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家的心灵交战
第四节 五四作家的心灵交战
不难想见，由于五四作家以传统伦理为“体”、西方学说为“用”的人格特点，他们的思想处于东西文化交汇点上，古今中外各种观念都在他们这里汇聚、对接、碰撞、交战，他们的心灵就是其“战场”，这必将造成其心灵的冲突与交战。
本来，作家的人格就充满着交战，有论者指出：“作家——人类精神的先锋与历史事件的敏感者，更是承受着理想人与现实人相冲突的双重角色，经历着他所处的时代和他超时代的思想间的斗争较量，承受着对精神的追求与个人各种欲望与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互相排斥的内心撕裂感；精神的先锋世界与外部滞后的自然的世界；追求的上升人格与下坠的人之生物本性，在人向自我的生成中，在人的人格成长中形成两股反向的拉力使人处于感性与理性、理想与现实、族类与个体的缠绕、纠结中，由此凸现出的含蕴作家创作精神的文学作品便不可能是单纯、同一的，而必然表现出复杂纷繁的形态。”(93)而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其内心就更会激荡着诸多的矛盾与痛苦，从屈原、司马迁到李白、杜甫，再到曹雪芹、吴承恩，莫不如此。这既有文学的共性——所谓“愤怒出诗人”、“文学乃苦闷的象征”，又有中国文人的具体性：中国文人的理想是实现“三不朽”，但这“三不朽”需达成的目标实在太高，虽为各代文人所心仪，但往往都难以企及其高度，这给文人心灵会造成巨大的创痛与焦虑；另一方面，包括皇帝、官吏以及广大民众在内的国民的所作所为与文人们的理想相距更远，而文人们却对此无能为力，这也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伤痛。而且，外在伦理规范与他们内在需求也往往发生冲突，使其心灵难有安宁之时。作为秉承传统文人基本特性的五四作家来说，除了同样承载上述精神负荷之外，由于他们处在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的历史转型阶段：新旧交错、新旧交替，并且，东、西方两种力量往往在他们的心灵上交汇、撞击、交战，撕扯着他们的心灵，使其心灵激荡起伏，充满着交战与冲突，进而产生焦虑与痛苦。而且艺术家往往具有把一切都推向极端的特性，这就使他们的心灵交战与冲突也远远地大于常人。
传统知识分子依靠儒、释、道思想的相互制衡、相互补充、相互交融，大体上是能够维护心灵的平衡的，在文化心理上，他们已经具有了自己的较为完整的心理平衡机制。但到了五四时期，一方面，传统的力量有所松动，另一方面，又加进了西方的民主、自由、个性主义等更关注生命本体的东西，使得五四知识分子固有的心灵平衡不存在了，代之以痛苦、焦虑、挣扎。在理性层面，他们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基本确立了个性自由、独立自主的人格倾向；但实际上，由于传统势力在现实社会中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的行事原则主要还是以传统方式为主，这就导致他们这些思想的先驱者们也往往要向习惯势力低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也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诚如龙泉明概括的那样：“他们掌握着两种文化，同时又被两种文化掌握着和撕裂着。他们观念层面发生变革，而其心理层面又受制于传统。这就使他们陷入‘理智上面向未来，情感上回归传统’的矛盾之中。”(94)这给他们的心灵造成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他们这一代是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代：传统知识分子的路走不成了，甚至还会因思想走得距离民众太远而对尼采的“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产生深深的共鸣；但也学不来更成不了西方式知识分子，他们只能在中国的轨道上艰难地前行；而且作为启蒙者、先行者，他们还肩负着依照新思想引领国人奋然前行的使命，自个儿的心理重负、国人的因麻木不仁而不理解、不领情、不配合，都使他们不堪其重，必然使其心灵伤痕累累。石评梅在《寄山中的玉薇》中就坦言自己：“有时平静得像古佛傍打坐的老僧，有时奔腾涌动如驰骋沙场的战马，有时是一道流泉，有时是一池冰湖。”
五四作家往往较以往任何时代的作家都自觉到生命力受到压制所造成的痛苦。他们自觉到人的生命欲望是正常的，也是必须满足的；他们既经由以古希腊文学为源头的西方文学的濡染，又通过弗洛依德、柏格森等思想家的理论的疏导，使得他们的生命力往往超出常人，但是他们又偏偏不得不压抑自己，使自己的生命力不断地遭受压抑，而使其心灵常常处于痛苦状态之中，因此，当他们接触到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所提出的文艺的根底就是“生命力受到了压抑而生的苦恼”(95)的时候，会产生深深的共鸣，是《苦闷的象征》道出了他们内心的感受，让他们有知音之感。
当我们深入其心灵世界之后便不难发现，五四作家的心灵交战是多重的，并且也是因人而异的，即便是同一个人又因时、因地而有所变迁，很难对它作笼统的概述。若缘于研究硬要概述一下的话，鲁迅的感受较有代表性，他坦言：“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96)“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为自己玩玩。”(97)鲁迅的话道出的就是“为他人”与“为自己”的矛盾，这一对矛盾在社会上具有普遍性，任何人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会碰到这种矛盾；在中国传统文人那里，由于“三不朽”之中要求的全是“为他人”（包括国家、民族等），留给自己的空间很小，这种矛盾出现的情况就很多，但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及所秉承的理想均要他们在“为他人”与“为自己”发生冲突时舍己为人，因此，虽心犹不甘，但往往能隐忍。可五四作家则不全这样，一方面，他们既秉承了传统的“为他人”的观念，且因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更多的时候都在为他人着想；可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西方民主、自由、个性思想的熏染与激发，他们已认识到个人的利益与权利是正当的，更是应该维护的。在这种情境之下“为他人”与“为个人”发生了矛盾，舍哪一方都会造成心灵的震荡、冲突、焦虑，而使其人格深受影响。
