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乎情，止乎礼仪
第四节 发乎情，止乎礼仪
在此借用《毛诗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仪”来概括本节的内容。旨在论述：无论是五四作家自身的生命历程，还是其文学创作，都可以用“发乎情，止乎礼仪”来概括：这里的“情”主要指生命的各种欲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情、感觉等在内的偏于感性的东西；而“礼仪”主要指包括传统伦理在内的各种规范、制约、顾忌、禁忌及其与之相关的理性思考，而在其间，中国传统伦理的比重很大，且往往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五四作家的生命历程中，这种“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状态是普遍存在的。人往往都是从自己的本能欲望出发来考虑问题、付诸言行的，而文明又往往会规约、限制人的本能欲望的实现，造成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就是弗洛依德心理学上所说的“自我”、“本我”、“超我”的关系，这是人类遇到的根本性难题与困境，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其表现形态各不相同，但始终存在。而五四作家生活的时代，伦理道德对人的欲望的制约较之于西方要厉害得多，简直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在文化的天平上，伦理道德的分量过重，而人的本能欲望则被挤压得没有多少位置，许多人的本能欲望都只能处于沉睡状态。而五四作家在外来思想的触发下，他们沉睡的本能欲望被惊醒了，并且在理论上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人的本能欲望是合理的、是可以实现也是必须实现的。但由于他们生活的环境依然是传统伦理道德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他们自身又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许多伦理道德的东西已经渗入其骨髓、化作其血液，内化成他们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一方面，作为具有艺术特质的人，他们在受到外来个性主义思想的鼓荡以后，本能欲望特别强烈，而另一方面，外在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压力与内在的伦理道德自律又使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导致他们往往以悖谬的形态出现：在心理与言论上，他们往往更多的是以自己的本能欲望为准则，是“发乎情”的；而在行动上，他们又往往以伦理道德规范来规约自己，体现为“止乎礼仪”。在第一章中我们论述的五四作家的各种焦虑、矛盾、冲突，都可以归入这一模式之中。
因此，从生命特性来看，作家往往是属于情感丰沛型的，过于理性的人往往难以写出感人的作品来。五四作家又受到个性主义的触发与激荡，往往是充溢着生命激情的。郭沫若就自述：“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之中更借了诗歌的这支芦笛。”他自白：“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lmpulsivist，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程，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象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象一只死了的河豚。”(109)据传有一次郁达夫告诉鲁迅，说郭沫若聪明过人，爽直而有豪气，但也很容易激动。鲁迅听了以后笑道：这样的性格最宜于成为诗人。(110)田汉、郁达夫、张资平、庐隐、石评梅等也都是这种情感丰沛型的人。其实，像郭沫若这样一些偏于主观的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作家是属于这种类型，而像胡适、冰心、朱自清、叶圣陶、周作人、王统照、俞平伯等与郭沫若等偏于浪漫的作家相比，理性较强，往往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作家，其实也是情感丰富的。只是他们的情感往往易于受到理性的节制，情感的表达方式与前者有所不同而已。而介于这两种生命形态之间的是鲁迅，他时而表现得较有理性，时而又激情洋溢；实际上，从基本的生命形态来看，鲁迅仍是偏向于激情型的。
但五四作家终究肩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又受“立人”这一源于中国传统伦理的启蒙主张的引领，还要把“道德”作为“人的文学”之“本”，他们必然受到“礼仪”的影响。鲁迅写小说是为了“改良社会”；周作人甚至宣称：“我原来是道德家……我看自己一篇篇文章，里面都含有道德的色彩与光芒。”(111)五四作家怎么也绕不过伦理道德这道坎，尽管在内心里常常受到本能欲念的鼓荡，生命激情在熊熊燃烧，但在行动与创作中，都会受到“礼仪”的制约，自觉不自觉地要“合乎礼仪”的。例如在婚恋问题上，这本来是最应该按照人的本能欲念行事的，五四作家又受到个性主义思想的触发与鼓荡，他们原本会依照自己的内心欲求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在“发乎情”的层面上实现自己的欲望；但在实际上，他们几乎都没有依照自觉的主观欲念行事，而是“合乎礼仪”地在传统道德的层面上处理自己的终身大事。
在创作方面，在本章的前三节中，我们主要是从宏观层面，立足于理论视角来追寻五四文学发生的动因，似乎五四文学都是从理性出发，从概念到概念的。可实际上，作家的创作主要还是从感性出发，由生命的感受与感悟来切入文学领域，但其感性又往往会受到理性的驾驭，特别是受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规约与制衡，有的甚至会归于理性，因而也可以用“发乎情，止乎礼仪”来概括。
“发乎情”，从具体作家、作品的发生过程来看，是中外文学乃至于整个人类文学的共同特性，文学的发生绝大多数都是基于人的感性，由生命的欲求而引发的感性体验；具体作品的创作素材与创作灵感往往是受到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人事的触发而产生的，并且这些人事往往是以感性的形式进入作者的大脑，又是触动了作者的感情，甚至就是调动了作家的情感库存，然后在作者激情燃烧的状态中才有可能生产出文学作品来的。作为五四作家来讲，他们的“发乎情”的程度较中国古代作家往往会更高，因为他们接受了外来有关个性、自由等思想的影响，受过西方文学的熏陶，这些都对其生命的本然欲望与感情起到了开掘、点燃的作用，使他们的感情较中国古代作家更为强烈、炽热而奔放一些。但同时，他们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他们还自觉承载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他们的人格就是在传统文化“三不朽”的基点上形成的，他们的“立人”主张与传统伦理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他们的“人的文学”又是以道德为“本”的，因此，他们的创作又必然受到理性的制约，特别是会受到传统伦理文化的导引，往往是“止乎礼仪”的。
