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善书院讲学

讲学与党争

第三节　讲学与党争

晚明历史中书院讲学与党争的关系，历来是中外研究者所不能忽视的。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的出现、启蒙思潮与东林的讲学及政治斗争成为关系非常密切的议题。格兰恩指出，在书院，士大夫按照不同的教义宣讲伦理道德和经典著作，在朝廷，他们通过党争以及将自己人经由科举考试安置在官位上^[74]。自然，党争和讲学是晚明史研究永恒的主题之一，而东林书院更是分析的典型。不过，在东林书院之外，首善书院也恰如其分地处于党争与讲学的交叉中。

首善书院的著名或者不著名，都是因为学者向来视首善书院为东林书院的附庸^[75]。学者往往是在论及东林讲学之时，才稍稍记起首善书院。《中国书院辞典》“首善书院”条载：“首善书院，在北京。明天启二年都御史邹元标、副都御史冯从吾建于宣武门内。……时与东林书院齐名，并称南北两大书院。因招致魏忠贤宦官集团嫉恨，于天启四年六月罢讲。”^[76]这则词条并不准确。首善书院的两位主盟邹元标、冯从吾在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十一月离京后，首善书院实际上即已辍讲。关于首善书院被禁的原因，学者见仁见智。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即以为首善书院是东林党人通过讲学以评议朝政、提高官员从政能力的基地，所以其遭毁完全是政治斗争而引起的。盛朗西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著《中国书院制度》，称首善之毁，其因乃“攀龙与焉”。

这三种观点，都把首善书院之禁毁归结为其与东林党的关系。但是，天启二年，魏忠贤宦官集团即所谓阉党还没有形成气候，而首善书院却已被禁，名存实亡。因此，尽管说首善书院之禁与天启年间的党争有关联，但尚不是阉党和东林党之争。此外，首善书院的创建者是邹元标和冯从吾。高攀龙虽参加讲会，但并非主盟。兵科给事中朱童蒙首先对首善书院发难，以东林讲学为鉴。但是，其疏提及的讲学东林者中竟包括了根本不讲学的郭正域。这说明沉寂近十年的东林讲学尽管在时人的政治观念中记忆犹新，但是对于东林书院本身、东林书院讲学的事实，显然已经是模糊了。东林书院在万历三十年（1612年）顾宪成去世后，其讲学尽管仍在高攀龙、吴觐华的主持下得以延续，但就其影响而言，已经式微了。因此，即使是那些攻击讲学的人，也并不明确地说首善书院的讲学就是东林讲学的继续。其所同者，讲学而已。从参加讲学的学者来看，也并非全然是所谓的东林党人，例如李之藻。因此，如果说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存在着某种联系，那只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而且，尽管东林书院与首善书院最后都在天启五年（1625年）被魏忠贤所毁，但其实两者区别甚大。甚至可以这么说，东林书院之创建和首善书院之创建各自开创了一个讲学的阶段。东林书院的创立和讲学，初时誉满天下，代表着晚明讲学最辉煌的一个阶段^[77]。而首善讲学，却从一开始即受到包括敌视讲学和同情讲学的人们的质疑。

长期的党争，使政治的风气在天启六年（1626年）达到一个节点，遂使书院和讲学因与政治人物的瓜葛而成为牺牲品。对于明末党争的研究，都指出明代后期党争对政治体制和政治风气的破坏。赵杰（音译）先生认为，早在1583—1593年的十年中，政治斗争便破坏了对于政府事务管理至关重要的平衡，持续的党争只是削弱了官僚体制对于皇权滥用和宦官专权的抵制力，从而为阉党的上台铺平了道路^[78]。贺凯先生认为，天启六年中国的政治道德处于最低潮之一，东林党人对“敌人”和“预想中的敌人”的公开攻击，使魏忠贤获得将权力自内廷延伸向外廷的机会^[79]。

