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家的厌弃与眷恋
第一节 对家的厌弃与眷恋
伦理化中国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国家，家则是其中的基本单元与中枢地带，家往往既是国人的栖息场所，更是大家的心灵据点；并且，家国一体化，国是家的放大，家则是国的缩影。因此，家在文化与国人生活中都至关重要。五四先驱者自然绕不开它，他们也是满含热情地把家纳入到视域之内。而且，他们对家的感情非常复杂，他们在作品中对家的描写也很驳杂，他们此类作品的风貌就是色彩斑斓的。
如前所述，由“三不朽”作为人格基点的五四作家出于传统伦理的救世情怀而激烈地反对传统文化，这就导致他们必然会对家加以唾弃。陈独秀在多篇文章中都加以批判。傅斯年在《新潮》创刊号的《万恶之源》一文中就不断地感慨：“家累！家累！家累！”在1919年11月，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发表《非“孝”》一文。如果说陈独秀等主要是从理论层面上对家进行勇猛的抨击，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用一个具体人物的日记形式来揭示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害。鲁迅是从“立人”的视角切入传统宗族制度而得出其“吃人”特性的。其他许多作家都沿着这一路径来揭示封建家族残害人的本性的罪恶。在家族里面，受过新思潮激荡的青年人最容易在婚恋问题上与家族发生冲突，因为以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思潮激醒了沉睡的或被压抑着的爱欲本能，而传统伦理虽不完全压抑它，但却要求它按照伦理设定的通道来实现，特别是当它与人的欲望发生矛盾时，它要求后者臣服于它而抑制自己。到了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对人的本能欲望做了极度戕害。对此，在封建时代其实就有许多反抗者。这种压抑与戕害对于觉醒了的五四青年更难以忍受，他们激烈地反抗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也是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婚恋题材的根由。
五四作家对家的厌弃是让人一目了然的。但是，“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实在是太重要了。五四先驱者并不只是一概站在家的对立面而竭尽否决、批判之能事，他们对家也有肯定乃至于赞美之情。
首先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们仍表现出了对家的眷恋乃至歌颂，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冰心。她的作品与那些激烈地反对传统家庭的作家、作品大异其趣的是，她却是从对传统家庭的肯定入手来切入这一领域的。她的《两个家庭》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就提出问题而言，这个作品也是从改良国家必须从改良家庭入手，这与其他作家没有什么区别，她的特殊性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作品中的两个家庭一个是幸福的三哥家，因家庭的幸福而使三哥的事业也有建树，起到了改良国家的功效；而另一个陈先生家，因家庭不幸福而导致曾留学英国的高材生的陈先生还没来得及为国效劳就抑郁而死了，作品由此证明“家庭的幸福与痛苦与男子建设事业的能力影响极大”的理念。而决定这两个家庭不同面貌的是他们的家庭主妇：那个幸福的家庭的主妇亚茜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趣味高雅、治家有方的新式贤妻良母，而另一不幸家庭的主妇陈太太则是一个文化素质低下而又不理家政的女人。冰心的其他作品如《别后》、《第一次宴会》也都属这类作品。她还在《繁星》第114首中深情地写道：
“家”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烦闷—忧怨；
都在此中融化消灭。
这种对家的首肯不仅在冰心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在其他作家中也不乏其例，最典型的就是叶圣陶，他的《为了纪念》、《萌芽》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另外，朱自清的一些散文，也是一曲曲家庭的颂歌。
冰心、叶圣陶等对家的肯定带有偶然性，也明显地打上了理想主义色彩。让笔者感兴趣并陷入沉思的地方在于：传统家庭正如那些激进的作家们所感到的那样就只有“吃人”、只会葬送人的幸福？它还有没有合理的值得我们眷顾的东西存在？笔者感到，即使冰心的设计带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只要通过努力，她的理想也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这也说明，若能实现中国传统伦理中有关理想家庭的模式，人也同样可以生活完满，事业有成，对己、对家、对国均有益处。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快乐与和谐，而其追寻方式及实现方式都是形态各异的。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其实不然，幸福的家庭其实也是各有各的幸福。冰心、叶圣陶们的创作给我们以启迪：传统家庭模式并不一定会给人带来不幸（当然其逆命题更不成立）。