五四作家感受最强烈的是伦理与人欲的冲突。本来，伦理与人欲就是有冲突的，因为当人沿着道德的内心律令向伦理的至高境界飞升的时候，会遭逢到人的生命本能的阻扰与破坏，两种力量就会发生交锋，这是永远贯穿于人的生命全过程的。而作家往往是欲望与情感都十分强烈的人，面对道德的约束，他们的痛苦较一般人更为深重，国外有的诗人甚至认定：“要求艺术家道德，等于砸他们的饭碗。”(98)他们更多的偏向于顺应自己的本性，满足内心的欲求，响应内心的呼唤。而五四作家的心理则更为复杂，他们也是欲念与情感都十分强烈的艺术家，从个性特征上看，他们往往都是情感炽热而又欲望强烈的人；西方文化对人的欲望也有种种限制，但它是由古希腊文化作为源头，在总体上它是以承认人的欲望为主导倾向的，而五四又吸吮了大量西方文化的汁液，他们的内在欲望的火焰早就被点燃起来了，犹如伊甸园中的亚当、夏娃一样。但传统伦理的力量十分强大，它既是一种外在的约束，更作为内心的律令，一直在力图扑灭着他们欲望的火焰。特别是他们还受到“三不朽”的引领，自觉承担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作为“历史中间物”，他们不能花太多的心力来满足自己的本能欲念，他们必须“肩住黑暗的闸门”，他们不得不强行克制自己的欲念。冲动与克制、释放与压抑，常常撕扯着他们的心灵，因此而使其内心产生焦虑、矛盾、痛苦、冲突。
这突出地反映在他们的婚恋之中，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沈雁冰等，他们都接受了包办婚姻，可内心又极为不满，极为痛苦，不管他们一直守着包办婚姻，还是后来移情别恋，心里的冲突都没有止息过，鲁迅评价杨荫榆不正常心理的话也未尝没有他自己的感受；胡适则几度游移于包办婚姻与婚外恋情之间，他并没有直接抒写内心的交战，但透过其日记与诗作，其心灵焦虑之状可窥见一二。对自己这种矛盾心理裸露得较为具体的是郭沫若，他在老家早已承父母之命成婚，可在日本却又与安娜相恋，这给他的心灵造成极大的痛苦，他对宗白华说：“……可是我的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Goldsmith还堕落，比Heine还懊恼，比Baudelair还颓废”，并且还“流了眼泪”，并想“寻死”，因而做《寻死》、《夜哭》等诗作。(99)“咳！总之，白华兄！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不配你‘敬服’的人……”(100)并且还对田汉痛心疾首地说：“我写了这长篇，简直好象个等待宣布死刑的死囚一样。你说要人格公开，我几几乎莫有可公开的人格，你说你是不良少年，我简直是个罪恶的精髓。”(101)若按西方观念，舍弃无爱婚姻而与有情恋人结合是天经地义的事，哪里来这么多痛苦！这分明仍是基于传统又不甘于传统而生发出来的痛苦心理的流露。郭沫若还因此总结道：“我的灵魂久困在自由与责任两者中间，有时歌颂海洋，有时又赞美大地；我的Idea与Reality久未寻出个调和的路径来，我今后的事业，也就认定着这两种的调和上努力建设去了。”(102)在这伦理与人欲的冲突中，自然也包含性的苦闷，郁达夫在自述中曾多有坦白。田汉也一直处于“人兽之战”与“灵肉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
同时，由于五四作家承袭了“三不朽”的人格目标，又遭逢到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民族危机，他们为国为民而努力的思想极其强烈；另一方面，贪图安逸又是人的本能，再加上受到西方个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想影响，深知充分地享受人生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自己的权利。为此，在拯救民族与个人安逸发生不一致时，其心理的冲突就可想而知了。鲁迅的矛盾心态中也就包含这一方面的意思；五四落潮以后一些人的退隐就包含有这一种路向。而表现得最明显、起伏最大的就是周作人，他先是在读了《天演论》之后“表现出来的精神特征是思想的激烈，感情的奔放，以及强烈的行动欲望”(103)。但随即一场持续几个月的大病，使他的热情降落了下来：“……有世事皆恶之思想，而觉前此种种为大谬，为自苦，故我自谥为愚夫。佛说以前种种事，譬如今日死，以后种种事，譬如今日生，善哉善哉。又饶舌矣，我以后乐天。”(104)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又亢奋了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拯救民族而进行的启蒙大业之中，锋芒毕露，成为名噪一时的健将；可当1921年1—9月得了一场持续8个月的大病之后，他却在《晨报副镌》上开辟了一个名为“自己的园地”的专栏，并坦然宣布：要“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自己的园地”，并认定，“这是尊重个性的正当方法”；相反，“倘若用了什么大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了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了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105)。这颇有从一个极强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意味了。其他人的这种情绪起伏虽没周作人这么剧烈，但这种矛盾是明显的，像胡适的在治学与为政之间摇摆不定、郭沫若的彷徨于行医与从事文学活动以及政治活动之间等等，都是这种矛盾的具体形态。其实，五四作家的这种心态也与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而时常徜徉在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退隐之间的状态极相仿佛。
当然，作为人类情感重要组成部分的痛苦这一情感体验，是所有人都难以避免的，尤其是作为作家、艺术家而言，痛苦更是家常便饭。只是比起古代作家与外国作家来，作为基于传统伦理“三不朽”要求而构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人格结构的五四作家，其心灵的痛苦有自己独特的内容，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简言之就是要比古今中外作家“忧愤深广”得多。与古代作家相比，他们的痛苦除了因忧国忧民而生发以外，作为在理性方面已经觉醒了的一代，他们个体生命的苦闷更多、更大；而与主要是立足于个体生命的种种磨难而产生痛苦的外国作家比较来看，他们还要承受民族的忧国忧民而产生的痛苦，特别是当时民族的救亡图存的焦虑十分深重，他们的痛苦也就格外深切。
