既入东林书院，狎主讲席，复与同里史玉池、吴彻如辈倡立丽泽大会，每岁与毗陵、润州（镇江古称）轮举。”^[100]《丽泽约》的具体内容虽已不可知，但大意是说每年的大会由东林书院、明道书院、经正堂、志矩堂轮流举办，因此，倘若说《丽泽约》堪称为东林书院网络的纲领并标志着东林书院网络的最终形成，似不过分。从网络内诸书院看来，尽管志矩堂、经正堂之创建尚早于东林书院，但其讲学的规模及与东林的联系也是到此时才得以表现出来。据《顾端文公年谱》，顾宪成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赴经正堂会，作《经正堂商语》，“至是，约钱、薛二公岁举之”，使经正堂的讲会趋于定期。吴觐华师从钱一本学《易》，他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迎钱一本至东林讲《易》，“嗣后，东林有会则迎启新先生于上座，经正堂有会则偕一二同志往，寒暑晦明无辍”^[101]。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史孟麟创明道书院，“邹南皋元标、刘念台宗周诸公不远千里羸粮而至，顾宪成、唐鹤征、高攀龙、钱一本暇则携及门讲诵焉”^[102]。

我们在对顾宪成、高攀龙的年谱有关讲会的记载的统计中获悉，自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间，顾、高二人最频繁地参加讲会，年谱所收入的即有三十四次。东林书院建立之前，讲会多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或在城内的乐志堂。再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为分界线，则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虞山书院的建立到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讲会集中于东林书院和虞山书院。但是，虞山书院的主持者县令耿橘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去职，使书院缺少了一位有力的主持者，从而导致了虞山讲会地位的下降。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这四年间是东林讲学最盛之时。四年间，顾、高二人所参加的讲会达十八次之多，占二十年中总数三十四次的一半还多，而在这十八次中，十四次在东林书院、志矩堂、明道书院、经正堂、虞山书院、仁文书院中举行，可见东林书院网络已有比较稳定的讲学枢纽，而像邹元标、刘宗周等远地学者的前来讲学，则使东林书院网络进而突破吴地之限制，形成更广泛的交流圈。

东林学派的学者是一批充满道德责任感的君子。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号召来重建社会道德，但是，一种缺乏法律和体制保证的个人行为，总是会因为与政治行为之间的交叉而加剧政治敏感。顾宪成卷入李三才事件，就是一个例证。议者谓其“居田间者遥制朝柄”^[103]。贺凯先生说：

东林运动在魏忠贤前四十年间政府制度的摩擦中业已形成，并且迅速成长为在两个层面——政治层面和哲学层面——的道德十字军。在一个层面，它体现为聚集在位于今江苏省的东林书院的一群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制度摩擦中被逐出来的，他们投身于加强业已糜烂的公共道德的哲学基础；在政治层面，这一运动体现为在朝廷中为恢复政府服务的和谐而努力并持续地卷入党争的一群人。^[104]

但是，显然这两群人的人员构成是重叠的。因此，尽管东林讲学的主要内容，乃是“由主讲者先说《四书》一章，以后有问题就进行讨论研究，采取答辩方式。学人中除提问《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中有关章节内容外，还兼有以往一些先哲、贤儒、君王、名臣等人的事迹、懿和、语录、学术见解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是围绕并针对东林学者所关心的学术理论进行释疑辩难”^[105]，主要是学术的讨论，并不见“讽议朝政”的内容。像安希范削籍归后，“缄口不涉朝事”^[106]。但并不是说所有东林讲学人物全然不顾政治，郭绍虞先生说：“待到政治本身日见腐蚀，于是讲学家不得不发言了，于是文人也不得不发言了”，遂使业余的、脱离实际的集团变得现实了^[107]。东林人士吴桂森在崇祯二年（1629年）年说：“维昔先贤间出清议，维持世道，盖时或使然，万非得已。”^[108]东林的学者，自然不是如顾允成所讥讽的“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的讲学者^[109]。他们尊崇宋儒，是因为“宋之道学在节义之中”^[110]。可见，当时讲学之余，坚持道学和节义相统一的东林学者还是会议及时事的。况且，由于顾宪成的声望日重，他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有极大的社会影响^[111]。陈继儒说顾宪成：

先生忘世，而世不忘先生。凡远近执经问道、士大夫东西行礼于其庐者，舟车相属。郡县监司以不识先生为可耻，台省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则启事皆指为故常而不足重，激扬圣贤，不得先生印可则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学术行于世，世之归心先生，真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岳。^[112]

时天下人非但以为“天意以明道淑人之权付之先生（顾宪成）”，且“云雨之施有所待也”^[113]。因此，以讲学而立名，以名望渐高而复卷入政治，大概是东林讲学者始未料及的，正所谓“道高疑积，德立谤生”^[114]。曾参加东林讲学的缪昌期曾对好友钱谦益说：“东林诸君子，有为讲学，而有意立名，党锢道学之禁，殆将合矣。”^[115]

但是，顾宪成等人似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危险。不过，就讲学本身而言，从来就没有以政治为其核心的目标。然而，政治行为与讲学行为，却被政敌们强行地并论，从而引起了由政治斗争而来的东林书院的生存危机。柳诒徵先生说：“（东林之讲学）纯乎讲学，于时政无与也。弟宪成等志在人心世道，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忌之者指目东林。东林之友朋弟子，亦毅然以东林自负，故书院甫立八年，即有徐兆魁之弹劾。”^[116]而同一年即万历四十年（1612年）顾宪成的去世，以及复杂的政治形势，加以“浮慕泾上者不能无鱼龙混杂之疑”^[117]，使书院遭到越来越多“结党”的攻击，所谓“壬子（1612年）癸丑（1613年）以后，锋镝四起”^[118]。这样，讲会之风进入低潮。清初名儒张履祥认为，正是东林学派的学术不醇，才会流于争党：“东林诸君子，有意救阳明之弊，其矜尚名节是已。然其流至于争党，则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气一边，而于闇然为己之功，不无少疏。至于释氏之书，又未尝屏绝。”^[119]以此而言，东林学派于阳明学、释氏之学，皆未尝完全隔绝，盖因东林诸人“入门便从静悟二字用功，于圣门博文约礼、文行忠信、入孝出弟、守先待后之意往往不合”^[120]。当然，查继佐最有意思，说东林“有心倾新建而智不敌新建，致改理学为门户”^[121]。无论如何，东林讲学最终是在政治的打压下衰弱。不过，在讲学衰退的同时，东林在学术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高攀龙有诗云：“纵令伐尽林间木，一片荒芜也号林”^[122]，赞诵的是东林精神，却也似是东林学术流传的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