诚然，魏忠贤的上台是天启五年和天启六年毁书院的直接原因，但是，天启二年首善书院的禁讲，却究竟是为什么？首善讲学为什么从一开始便摆脱不了东林讲学的阴影呢？为什么人们要用东林讲学的事例来说教首善讲学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们呢？贯穿于东林和首善之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结呢？沿着这一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将首善书院置于一个更宏大的晚明政治文化的背景下来观察，并通过首善书院禁毁这一事例对晚明时期政治与讲学之关系作一个初步的探讨。首善书院最后的厄运，无疑是政治斗争所造成的。一个以探究学问为目的的书院，一个标榜“不谈朝政、不议私事、不谈仙佛”的讲会，却在科道诸臣的弹劾中悄然沉寂。尽管书院的支持者和组织者如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都是政府中的高官，尽管参与讲学的学者不乏政府的要员，但是，首善书院仍不得不在三名科臣先后上疏攻击后停止了讲学。论政治的斗争，哪一方更占优势呢？然而，政治权力居于优势的讲学者反而自动退出了京城。这难道不值得体味吗？因此，绝难以从单纯的党争来理解首善书院之禁讲。围绕着首善书院讲学的是是非非，隐含着晚明政治文化中的一个大问题，即政治与讲学的关系问题。而这种问题，是需要追述到万历（1572—1619年）初期甚至更早。

明代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王阳明、湛若水等人的讲学开始，他们的讲学活动便常常是政敌攻击的借口。清初名儒熊赐履说：“晚近以来，往往以讲学之故致干时君时相之怒……乃或从而嫉恶之，至设为厉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惮诛夸殛窜之。”^[80]当然，讲学者富有权势时，这种借口有时也是一种事实。在明代中后期，讲学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源。正如韦庆远先生所指出的，“在隆庆朝的内阁中，确实存在着以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三大‘学者’组成的以尊奉陆王心学为理念的‘同志’，并且在当政期间，大力利用拥有的职权威望以扩大其讲学活动，此在政治上亦有明显的反映，他们三人在阁内坚持保守旧制的治道观点，也是如出一辙的，这就必然激发了实际信奉和推行商、申、韩法家学说的高拱、张居正间的冲突”^[81]。所以，当张居正在万历七年（1570年）采用毁书院的政治手段来抑制讲学以及其死后邹元标请复所毁书院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后，讲学与政治的关系便更趋紧密。

接踵而来的东林讲学，则更有议政之嫌疑。熊红在《试论东林书院与明末政治的密切关系》一文中指出，“从东林书院到东林学派，再到东林党，揭示了东林书院与政治关系日益密切的发展线索”^[82]。虽然从东林书院的实态来看，东林书院力图摆脱政治的影响^[83]。但是，这段话，用来估计自有东林讲学以来政治与讲学之关系却是非常有启发的。自东林讲学尤其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李三才事件以及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的辛亥京察以来，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更趋密切。这种讲学者所不希望见到的密切，实实在在地在万历年间已经形成。这种密切关系最终反映在政治文化中即“讲学即结党”的政治观念的流行。自东林书院起，因为讲学者多为在野的官员，而他们在朝时的政见又略相近，所以造成了很多的猜忌，而顾宪成卷入李三才事件，则让反对讲学者或者他们原先的政敌找到很好的借口。从此，讲学与结党之间的联系再不需讲求逻辑，也不需作事理推断。讲学成为结党和门户的一种信号。这种政治观念在晚明的政治斗争中日益被强化，并深深根植于士大夫的观念内。首善书院正是这种政治观念下的牺牲品。故钱谦益说：“日者讲学之禁尝严矣，盖发作于万历之中，而浸淫于天启之后。”^[84]

从这种观念出发，讲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阻力。对此，叶向高曾辩道：“如以讲学为结党，则世之结党者岂尽讲学之人？苟欲结党，何待讲学？”^[85]但是，这种充满无奈情绪的辩解，也正说明讲学结党观念之深入人心。在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十月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等人攻讲学疏中。郭允厚、郭兴治专攻邹元标之学问、人品。而朱童蒙则就事论事，兼攻邹、冯，较能体现时人对讲学的忌讳。朱童蒙之疏大略云：