总之，五四作家的这种遭逢往往使他们形成了双重人格、分裂人格，而这种人格又加剧了其人格上的矛盾，使其冲突更为剧烈，让他们的心灵难有安宁之时。也许，他们这批人就是鲁迅所意识到的“历史中间物”。对于传统伦理文化，他们既有遵从，又有背离，二者构成一种张力关系。套用皮亚杰的认识论观点，五四作家的人格也具有同化和顺应两种功能：同化是以现有的“图式”或范型整合信息，而顺应则是“内部图式的改变，以适应现实”(106)。他们正是以传统“三不朽”的人格理想来同化“西学”，同时，他们内部的图式又在不断改变，以“顺应”“西学”。因此，他们的人格结构既不是“西化”的，也不是完全传统伦理的，而是二者混杂，并且相互影响、互相改变；两者既相冲突，又互相调适，构成了不中不西而又亦中亦西的复合结构。他们往往彷徨于传统与现代、情感与理性之间，总是有两种相反的力量在他们的心灵上拉锯。但传统伦理为“体”，西方学说为“用”的结构并没有改变。为此，有学者在论述周作人时，曾认定五四一代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这一命题就具有了双重的含义：这一代人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所无法感受的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107)是的，这“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就是以“三不朽”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人格理想，而其“没落与腐朽”则既指现实伦理道德对传统伦理理想的背离，又整体性地指向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世界格局大裂变的不能适应。他们正是基于传统的“三不朽”理想而反传统，而倡言“西学”的，但因西学中的一些因素更契合人的本性与现代化潮流，而让深受五四作家思想影响的后人既承续着传统人格理想层面的精髓，又把“西学”中的一些因素整合到自己的人格结构中来，不断改变着国人的人格结构。但时至今日，完全西化的人格在国人中并没有出现。
这种矛盾人格对于文学创作是有益的：“茅盾之所以为‘矛盾’（他在第一部创作时的署名就是如此，‘矛’字的草子头是叶圣陶所加），这便是其人格内涵使然，换言之，他在矛盾的时候能够写出最出色的作品，而他在不矛盾的时候却才思枯槁，不得不放下他那支创作的笔。”(108)在这里谈的是茅盾，但却触及到文学创作的基本特性，即往往是矛盾、痛苦的人格状态与情感体验才有利于文学创作，否则，往往是作家心情舒畅了，好的作品也就难出现了。由此可见，五四作家的矛盾人格既有利于他们的创作，也必然会在他们的创作中体现出来：“五四的个人主义或许应该被看作是当时知识分子肯定自我，并与传统社会束缚决绝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就此观点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将五四时期归纳为一个史无前例的自我与社会、个人与整体的对立时期，而其中所产生的抗争，便完完全全为此时期的文学所表现出来。”(109)一方面，他们被压抑了几千年的人的欲望与情感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作家们谱写了一曲曲人的赞歌，他们以巨大的热情赞美与讴歌“人”的生存本能与自然欲望，尽情表达自己的昂扬、欢乐、愤怒、痛苦、孤独等情感，他们大胆地表达着，自由地渲泄着，呈现出酣畅淋漓的景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来，这是个人解放的时代，特别是人的诸多情感都得到释放、得以表达，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五四作家内在生命力的自然流泻，是他们每个人特有的生命的审美表达。对此，梁实秋概括道：“所谓新文学运动，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自由。到这时候，情感就如同铁笼里猛虎一般，不但把礼教的桎梏重重地打破，把监视情感的理性也扑倒了。”(110)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在现实层面上，真正意义上人的解放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还远没有确立人在实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中国仍然处于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觉醒了的知识分子觉醒的个性、自我人格还没有立足之地，更缺乏生长发育的土壤与气候。这样，五四作家人格就产生了中国作家亘古未有的矛盾性，这就使得他们在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展露内心的焦虑、痛苦，他们通过笔下的人物告白告诉世人：“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111)于质夫、魏连殳、子君、黄大傻们的彷徨、苦闷、痛苦和感伤也正是五四作家自身感受与心理的投射与移植。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仿佛可以触摸到一颗颗冷傲、孤僻、脆弱、敏感、乃至绝望的充满矛盾和悖论的心灵。郁达夫在日本第一次去妓馆破身以后，内心就挣扎道“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112)
【注释】
(1)《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2)杨乃乔：《悖立与整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10页。
(3)葛洪：《抱朴子·行品》。
(4)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4页。
(5)何向阳：《文学：人格的投影》，《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第11页。
(6)黎靖德：《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
(7)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三联书店，1987年7月版，第174页。
(8)沈卫威：《胡适婚姻略论》，《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
(9)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一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94页。
