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怨刺”功能的张扬

对文学“怨刺”功能的张扬

第四节　对文学“怨刺”功能的张扬

中国传统伦理理想往往以“仁”为出发点，发展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而历代统治者往往是“外儒阴法”的：表面上视老百姓为“子民”，而实际上却是骑在百姓头上为所欲为的“老爷”；一些人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因此，作为伦理理想传承者的传统诗教的“怨刺”功能就十分发达。中国历来都有“愤怒出诗人”的说法，文人们往往基于为民请命的出发点，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对于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进行大规模的揭露与讽刺，写出“怨刺”之作，其范围往往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有“怨刺”意味的作品对纯化社会风气、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还有益处。《毛诗序》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由此不难看出，“怨刺”对象很多、范围很广，作用很大。所以《毛诗序》总结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怨刺”的作品多了，说明世道就不太平，国家与老百姓就麻烦了。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得分明：“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

五四作家的人格直接由传统伦理文化所铸就，他们都以“君子”人格作为自己锻造的目标，传统的“民本”思想使他们奠定了为国为民的崇高理想，西方人本主义观念又使他们印证并加固了“民本”思想。那时，内忧外患十分严重，祖国母亲与广大民众都在受难。这一切，都促使他们拿起由传统伦理所铸就的传统文论中的“怨刺”利器，来发泄自己的愤懑，表达对侵害祖国与民众利益的势力的“怨刺”。

对孔子诗教中的“怨”，可以指“作诗以发泄哀怨”，也可以指“怨刺上政”。⁽¹¹⁰⁾这与从诗歌的政治功能来解释“风”的意义相近，郑玄就有这样的解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¹¹¹⁾这说明，中国传统文艺十分重视其“怨刺”功能，这也是由中国传统伦理决定的。传统伦理有自己的理想境界，对君王的要求是通过“内圣”而“外王”，做“圣君”、“仁君”；对大臣的要求则是“贤相”、“清官”；对家长则要求他们是“慈父”、“严父”。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境界很难达到，倒反而是“昏君”、“暴君”、“庸君”多，“贪官”、“昏官”、“赃官”多，因此，在文学艺术中“刺诗”就应用而生。这里的“刺”是指讽刺，“下以讽刺上”。《毛诗》解释的诗刺范围就极广，有刺君王诗、刺淫诗、刺时诗、刺乱诗、刺朝诗、刺忽诗、刺贪诗、刺荒诗、刺衰诗、刺无节诗、刺褊诗、刺奢诗、刺近小人诗、刺不壹诗等等，其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弊端。刺诗的产生，表现了民众对社会状况的不满，反映了某种社会情绪，也是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在这里，谈的是诗，但实际上怨刺是渗透在各种文学体裁之中的。

到了五四时期，虽然从形式上看，封建王朝已不复存在，封建君主也已作故了，但实际上，当时处于军阀割据状况下的各路官员昏庸腐败透顶，整个社会都处于极度黑暗之中，老百姓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祖国的拯救当然也就鲜有希望可言。这对秉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关注国计民生、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五四作家来说，无疑是十分痛心的。而且，他们还抱着救国的使命，把这种黑暗的现实当成了国难的重要根源，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就充斥了“怨刺”内容。只是因五四时期小说特别发达，并且经由梁启超为之正名，已把它抬高到文学正宗的地位。因而这一特性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而已。

若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从古代文学的“怨刺”到五四文学的暴露社会黑暗，揭示民众疾苦，还经由近代文学中谴责小说的过渡：《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等小说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全面、深刻、前无古人般的揭露，他们呼吁改革时弊、刷新政治、富强国家。五四先驱者是吸吮了传统伦理文化的乳汁长大的，他们又直接受谴责小说影响，他们通过小说等文学样式发挥文学的“怨刺”功能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问题剧”十分兴盛，冰心、胡适、叶圣陶、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王统照、庐隐、许地山、田汉等都写过“问题小说”或“问题剧”，一度形成了“问题小说”与“问题剧”的热潮。从内容来看，几乎触及到当时社会的各种问题，其中触及最多的是妇女解放问题、男女青年婚恋问题、人生的目的与道德问题、教育问题、劳工问题、儿童问题、军阀混战造成的战祸问题等，后来，很多研究者都指出这类作品艺术价值不高的问题，这是正确的，但要知道，当时的作家并不在着力于创作“艺术”作品，而是在发扬文艺的“怨刺”功能，立足于指出“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一般说来，人们没有把鲁迅的创作归入“问题小说”的行列，但如果从“怨刺”视角来看，鲁迅的一些小说像《狂人日记》、《阿Q正传》、《风波》、《药》等也可以归入“问题小说”的行列。同样，若从这个视角来看，以郁达夫为代表的创造社一些作家的一些创作也可归入其列。因为透过他们的作品，人们能读出许多的社会问题，从他们创作时的心态来看，有时基于“怨”的动机，有时则基于“刺”的目的，虽然作品的风貌各异，但怨刺倾向则让人一目了然。