就创作动机而言，其发生有的偏于感性，有的偏于理性，但即便是基于理性的作家，其具体的创作灵感也往往源于感性的触发。在五四作家创作动机的产生中，主观情绪较强的往往直接源于感性的多：郭沫若就认定：“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弦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王国。”(112)郭沫若这段宣言式的倾诉就是这一类作家灵感源泉的典型写照。郁达夫也说：“我在过去的创作生活，本来是不自觉的。”(113)宗白华则回忆是：“因着某一种柔情的萦绕，我开始了写诗的冲动……”(114)即便是那些具有明确创作理念的人，往往其创作的起源也多半是基于感性的。譬如：鲁迅创作《呐喊》是有明显的理性目的的，但最初的来由仍是感性色彩极强的“在年青时候也曾做过许多梦”中“不能全忘的部分”(115)。叶圣陶创作的目的是“某一事象我觉得他不对，就提起笔来讽他一下”，但仍受感情左右：“我只觉得有了一个材料而不曾把他写下来的当儿，心里头好象负了债似的，时时刻刻会想到他，做别的工作也没有心路。于是只好提起笔来写。”(116)
胡适作《尝试集》的动机，在总体上并非真正缘于诗情的喷发，而是出于要进行作为救亡图存有机组成部分的白话文学的目的。即便是缘于自身的人生感悟，也往往要节制自己的情感，《蝴蝶》的创作历程就是明证，对此诗的创作过程，胡适回忆道：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江。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的飞下去，去寻它的同伴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做《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八月二十三日）这种孤单的情绪，决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117)
从诗篇所寄予的情感与后面的创作谈都可以看出，作者此时内心里汹涌着激烈的情感波涛，但写出来的诗却显得很淡定；明明是关乎一己的思绪，原本可以任凭自己的情感随意地喷发出来，可作者却好像是经历了九曲十八弯，浓浓的情感在不断地被稀释，到最后也就完全合乎“礼仪”了。胡适完全是被“礼仪”磨平了情感棱角的人，他理性太强，已经不习惯于更不善于表达激烈的情感了。
冰心则宣称：“我做小说的目的是想要感化社会。”(118)即使是郁达夫那样主要以自己的情绪为载体而从事创作的作家也自然会受到传统伦理的影响，诚如有的学者对其作品所分析的那样：“就在小说的性心理描写中，我们看到了所写人物对性生活的欲望，依然持着封建传统道德中‘性罪恶’的腐朽观念，而且从整个艺术描写中，也看不出作者对此有何针砭。其实际效果使人感到作家并没有彻底跳出传统的圈子，作者和作品的人物站在同一思想水平线上……(119)其他作家像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庐隐、林如稷等都受到理性的制约，特别是传统伦理的规约，也有“止乎礼仪”的趋势。
“发乎情”与“止乎礼仪”显然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因此，在此种情境下创作的作品必然存有明显的矛盾与冲突，使作品显得起伏跌宕、摇曳多姿。鲁迅心灵与创作的这种矛盾现象就被有的研究者形象地称为“被多重力量撕扯的灵魂”：“在鲁迅的生命存在中，有多重力量一直在撕扯的灵魂：他既关注着时代的苦难，民族的不幸，现实的变革，但又为政治背后的私欲与血腥，为国民劣根性的痼疾而失望；他既有着对黑暗现实不屈抗争的意志，却又为自我个体生命中的‘鬼气’而苦闷，并由此而产生了超越时代的焦虑与不安。”(120)这种概括大体上是合乎鲁迅心灵实际的。他还常常处于“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或者说是“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的矛盾状态之中：“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121)“你大概早知道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122)这种矛盾，就其实质而言，也就是“发乎情”与“止乎礼仪”的对峙。在创作中，这种矛盾性是贯穿于他的一生及其绝大多数作品中的，特别是他的带有自传色彩的抒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散文等，这种倾向就更为明显。
郭沫若在他的创作中，也裸露了内心的冲突与矛盾：“郭沫若在《残春》、《喀尔美萝姑娘》里流露了他在现代个性意识和传统道义之间的矛盾心理。……郭沫若，这个曾经宣告‘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的个性论者，竟然也相信人类的心中‘有一个百世不易的命令者存在’这就是指导一切行动的良心。受过传统道德的熏陶的现代个人，一旦越过‘良心’的雷池，他的自我谴责比任何外在因素更能磨掉锐气。数千年的传统加给现代人太重的历史负担，这不得不在人的心灵留下幽暗深重的精神阴影。”(123)这段分析是带着一些不解的心情来指陈郭沫若的矛盾心理及其在创作中的投影的。其实，这种矛盾心理在郭沫若是正常的。在那段时间里，最纠结他的就是他与安娜的结合：因为他已经结婚，尽管这是一段没有爱情基础的包办婚姻。由于他毕竟是受传统道德影响很深的人，他因此感到了深深的内疚与不安，内心里一直挣扎在爱情欢悦与良心谴责的矛盾中，为此而在小说中排遣这种郁闷。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里，他往往不是情胜于理，而是理胜于情的，是道德感扼杀了情欲。例如，在小说《残春》里的“我”与萍水相逢的年轻S护士一见钟情，为此“我”在跟S护士的交往中常常被一种罪恶感所困扰。作品写了“我”做的一个梦。在梦中，“我”在与女护士幽会，但就在两人情感飞速发展时，“我”的妻子因怕被丈夫所弃而亲手杀死了他们两个年幼的儿子。“我”的好梦也就以悲剧告终。关于《残春》，作者在《批评与梦》一文中吐露：“我那篇《残春》的着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时的奢望。”作者之所以让“我”在梦中上演一场悲剧，就是他在潜意识里害怕自己因一己之情感而酿成伦理的惨剧。这个作品，典型地反映了郭沫若“发乎情，止乎礼仪”心理实况。