昔在皇祖时，有理学之臣顾宪成、郭正域开讲东林，其初亦以发明圣贤蕴奥，开示后学，岂不善哉。逮从游者众，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名东林之徒以自怜诩。……日积月累，门户别而墙壁固，所以朝端之上，士林之间，玄黄血战，十有余年，摧残几多善人，戕伤几许国脉，皆讲坛之贻害也。今二三年来，源流始清，葛藤俱断，而门户之说乃始去诸其口。二臣一旦复为择地建坛，招朋引类，况又在皇都之内，贤否辐辏之处乎？^[86]

在朱童蒙的疏中，很明显地将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联系在一起，而时人又把东林书院的讲学作为党争的渊薮。朱童蒙担心首善书院会重复东林书院的角色而引发新一轮党争，对国家构成伤害。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首善书院的讲学确实起了这样的效果。

《四库全书总目》批评邹元标：“元标以气节重一时，其立首善书院，卒酿门户之祸，功不补过。”^[87]又批评冯从吾说：“无故而舍其职司，呼朋引类，使其中为君子者授予人以攻击之闲，为小人者借此为攀附之途。党祸之兴，未必非贤者开门而揖盗也。”^[88]即使讲学的组织者自己，亦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政治观念的存在。后来高攀龙在给朱国桢的信中说：“可惜福清相公（叶向高）被门户二字压倒，竟令全局折而入于小人。……东林今年不敢以大会累人。”^[89]这说明门户二字，在晚明最为流行，而讲会如东林者适足以引起人们关于门户的联想而“累人”。邹元标尝戒姚希孟毋往城隍庙讲会。姚希孟为冯从吾所作《神道碑》记载：

余归，从枕上寻绎，复念士人侧目群贤久矣。辇毂下复开讲坛，谣诼之囮也。甫明而邹先生叩门来，谓此会毋往。余跃然曰：“余因欲止两先生。”邹先生曰：“冯子以学为行其道者也，毁誉祸福，老夫愿之。”^[90]

讲学的热情使邹、冯等人不在乎人言的可畏。尽管如此，首善书院也力求避免结党干政的嫌疑，强调“切不可谈及朝廷利害，官长贤否等事”^[91]，“即有商略，毋及朝廷利害边报差除”^[92]。然而，在强烈的“讲学即结党”的政治观念下，首善书院的自我标榜与免疫力是极其脆弱的。

此外，“讲学即结党”的政治观念在首善书院问题上因三个因素更得到强化。

首先，首善书院创建之时，适逢天启三年（1623年）的京察临近。谢国桢先生说，万历二十一年以后六年一次的京察，总是各党纷争的焦点，也总是各党势力消长的机会。因此，郭允厚先后疏中有“内察在迩，宪臣以宿望之身，处尊巍之位，日开一会讲之局，以号召天下，一时争趋，窃恐贤者未必附，附者未必贤。阴为弃而显为用，空善类而祸国家”之语，盖都御史一职亦主持京察之人。

其次，讲学者多为在朝的官僚而不是隐居林下的学者。朱童蒙之疏有“仕优者乃可学，不然勿言学”之语，正是对讲学者官僚身份而言。面对这种责问，讲学者的官僚身份也使他们很难应对。作为在职的官员，难道不要“安心本分，爱惜精神”来护持国步？因此，与他们林间讲学的坚强相比，作为官僚的讲学者对自己以官僚身份讲学也有一定的自觉和敏感。郭汝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曾说：“与朋友讲学，仕途不便”，“讲学于仕途非便”^[93]。邹元标虽然说“学问与政事原无两事”^[94]，然而却也说：“年来讲学先生在仕途，人皆不信。其不信之由，亦当自反：总在尘途上躁进，周世狎俗。夫既冒讲学之名，而又官必美，俗必谐，非不佞所敢知也。”^[95]John Meskill指出，面对来自“有教养的学者而不是常被轻视的宦官”的指控，很少有人站出来捍卫私立书院的权利。他说：“没有什么比对方的沉默更能昭显攻讲学者的议论的力量了。”^[96]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尽管冯从吾入京时当有人问他入京后还讲不讲学时，他的回答很有力，说：“讲学如穿衣吃饭然。难道在家穿衣，做官不穿衣？在家吃饭，做官不吃饭？”^[97]然而，这一次，讲学者们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既想坚持自己讲学的理想，又想回避结党的嫌疑。所以他们在上疏辩解时，只得强调自己可以去位但讲学不可废的愿望。但是，这种两全的路径实际上也是极不现实的。