例如，在五四时期的一些话剧作品，也发挥了“怨刺”功能。在语言上，陈大悲的剧作对讽刺对象的嘲弄既犀利泼辣，又较为机智有趣。《双解放》是通过“换魂术”使顾菊人和妻子灵魂易位，易位之后，附男魂的妻子做男腔，附女魂的丈夫学女相。妻子刚显男身，马上扬眉吐气，丈夫刚成女相，便立即恶运环生。作品就是以荒诞的情节和明快泼辣的语言嘲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陋习。在《“平民的恩人”》中，汪锐庵扬言要以平民的身份去告发勾结土匪的雷子刚，雷子刚则反唇相讥：

哼哼！口口声声地“平民”，“平民”！你当真可以算得是个平民吗？在中华民国里当平民的也够得上坐汽车来往吗？平民有这雪白的脸雪白的手吗？平民也挂得起金表吗？平民也穿得这样材料的衣服吗？平民还能在北京城里贩运烟土吗？

让两个被讽刺的对象互相揭短，让他们自行暴露，受到了较好的讽刺功效。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汪锐庵以此自辩：

你瞧我是平民吗？在中华民国里有坐汽车的平民吗？有挂金表的平民吗？有穿这样材料的衣料的平民吗？平民有本钱办这么大一个药房吗？

在《维持风化》中，德如、子健与三姨太之间的对话写得很好：

子健：我说三姨娘这个样子也实在太难了，叔是一家之主，叔叫她不出门去，她能不听吗？

邱太太突然上，道：“我偏不听，谁敢把我怎么样？（站门口不动，直盯着子健，子健低头，哑场）

德如：是我问了他，他才说的。

邱三：（怒向德如）我没给你说话，哼！

此后，丫头金菊上茶，被骂，出，子健也欲出，却被邱三叫住。

邱三：站住，慢一点走，我偏不听你叔的话，你叫他把我怎么样办？”

德如：人家是客，你也得客气一点儿。子健你回去罢。

邱三（近前，直盯，子健忍不住笑，邱脸上慢慢松下来）今天走你的，（伸手指鼻尖）明天给你算账。（德如皱眉，叹气）

这段多人对话把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矛盾纠葛展现了出来，讽刺意愿也巧妙地蕴含其间，已经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

在陈大悲影响下，出现了一批讽刺喜剧，其代表作有：欧阳予倩的《回家以后》、《泼妇》、寿明斋的《含泪的微笑》、余上玩的《六万元》、蒲伯英的《阔人的孝道》、《道义之交》、黄鹏基的《刮脸之晨》、《她的兄弟》以及熊佛西的讽刺喜剧等。它们与陈大悲的作品一起，奠定了中国现代讽刺喜剧语言的基调。在这期间，欧阳予倩的《泼妇》、《屏风后》在趣味性语言中蕴含泼辣尖锐而又机智俏皮的讽刺性语言，可以代表本时期讽刺喜剧语言最高成就。特别是《屏风后》，这个作品的讽刺性特强，如“道德维持会”会员们的对话：

吴：好好好，你们知法犯法，我等会长回来告诉他！

周：我们这也是学时髦。

吴：原来知法犯法是时髦？

无垢：不然，犯法要犯得漂亮才时髦。

周：是了，犯法要不让人知道就漂亮。

李：不然，犯法要让人好象知道，好象不知道才算漂亮！

钱：不然，犯法要犯得简直让人知道，可是抓不到证据，才算漂亮。

孙：不然，犯法要犯得让人抓着证据，却把你无可如何，那才叫漂亮。

从讽刺语言的角度来看，这帮“活宝”对“犯法”的“妙论”正是太“精辟”了，他们不以恶为恶、不以丑为丑，还炫恶为善、炫丑为美，从中显示出他们十足的喜剧性。特别是作品最后的点题：