而《喀尔美萝姑娘》则更是郭沫若复杂心理的写照，这个作品的“情”与“礼仪”的对峙与冲突更为尖锐与激烈。《喀尔美萝姑娘》中的主人公“我”是位中国留学生，与妻子瑞华和两个孩子一起生活在日本。“我”对附近街巷里有一位眼睛长得非常美丽的卖糖人儿的姑娘一见钟情，迅速堕入情网而不能自拔。“我”白天放弃学习偷偷在姑娘身边转悠，夜里和妻子一起同床共衾，“抱着圣母的塑像驰骋着爱欲的梦想”。“我”时而是爱家的丈夫和父亲，时而则是姑娘的爱恋者。“我”既经受不住良心的谴责，选择尽义务、讲责任。特别是“我”妻子特别好，就像“圣母”一样，更使“我”内心的不安加剧。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甚至妄想狂般的羡慕医生，因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扪触女人的肌肤，敲击女人的胸部，听取女人的心音，开发女人的秘库”，还幻化自己就是医生，去“摸她的眼睛，摸她的两颊，摸她的颈子，摸她的乳房，摸她的腹部，摸她的……”妻子越是对自己温柔体贴，“我”越感到她和孩子们是自己爱情的负担。在工作毫无着落、那姑娘又不知去了哪里以后，“我”对妻儿产生了深深地愧疚与自责，并在万念俱灰之中，投海自杀。在“我”被渔民救起来之后，面对精心守候身旁的妻子，“我”向妻子坦白了深藏于内心的秘密。妻子的宽容与谅解，使“我”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带着妻儿回到祖国。但不久，当得知那位卖糖人儿的姑娘在日本某地当酒吧女郎之后，“我”又以实习为借口重返日本。在打探到她已经给某位商人做妾在东京生活以后，“我”又买了手枪和毒药，登上了开往东京的火车。在这个作品中，“情”的力量很大，一度几乎主宰“我”的人生向度，左右了“我”的生活罗盘。但终究因为妻子的大善、儿子的牵挂，使得“我”常常被“礼仪”所折服。“我”内心一直处于“发乎情”与“止乎礼仪”的对峙与冲突之中，最后的结尾，好像是情欲战胜了礼仪，但那是十分苍白的，在心上人已经成为他人妾的情形下，“我”的情欲根本就没有丝毫施展的舞台，更是毫无实现的可能。纵观整个作品，还是“礼仪”的力量远远地大于“情”，由于“我”的妻子占据着伦理的制高点，其力量太大、太强，而“我”的情欲的力量太微弱，实际上最终是“止乎礼仪”的。了解郭沫若生平的人一看便知，这个作品的主人公“我”的人物原型就是郭沫若自己，而妻子瑞华的原型即是他的妻子佐藤富子。小说有很多虚构成分，但基本事实与心理特征则是郭沫若自己的。他在与妻子佐藤富子结合之后又发生了婚外恋情，这篇小说就是抒写自己当时“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状况的。
其实，在郭沫若的早期小说创作中，不只是《残春》、《喀尔美萝姑娘》这两个作品的情感是“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而是绝大多数作品都是他自己这种心灵矛盾的自然流泻。具体说来，就是为了发泄自己因追求自己的婚恋自主而产生的道德困惑与内心不安以及道德自责。他不仅有背弃发妻而与佐藤富子结合而产生的情欲与礼仪的矛盾，而且还有背叛佐藤富子、爱上别的女子而产生的情欲与礼仪的冲突。在五四时期，在诗歌与话剧中，他主要是抒写人性（包括婚恋方面）获得解放与舒展以后的欢畅心情，其间也有少数作品是表现因生命欲望满足以后而产生的内心不安，但最后往往都是以人的本能欲念的获胜而告终。而在小说中，他则往往抒写伦理原则在争斗中最终获得胜利，是完全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仪”原则的。
在五四时期，还有许多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现了他们“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心理状态。比如：林如稷的“《将过去》提供的是一幅自我灵魂搏斗的惨痛画面。主人公在人性与兽性之间的挣扎，他的无法解脱的内心痛苦和矛盾使自我显示出浓重的悲剧性。这里的悲剧不仅仅是源自于社会的压迫，更主要的来自自身的心理压力——摆脱不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家庭伦理的诱惑”(124)。对林如稷的这种分析，其实也适合许多五四作家的创作实际。郁达夫的本能欲念与传统伦理之间的冲突更是其作品的主要载体，舍此，《沉沦》等作品也就无从产生，而且，在“发乎情”与“止乎礼仪”的对峙与冲突之中，往往在主人公的内心里，总是“止乎礼仪”的。而其他五四作家如田汉、张资平、庐隐、石评梅等都无不表现出这种“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倾向。
可以说，这种“情”与“礼仪”的对峙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伦理学和道德准则之所以必要就在于理智与冲动之间的冲突。假如人只有理智，或只有冲动，都不会有伦理学的地位。人们是充满激情的、固执的和相当疯狂的。这种疯狂可能会给他们自己和别人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生命的冲动尽管危险，人类若要存在下去不丧失其特色，就必须保持这种冲动。一种可以使人们幸福生活的伦理学必须在冲动和控制的两极之间找到中点。因此可以说，由于人类内在本质的冲突，才有了伦理学产生的必要。人的冲动和愿望比任何别的动物都更复杂。这种复杂性也带来许多困难。”(125)“正因为人性不完全是社会性的，我们才需要伦理学来提出目的，需要有道德准则来教诲行为，蚂蚁似乎没有这种需要，因为它们总是根据集体的利益去行动。”(126)只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上，这种“情”与“礼仪”的关系模式不尽相同而已。而在五四时期，这种关系已经明显的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但在总体上仍然偏侧于中国传统伦理的模式。
【注释】
(1)周作人：《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27—28页。
(2)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414页。
(3)陈独秀：《答李亨嘉》、《陈独秀文章编选》（上），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213页。
(4)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282页。
(5)同上书，第548页。
(6)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52页。
(7)同上书，第153页。
(8)同上书，第207页。
(9)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10)同上书，第198页。
(11)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61—66页。
(12)鲁迅：《摩罗诗力说》。