再次，首善书院处于号称“贤否辐辏”的京城。朱童蒙之疏即有“二臣一旦复为择地建坛，招朋引类，况又在皇都之内，贤否辐辏之处”一语，姚希孟亦称“辇毂下复开讲坛，谣诼之囮”。据《明通鉴》卷七十八载，“先是（首善）书院方建，御史黄尊素谓元标曰：‘都门非讲学地，徐文贞已丛议于前矣。’——谓徐阶也。元标不能用。”^[98]可见时人已对京城中建书院讲学表示担忧。后人对此亦颇多议论。《说略》论首善书院言：“夫京师缙绅杂沓之地，一开讲学，贤奸共进，不能不为政蠹。徐华亭灵济之会已丛议于前矣。”^[99]晚清学者朱一新在评议他的学生所作《明代风俗论》时论及明代讲学，其言曰：“明自王学盛行，士大夫多喜讲学。东林之先有首善，首善之先有灵济宫，都门非会讲之地。”^[100]所以说，首善书院的地理位置、创建时间以及讲学者的官僚身份，大大加深了反讲学者的忌讳。清初名儒张尔岐批评冯从吾等人“不能安静候时，以销群阴，乃轻露声光，逢其畏忌”^[101]，说得非常到位。唯讲学者奋然不顾其身份、时间和地点，反讲学者遂以“讲学即结党”的政治观念为根本，以东林为史鉴，以学者的官僚身份和京城的特殊地位为借口，攻击首善书院，遂使该书院在建成后不及两月即告终结。

总而言之，通过首善书院一事反映出政治与讲学的紧张在晚明的政治斗争中日益被强化。正是这种政治观念的强化，而不是具体的政治行为或党争，导致了首善书院的沉寂。首善书院的禁毁，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晚明政治与讲学之间的冲突，折射出晚明流行的政治偏见——讲学即是结党。对于这一事件，美国学者John Meskill曾有很深刻的见解。他说：

尽管首善书院尽一切努力使它超越指责，书院还是成为政治事件的一个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真正的目标是针对那些与书院有松散关系的官员，他们的政治计划与行为使他们合符结党的标准。……首善书院试图通过禁止讨论政治问题来强调（它与东林的）不同。但是这种区分太不切实际，因为当时书院的危险不是存在于它们讨论什么而是在于它们是政府反对派的聚会场所。首善书院成为新一次禁毁中首当其冲的书院。在一种已被党争充分污染的气氛中，任何一个书院都可能被视作为一个危险的组织的指挥部。^[102]

天启年间魏忠贤对讲学的打击是致命的。崇祯十六年（1643年），明朝灭亡的前一年，钱谦益哀叹讲学风气之衰弱，说：

日者讲学之禁，尝严矣，盖发作于万历之中，而浸淫于天启之后。迨于今，讲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不复知道学为何等事。夫其禁之严，钩党促数，文网锲急，犹足以耸惕天下精悍之气而作其阤，是故逆奄之祸，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士气卒以胜。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镌其廉隅，啽呓其颊舌，顽钝狂易，懵然于猋庉脂夜之中。……禁学之效，可见于此矣。^[103]

终明一代，自首善书院之后，讲学风气再也无法复起^[104]。刘宗周在浙东的讲学，可算晚明讲学的遗绪，而清初所谓“南北讲学，坛坫相望”^[105]，皆未能持久，可谓回光之返照。

【注释】

[1]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页164。

[2]蒂莱曼·格里姆：《广东的书院与城市体系》，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页566—567。关于官员们对书院的兴趣的增加，格里姆在对江西书院的统计中指出，在江西，官办书院所占的比例自宋至清依次为20%、27%、37%和68%。John Meskill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由地方官创办的书院的比例自宋至明依次为22%、19%和63%，他还指出明代书院与地方官员的密切联系对书院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可以得到官员的保护，但另一方面也使它与政治发生关系，参见John Meskill，“Acade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ng Dynasty”，Charles O．Huch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