不要看这个屏风小，几千年的道德全靠这个屏风……

这一经典话语把全剧的讽刺推向了高潮，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戏剧（包括喜剧）的经典性台词。而且，综观《屏风后》这个剧作，它的语言还具有幽默俏皮、机智风趣的特征，的确是讽刺喜剧语言中的上乘之作。

当然，与传统文学的“怨刺”相比，“五四”文学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首先，从“怨刺”所涉及的面来讲，传统文学更多的是指“下以讽刺上”，而五四文学也有“讽刺上”之处，当时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下层老百姓的种种苦难的造成“上”面的原因是基本的。但它的重心已下移，更多的是揭示作为“下”的广大民众自身的弱点，让人感到，阿Q、闰土、潘先生、“超人”们自身存有的致命弱点，也是导致国家面临危亡局面，他们自己深陷苦难深渊的原因；而且阿Q们身上所存有的弱点不仅体现在下层民众身上，同时还体现在包括所有统治者在内的整个国民身上，因此，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范围是涉及整个国人的。其次，从“怨刺”的功能来看，传统文学主要是发泄对“上”、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或对统治者加以规劝、直谏；而五四文学除了也包含有发泄之意外，更多的是基于理性的思考，是在国难当头且自近代以来种种救治办法都失灵了的危急关头，用“立人”来救国的，其目标既过大又庄严，更是任务繁重。因此，他们的心态远比古代的沉重而严肃，这可以从他们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反对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就可以见出一斑了。再次，在对表现对象的态度上也与古代作家同中有异：古代作家主要是带着讽刺、劝诫的眼光来对待其表现对象的；而五四作家除此之外，还有哀怨与同情，乃至于愤怒，此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也。

同时，我们还发现，五四文学还受到了外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触发。从1918到1923年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最多的就是批判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小说月报》还以大量篇幅译介俄国近代文学（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欧洲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刊出了“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和“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五四作家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以及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民众的贫困与苦难的同情上与之相契合，可以说是批判现实主义触发、激活了五四作家人格储备中的“怨刺”意识，是其头脑中“固有”的“怨刺”观念作为接受图式而吸收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相关因子，又基于“立人”以救国的动机而使五四文学的“怨刺”功能呈现出如此面目了，其实，五四文学的“怨刺”与批判现实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批判对象各异，其动机更是判然有别了。

【注释】

(1)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43页。

(2)曹丕：《典论·论文》。

(3)周敦颐：《周子通书·文辞》。

(4)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5)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81页。

(6)叶圣陶：《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7)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8)见李玉珍，周春东，刘裕莲等编著：《文学研究会资料（上）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　现代卷》，第3页。

(9)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页。

(10)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72页。

(11)同上书，第73页。

(12)同上书，第75页。

(13)同上书，第82页。

(14)茅盾：《茅盾全集》第十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87页。

(15)同上书，第411页。

(16)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17)成仿吾：《新文学的使命》，1923年5月《创造周报》第2号。

(18)倪婷婷：《求异及其变异：“五四”文学的审美思维矢向》，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

(19)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20)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2号，1921年2月10日。

(21)沈雁冰：《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

(22)冯梦龙：《古今小说·序》，《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25页。

(23)梁启超：《译英政治小说序》，《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27页。

(24)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4页。

(25)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版，第299页。

(26)见贾植芳等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江苏教育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9页。

(27)西谛：《文学旬刊改革宣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阿英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28)茅盾：《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90页。

(29)瞿世英：《创作与哲学》，《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7号，1921年7月10日。

(30)周作人：《女子与文学》，《晨报副刊》，1922年6月3日。

(31)冰心：《文艺丛谈》，见贾植芳主编《文学研究会资料》（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9页。

(32)叶圣陶：《叶圣陶论创作》，第18—19页。

(33)郭沫若：《郭沫若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26页。

(34)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8页。

(35)郭沫若：《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68页。

(36)见刘若愚著《中国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03页。

(37)同上书，第104页。

(38)王文生：《释“志”——“诗言志”诠之一》，《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3期。