(1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六，《饮冰室全集·专集》9册。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二，见黄开发著《文学之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51页。
(12)胡适：《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版，第225页。
(13)胡适：《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版，第72页。
(14)钱玄同：《通信》，见《新青年》1917年7月三卷5号。
(15)罗家伦：《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见《新潮》一卷5号，1920年9月。
(16)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周作人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25页。
(17)朱晓进：《“山药蛋派”与地域性文学传统》，山西师大学报，第二十二卷第4期，1995年10月。
(18)陈独秀：《答佩剑青年》，《新青年》，1917年第3期。
(19)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
(20)John Berger：Waysof Seeing，New York：Penguin，1972年，第8页。
(21)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第101页。
(22)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页。
(23)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年2月版，第99页。
(24)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书店影印出版，1987年2月版，第99页。
(25)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9月版，第8页。
(26)林纾：《译林》序，《译林》，1901年第1期。
(27)徐熙绩：《歇洛克奇案开场》叙，见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134页。
(28)宋剑华：《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2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62—163页。
(30)胡适：《建设理论集导言》，《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刘运峰，2009版。
(31)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载《浪漫的与古典的》，新月书店，1927年。
(32)宋剑华：《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33)郁达夫：《自传》，《炉边细语》，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34)叶维廉：《中国诗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99页。
(35)庞旸：《叶圣陶和他的家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40—41页。
(36)胡适：《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
(37)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38)同上书，第21页。
(39)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页。
(40)高玉：《本土经验与外国文学接受》，《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4期。
(41)约翰·纽鲍尔：《历史和文化的文学“误读”》，见《文化传播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42)鲁迅：《准风月谈·由聋而哑》，《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77页。
(43)鲁迅：《译文序跋集〈现代新兴文学诸问题〉小引》，《鲁迅全集》第十卷，第291—292页。
(44)周作人：《国粹与欧化》，《周作人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48—49页。
(45)转引自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46)胡适：《四十自述》，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40页。
(47)胡适：《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4页。
(48)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49)胡适：《尝试集·自序》。
(50)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5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52)胡适：《胡适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53)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
(54)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55)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
(56)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
(57)周作人：《祖先崇拜》，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