[3]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页45—48。

[4]John Meskill，“Acade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ng Dynasty”，Charles O．Huch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p．159．

[5]《首善书院志》，王应遴作，似已不存。冯从吾尝为其作《首善书院志序》，见《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二。序文云“今京师四方冠裳，辐辏鳞集，是功名之场也。倘得道德一脉以堤防之，则功名为道德之羽翼。不然，则功名为富贵之嚆矢矣。人而志于富贵，则亦何所不至哉！此京师书院之不可不建”，颇见其倡书院于京城之用心。应遴字堇父，精于历算，尝参与修撰《崇祯历书》。《明史·艺文志三》还收入其所著《备书》二十卷、《乾象图说》一卷、《中星图》一卷，皆历算之作。

[6]方大镇：《闻斯录》，亦收入《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三。首载方大镇序，序云“因笔其所闻于会中者，题曰闻斯录”。据明人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十一所收入大耳湖海客所著《先几答》，内有“《闻斯录》者，廷尉方公大镇纪首善书院之事”语，则可见《闻斯录》曾行于世。方大镇，桐城人。其父方学渐，亦讲学名儒，曾赴东林会讲。清李元鼎作《仁文书院兴废纪略》（光绪《吉水县志》卷二十二，书院），言及孙承泽所著关于首善书院者：“北平孙北海（承泽）少宰顷寄一帙，视之为首善书院，今改天主堂。亦虑后人不知其处，特为著之篇端以告来兹。”颇疑此“一帙”即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五十六首善书院一卷。

[7]喻成龙：《池阳书院记》，乾隆《池州府志》卷十七。

[8]书院兴建的具体月份，相关的史料大多语焉不详。《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二十二“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条，“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冯从吾为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又据《熹宗实录》，天启二年九月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钟羽正上疏辨讲学，说：“书院之设，实为王畿首善之劝。臣入暑方新，始事未与，爱莫助之。”则钟羽正之入都察院，在天启二年六月。由此可以推论：首善书院之始建，当在天启二年五月至六月间，冯从吾已入都察院而钟羽正尚未入院。至于其竣工的日期，或在同年八月左右。《明儒学案》卷五十四载鹿善继将入首善之会，“闻其相戒不言朝政，不谈职掌，曰：离职掌言学，则学为无用之物，圣贤为无用之人矣，遂不往”。而据《明通鉴》卷七十八“熹宗天启二年八月庚辰”条，孙承宗督师，辟鹿善继为赞画，治军储。这就是说，鹿善继在八月离开京城前曾有意前往首善书院参加讲会。由此推定，首善书院之竣工当在天启二年八月之前。

[9]夏燮：《明通鉴》卷七十六，页2956。

[10]同上书，页2985。

[11]姚希孟：《（冯从吾）神道碑》，《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一，康熙刻本。

[12]相关记载对城隍庙还使用“琳宫”、“禅舍”、“城隍庙斋房”、“百子堂”诸名称。方大镇《闻斯录序》（《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三《都门稿·闻斯录》）：“先是邹先生、冯先生、钟先生立会琳宫既数月矣。”刘宗周《闻斯录序》（《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三《都门稿·闻斯录》）：“比官京师，会东逆逼江海，羽书告急，远近震恐，先生（冯从吾）慨然曰：‘此学术不明之祸也。’于是限日率同志士绅于城隍庙斋房为讲会。”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卷四西城内·首善书院：“两先生万历初年以建言予杖去，里居讲学四十年，泰昌初征入京，寻总副台宪。公暇，辄会讲城隍庙百子堂，自绅衿氓隶，听者数百人。”何乔远《首善书院上梁文》：“初实假馆于禅舍，□则逼隘……爰得城南之宅，遂拘书院之区。”

[13]冯从吾：《都门稿·语录·自序》，《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二。

[14]冯从吾：《首善书院愿学祠记》，《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五。

[15]李鸿章、黄子寿：《畿辅通志》卷一一四，学校一，商务印书馆影印光绪十年刻本。

[16]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卷三。从叶向高及周宗建所言看，首善书院的规模并不大。因为修建书院的总费用仅一百八十两，而如明隆庆年间刘元卿在江西吉安府安福县西乡修一复礼书院，即费五百两。因此，后来攻击首善书院的人并未在耗费民财上做文章。