(39)孔颖达：《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

(40)郭沫若：《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271页。

(41)朱寿桐：《论创造社对东西方文化的选择》，南京大学学报，1990第2期。

(42)刘保昌：《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河北学刊，第二十二卷第5期。

(43)约瑟夫·T·肖：《文学借鉴与比较研究》，《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4)郭沫若：《论国内评坛及我对于创作的态度》，《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4日。

(45)田寿昌等：《三叶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7页。

(46)王独清：《貂蝉·序》，上海江南书店，1924年版。

(47)郭沫若：《论诗通信》。

(48)沙尔·巴依：《语言与生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9页。

(49)郭沫若：《生命底文学》，1920年2月23日。

(50)田汉：《文学概论》，中华书局，1927年版。

(51)田寿昌等：《三叶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36页。

(52)同上书，第55页。

(53)郭沫若：《沸羹集·序我的诗》，群益出版社，1950年版。

(54)见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209页。

(55)郭沫若：《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创造季刊》第一卷第2期，1922年8月25日。

(56)郭沫若：《文艺上的节产》，《创造周报》第19号，1923年9月16日。

(57)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9页。

(58)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沫若文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页。

(59)郁达夫：《艺术与国家》，《创造周报》第7号，1923年6月23日。

(60)见北京大学等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212页。

(61)庐隐：《著作家应有的修养》，收入《东京小品》。

(62)郁达夫：《诗论》，《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08页。

(63)成仿吾：《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第一号，上海书店印行，1983年9月版，第2—3页。

(64)郭沫若：《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2年3月15日。

(65)阿英：《诗人郭沫若》，《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83页。

(66)季桂起：《略论五四时期的写意小说》，齐鲁学刊，2001年第5期。

(67)郁达夫：《炉边细语》，第346页。

(68)王训昭，卢正言，邵华等编著：《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第110页。

(69)郭沫若：《谈诗歌创作》，1920年2月1日，《时事学报·学灯》。

(70)赵景深：《短篇小说的结构》，《文学周报》，第283期，1927年9月25日。

(71)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创造周报》第二号，上海书店印行，1983年9月版，第2—3页。

(72)郑伯奇：《国民文学论》，《创造周报》第33号，1923年12月23日。

(73)王训昭，卢正言，邵华等编著《郭沫若研究资料（上）》，《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第124页。

(74)郑伯奇：《国民文学论》，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创造周报》第33—35号。

(75)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1923年5月23日《创造周报》。

(76)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1923年5月20日《创造周报》。

(77)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朱自清序跋书评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9月版，第30页。

(78)胡风：《文学上的五四》，见《胡风评论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第122页。

(79)郑振铎：《文学的定义》，见1921年5月10日《时势新报·文学旬刊》第1期。

(80)西谛：《新文学观的建设》，见1922年5月11日《时势新报·文学旬刊》第37期。

(81)西谛：《文学的使命》，见1921年6月20日《时势新报·文学旬刊》第5期。

(82)郭沫若：《论国内评坛及我对于创作的态度》，《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4日。

(83)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1923年5月23日《创造周报》。

(84)郑伯奇：《国民文学论》，1923年12月至1924年1月，《创造周报》第33—35号。

(85)见《创造社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129页。

(86)同上书，第113页。

(87)郭沫若：《创造十年》《学生时代》，第127页。

(88)郭沫若：《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8月4日。

(89)孟子：《孟子·离娄上》。

(90)《汉书·董仲舒传》。

(91)《欧阳文忠公集·议学状》。

(92)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24页。

(93)傅斯年：《戏剧改良面面观》，见《中国现代文论选·现代卷》上册，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88页。

(94)耿济之：《前夜》译本序。

(95)庐隐：《创作的我见》，《小说月报》，1921年十二卷7号。

(96)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民国日报·文学》，1925年5月18日。

(97)转引自洪深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戏剧集·导论》。

(98)蒲伯英：《戏剧之近代的意义》，《戏剧》，1921年第一卷第1期。

(99)见刘炎生著《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84页。

(100)同上书，第85页。

(101)同上书，第85—86页。

(102)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103)孟真：《一段疯话》，1919年4月《新潮》第一卷第4号。

(104)周作人：《自己的园地·阿Q正传》，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

(105)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106)见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99页。

(107)见徐瑞岳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

(108)同上书，第398页。

(109)同上书，第887页。

(110)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62页。

(111)同上书，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