(13)鲁迅：《文化偏至论》。
(14)张均：《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1917—1976）》，岳麓书社，2007年6月版，第52页。
(15)严复：《原强》，见《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
(16)见张光芒著《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第42—43页。
(17)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45—46页。
(18)同上书，第47页。
(19)同上书，第67—75页。
(20)鲁迅：《文化偏至论》。
(21)张光芒著《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第5页。
(22)见张光芒著《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第8页。
(23)同上书，第9页。
(24)同上书，第4—5页。
(25)同上书，第42页。
(26)见张光芒著《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第43页。
(27)胡适：《易卜生主义》，见《胡适代表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2页。
(28)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第29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29)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29页。
(30)邢铁华：《中国现代化文学史著编纂的系统考察》，见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7页。
(31)张光芒：《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77页。
(32)郁达夫：《关于小说的话》，《郁达夫文集》第六卷，花城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86页。
(33)郭沫若：《文艺论集·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5年12月版。
(34)刘纳：《嬗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1页。
(35)佩韦：《解放的妇女和妇女的解放》，《妇女杂志》第五卷第11号，1919年11月15日。
(36)鲁迅：《随感录·四十》。
(37)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7页。
(38)雁冰：《一个问题的商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10月30日。
(39)罗家伦：《妇女解放》，《新潮》第二卷第1号。
(40)庐隐：《月夜孤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6页。
(41)同上书，第198页。
(42)庐隐：《月夜孤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0页。
(43)同上书，第193页。
(44)同上书，第192页。
(45)高元：《民主政治与伦常主义》，《新潮》第二卷第2号。
(46)周作人：《日本的新村》，（新青年）第六卷第3号。
(47)胡适：《不朽》，《新青年》第六卷第2号。
(48)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34页。
(49)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50)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8页。
(51)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155页。
(52)陈独秀：《陈独秀文章编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6月第1版，第71页。
(53)同上书，第72页。
(54)同上书，第13—14页。
(55)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2页。
(56)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08页。
(57)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41页。
(58)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一卷4号。
(59)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三卷第3期。
(60)同上书。
(61)同上书。
(62)鲁迅：《华盖集·通讯》。
(63)周作人：《国语》，《晨报》1921年9月23日。
(64)周作人：《听说商会要皇帝》，《京报副刊》，1924年12月17日。
(65)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60—61页。
(66)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232—233页。
(67)陈独秀：《独秀文存》，第44—45页。
(68)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8页。
(69)孙中山：《军政府宣言》，《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
(70)钱玄同：《关于反抗帝国主义》，《语丝》，第31期。
(71)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72)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集》，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2页。
(73)钱玄同：《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9日。
(74)胡适：《口述自传》十二，《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
(75)吴虞：《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通信”。