[17]冯从吾：《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二。

[18]同上。

[19]华允诚，字汝立，无锡人，天启二年（1522年）进士，从同里高攀龙讲学首善书院，已与攀龙先后旋里，受业为弟子，传其主静之学。明清易代之后以不肯薙发，与从孙尚濂同被执，杀于南京。见《明史》卷二百五十八本传。

[20]冯从吾：《都门稿·语录》，《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二。

[21]邹元标：《陈共学之原以定众志疏》，《邹忠介公奏疏》卷五。

[22]《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六。

[23]《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七。

[24]冯从吾：《请告第五疏》，《冯恭定全书》附录。

[25]《明熹宗实录》卷五十八。

[26]张尔歧：《蒿庵闲话》卷一。

[27]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书院。

[28]徐光启：《治历疏稿一》，王重民编定：《徐文定公集》卷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编第9辑。

[29]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西城内·首善书院》，页151—152。

[30]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四。

[31]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812。

[32]余棨昌：《故都变迁纪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页67。

[33]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杂记。

[34]邹元标：《仁文会约序》，《邹南皋先生集选》卷四。

[35]邹元标：《谢萧兑嵎》，《邹南皋先生集选》卷三。

[36]邹元标：《柬友人》，《邹南皋先生集选》卷三。

[37]邹元标：《识仁编序》，《邹南皋先生集选》卷四。

[38]邹元标：《胡庐山先生全归稿序》，《邹南皋先生集选》卷四。

[39]邹元标：《答丁勺原》，《邹南皋先生集选》卷三。

[40]邹元标：《仁文会约序》，《邹南皋先生集选》卷四。

[41]邹元标：《仁文会约语》，《愿学集》卷八。

[42]吴达可：《题邹南皋先生集选序》，《邹南皋先生集选》。

[43]刘元卿：《泷江讲义序》，《刘聘君全集》卷四。

[44]邹元标：《答颖泉翁》，《邹南皋先生集选》卷三。

[45]吴达可：《题邹南皋先生集选序》，《邹南皋先生集选》。

[46]邹元标：《答邹文谷》，《邹南皋先生集选》卷三。

[47]冯从吾：《辨学录》四十三章，《少墟集》卷一。

[48]许孚远，字孟中，号敬庵，德清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尚书杨博恶其讲学，遂移疾去，隆庆初起广东佥事，万历初知建昌府，万历十三年（1585年）提学陕西，升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年七十卒，谥恭简。

[49]《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八，“敬和堂集八卷”条。

[50]许孚远：《胡子衡齐序》，《敬和堂集》卷一。

[51]吴桂森：《真儒一脉叙》，《真儒一脉》。

[52]严瑴：《东林或问》，康熙《东林书院志》卷下。

[53]乾隆《西安府志》卷三十六，儒林。

[54]冯从吾撰，王心敬补辑：《关学编》卷六。

[55]冯从吾：《辨学录》末，《少墟集》卷一。

[56]祝可久：《跋东林景逸高先生论学语》，《东林书院志》卷十六。

[57]吴桂森：《真儒一脉》，东林三先生赞。

[58]钱穆：《顾泾阳高景逸学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1册，页333。

[59]熊赐履：《学统》卷四十二下。

[60]方大镇，字君静，桐城方学渐之子。方学渐曾赴东林讲学，与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等倡和。

[61]李书增《中国明代哲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页668—676）将刘宗周思想的发展分为“东林书院时期”、“首善书院时期”、“证人书院时期”。

[62]叶茂才：《（高攀龙）行状》，《东林书院志》卷七，列传一。

[63]王宣：《书青原惜阴卷后》，《青原志略》卷九。

[64]高攀龙：《东林论学语上》，《东林书院志》卷五，会语三。

[65]邹元标：《答冯少墟侍御》，《愿学集》卷二。

[66]高攀龙：《洪平仲传》，《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一。

[67]冯从吾撰，王心敬补辑：《关学编》卷六。

[6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愿学集八卷条。

[69]包遵信：《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和文艺复兴》，《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