(58)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59)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60)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页。
(61)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62)鲁迅：《文化偏至论》。
(63)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第一卷第1号。
(64)胡适：《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华文山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65)胡适：《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1935年5月12日《独立评论》。
(66)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301页。
(67)同上书，第301页。
(68)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69)鲁迅：《文化偏至论》。
(70)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7页。
(71)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72)易白沙：《我》，《青年杂志》第一卷第5号。
(73)陈独秀：《新青年》，见《新青年》第二卷1号。
(74)许纪霖：《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75)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
(76)杜亚泉：《个人之改革》，东方杂志.1914年第6期。
(77)李亦氏：《人生唯一之目的》，《青年杂志》，1915年第2期。
(78)易白沙：《我》，《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79)郭沫若：《文艺论集·论中德文化书》，光华书局，1925年。
(80)章培恒，骆玉明：《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思考》，复旦学报，1996年第3期。
(81)许纪霖：《个人主义的起源——“五四”时期的自我观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82)胡适：《易卜生主义》。
(83)鲁迅：《破恶声论》。
(84)同上书。
(85)见沈卫威《胡适婚姻略论》，《民国档案》，1991年第1期。
(86)鲁迅：《摩罗诗力说》。
(87)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88)胡适：《易卜生主义》。
(89)鲁迅：《随感录三十八》。1918年11月15日《新青年》。
(90)陈独秀：《答钱玄同》，《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738页。
(91)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205页。
(92)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5页。
(93)何向阳：《文学：人格的投影》，《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第14页。
(94)龙泉明：《从“古典”向“现代”的转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的人格建构》，《中州学刊》，1994年2期。
(95)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2页。
(96)鲁迅：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82页。
(97)鲁迅：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549页。
(98)高仁：《撒旦的使徒》，远方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81页。
(99)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著《三叶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2页。
(100)同上书，第14页。
(101)同上书，第34页。
(102)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著《三叶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51—52页。
(103)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97页。
(104)周作人日记，转引自钱理群著《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99页。
(105)周作人日记，转引自钱理群著《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48页。
(106)皮亚杰：《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页。
(107)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页。
(108)丁帆：《人格的矛盾，矛盾的人格——廿世纪名作家重读之三》（茅盾）。
(109)李欧梵：《现代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个人主义》，《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110)梁实秋：《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111)庐隐：《灵海潮汐》。
(112)郁达夫：《自传》，《炉边细语》，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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