(76)周作人：《知堂小品·自己的文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77)龙泉明：《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伦理情结》，《河北学刊》1993年第5期。
(78)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79)张均：《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1917—1976）》，岳麓书社，2007年6月版，第51—53页。
(80)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
(81)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4—126页。
(82)胡适：《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8页。
(83)《北大进德会旨趣书》，《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126页。
(8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444—445页。
(85)鲁迅：《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
(86)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87)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204页。
(88)周作人：《平民文学》。
(89)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第109页。
(90)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91)鲁迅：《我之节烈观》。
(92)胡适：《胡适文选》，台北远流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93)周作人：《人的文学》。
(94)陈独秀：《记陈独秀君演讲词》，新青年第三卷第3号。
(95)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第44页。
(96)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页。
(97)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答张护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8)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99)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100)周作人：《人的文学》，见《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江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0—33页。
(101)同上书。
(102)周作人：《人的文学》，见《周作人批评文集》，珠江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0—33页。
(103)同上书。
(104)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08页。
(105)同上书，第208—209页。
(106)周作人：《评沉沦》，见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 第三册》，1984年。
(107)周作人：《情诗》，见许志英主编《周作人早期散文选》，1984年。
(108)周作人：《周作人散文·雨天的书·自序二》（第二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109)郭沫若：《论国内评坛及我对于创作的态度》，《郭沫若全集》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226页。
(110)转引自孙席珍：《郭沫若——永远不灭的光辉》，《郭沫若研究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1)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二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345—346。
(112)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0页。
(113)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二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352页。
(114)同上书，第342页。
(115)鲁迅：《呐喊·自序》，《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3页。
(116)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第二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372—373页。
(117)胡适：《逼上梁山》，《东方杂志》三十一卷1期，1934年1月1日。
(118)杨宇森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76页。
(119)许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1页。
(120)杨宇森主编：《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3页。
(121)鲁迅、景宋：《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122)同上书，第549页。
(123)许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47页。
(124)许志英、倪婷婷：《五·四：人的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37页。
(125)（英）伯特兰·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29页。
(126)同上书，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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