[70]张夏：《洛闽源流录》卷十七。

[71]冯从吾：《郑溪书院志序》，《少墟集》卷十三。

[72]冯从吾：《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一。

[73]华允谊：《华认庵先生传》，《东林书院志》卷九，列传三。

[74]Richard von Glahn，“Municipal Reform and Urban Social Conflict in Late Ming Jiangnan”，Journal of Asia Studies，50：2（1991），pp．280－307．转引自魏斐德：《十七世纪的危机抑或轴心突破》，《中国学术》2002年第3辑，页4。

[75]清代学者王昶在其《天下书院总志》中说：“首善书院为邹忠介元标、冯恭定从吾两公讲学之所，以继东林者也。”（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编：《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814）当代学者李天纲在其《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上）（《史林》1999年第4期，页43—60）一文中说：“首善书院，相当于东林书院的北京分院。”这些都是典型的视首善书院为东林书院附庸的言论。

[76]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页2。

[77]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二十二：“丁慎所传先生（顾宪成）云：东林自丁未（1607年）以前誉满天下，庚、辛（1610年、1611年）而后举国骚动，至以为阱于域中。”

[78]Jie Zhao，“A Decade of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Late－Ming Factionalism in the Making　1583－1593”，Tung－Pao（通报），V．LXXXVIII，2002，FASC．1－3，pp．112－150．

[79]Charles O．Hucker，“Su－chou and the Agents of Wei Chung－hsien，1626”，Two Studies on Ming History，Michigan Papers in Chinese Studies，1971，p．41．

[80]熊赐履：《重修东林书院记》，康熙《东林书院志》。

[81]韦庆远：《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乾问题》，《新华文摘》1998年第12期，页67。

[82]熊红：《试论东林书院与明末政治的密切关系》，《江西教育科研》1996年第2期，页71。

[83]参见师樊树志：《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页188—203。

[84]钱谦益：《重修维扬书院记》，《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四。

[85]《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七，天启二年九月庚子。

[86]《明熹宗实录》卷二十六，天启二年十月丁卯。

[87]《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六，邹南皋语义合编四卷条。

[88]《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二，冯少墟集二十二卷条。

[89]高攀龙：《答朱平涵相国》，《东林书院志》卷十七。

[90]冯从吾：《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一。

[91]冯从吾：《都门稿·语录》，《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二。

[92]陈继儒：《冯少墟先生集叙》，冯从吾：《冯恭定全书》卷首。

[93]郭汝霖：《复聂泉厓》，《石泉山房文集》卷六。

[94]邹元标：《答史忠屿》，《邹南皋先生集选》卷三。

[95]邹元标：《柬李元冲》，《邹南皋先生集选》卷三。

[96]John Meskill，“Acade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ng Dynasty”，Charles O Hucker（ed），Chinese Government in Ming Times：Seven Studies，pp．113－114．

[97]冯从吾：《都门稿·语录》，《冯恭定全书》续集卷二。

[98]夏燮：《明通鉴》卷七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3021。

[99]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页816。

[100]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0年版，页7。

[101]张尔岐：《蒿庵闲话》卷一。

[102]John Meskill，Academies in Ming China：A History Essay，the University of Arizana Press，1982，p．153．

[103]钱谦益：《重修维扬书院记》，《牧斋初学集》卷四十四。

[104]顾宪成之孙顾枢，不入城市，不赴讲会。参见《东林书院志》卷十一钱肃润《顾庸庵先生传》。

[105]雷：《杨园先生全集序》，《杨园先生全集》。明末清初之讲学，北有孙夏峰、李颙（二曲），南有刘宗周（念台、蕺山）、黄宗羲（梨洲）。清初复有陆陇其、熊赐履、张伯行、张夏讲学于东林，李绂（穆堂）、施闰章讲学于江右，吴曰慎、施璜讲学于徽州。即刘宗周虽讲学，却也说：“乾坤何等时，犹堪我辈从容拥皋比而讲道论学乎？此所谓不识人间羞耻事也。”参见《杨园先生全集》卷三《答吴仲木》，页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