为什么同为五四作家，会出现对传统家庭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其根由十分复杂。但有一点很明显，这与他们的个人遭逢息息相关，大凡对家庭采取严厉的批判姿态的，多半都有过不幸的人生经历，像陈独秀、胡适、鲁迅、庐隐、郁达夫、冯沅君、田汉、茅盾等都从小丧父，家庭陷入残缺不全境地，让他们饱受了各种痛苦与焦虑，种下了弃家的种子（也许只存在于潜意识层面），后来他们的婚姻又多半是包办，或曾经有过包办婚约，让他们又受到一层束缚。早期经历种下的这些种子，在新思潮之风的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又受到传统文学中“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思想的濡染，竭力唾弃家庭就可以理解了。而冰心、叶圣陶等则不同，他们的童年家庭健全、生活和美幸福。特别是冰心，她的父母的结合在那个时代不会不是包办婚姻，但两人却共同营造了一个父（母）慈子（女）孝、夫妻恩爱、姐弟和睦的家庭；包括她的祖父、祖母、舅舅等都让她汲取了经过精细筛选后的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成分。再加上后来又受到了健全的学校教育，使她的文化心理结构与同时代多数作家相比就有了明显不同。对于家庭，她感受更多的是温暖、爱、和谐。叶圣陶也一样，孩提时代虽然家境较为艰窘，但其家庭生活仍十分和谐、健全，后来与胡墨林的婚姻虽是包办，但却十分美满、幸福。他们对家的眷顾由此定下了基调。有意思的是，他们对当时的个性解放思潮在顺应中仍有保留，前文我们已谈及叶圣陶对自由恋爱的不以为然态度。冰心则对当时流行的妇女解放思想存有微词，在《两个家庭》之中，那个导致丈夫早逝的陈太太，对丈夫的批评抬出的理由正是“尊重女权”、“男女平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厌弃家庭的五四作家们对他们生长于斯的家就毫无眷恋之情的了。鲁迅在《孤独者》中就写道：“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冯沅君则写有《慈母》、《写于母亲走后》等眷顾母亲、也就是顾恋家庭的作品。庐隐从小受家人（包括母亲）的冷遇，他对家的反叛也十分果敢，但在自叙传色彩很浓烈的《海滨故人》中，作为庐隐化身的露沙当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时，“露沙拿着电报，又急又怕，全身的血脉，差不多都凝住了，只觉寒战难禁”。当她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已病故，她当即就“昏晕在车上”，醒来后在母亲灵前哭了一夜，并因寒热交作而卧病一个星期，后来又在母亲灵前守了一个月，哭了一个月。其他作家在创作中也都流露出对家的眷恋之情。而冰心也并非完全站在颂扬家庭的立场上，她的《国旗》、《最后的安息》、《一个兵丁》、《一个军官的笔记》、《三儿》、《鱼儿》等也触及到了穷困、愚昧、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残杀而带来的亲人离散等，触摸到了包括家庭在内的整个社会的不协调性。《两个家庭》中的陈家更是一个家庭不谐和的例子。她与同时代那些强烈反抗传统家庭作家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她在寻求救家庭也就是救国人、救国家的良方，在《两个家庭》中是以新式的贤妻良母作为药方，后来经过探寻，才确立了以母爱为基点与中心的“爱的哲学”，这在《超人》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多数五四激进作家都曾否弃过家庭，竭力要摆脱它的束缚，以追求自己的恋爱与个性的自由，多数作品也都是表现其追求过程的艰难及其结局的失败。试想若这些男女主人公果真追求成功了，他们就一定如意吗？鲁迅在五四后期写的带有反思五四反传统思潮的《伤逝》以及此前的杂文《娜拉走后怎样》，就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性回答。涓生与子君历经艰辛终于因爱而结合了，但两人的恋情很快就冷却，同居关系维持了很短时间便分手了。鲁迅创作这篇小说有其特定的心理背景，但提出的问题却耐人寻味：如何让爱有所“附丽”、如何才能做到爱情“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如何让得到爱以后保持住爱，等等，涓生与子君爱情的失败既是由当时社会黑暗所造成，又由两人的思想与性格的差异所导致，更与人的本性（特别是情感）的易变有关，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让他们的爱上演了悲剧。鲁迅是深刻的，他往往把他人思考的终点作为起点，来作出与常人不同的探寻。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鲁迅的思考就是一种普遍规律，它也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实际上，因爱而结合或者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都有可能成功（当然也有可能不成功）。婚恋问题太复杂，如果说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的话，那么，婚恋就是人生中最复杂、最难言说、最不可以用某一种可能性来概括的。我们在诠释表现这类问题的作品时尤其要小心。
离家会导致个体心灵的无可依归，鲁迅的“走异路，逃异地”，离家求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也终于借此摆脱了家庭和故乡的束缚，远走高飞了。然而，他的心灵却再也得不到安宁了。一种新的对于家庭的情结开始形成，并在他的内心深处不安地骚动，这就是鲁迅明显的对于母亲和家庭的愧疚与负罪感”(1)。在他们的创作中，家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涉及了。具体说来，五四文学在家的问题上，也形成了几个兴奋中心：
首先是母爱问题。
由于是母亲直接给人以生命；母亲又在生命呱呱坠地之后一直精心呵护自己、养育自己；而且，女性在中国往往受到家族制度压迫最重，社会地位最低，命运也最惨。所以，母亲受到五四作家的怀恋、同情、歌颂就很多，他们甚至把母亲当做圣洁的母爱来颂扬。在被认为是全面反传统的五四时期，作为传统一部分的母亲却受到极高的礼遇。
五四作家往往从多年来的切身体会出发，抒写了对母亲的缱绻之情、歌颂之意。冰心在她的《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以及一些小说里，沉醉于童年时代与母亲的相爱的情境之中，仿佛：“这时宇宙已经没有了，只母亲和我，最后我也没有了，只有母亲；因为我是她的一部分。”(2)冰心是母爱的歌颂者，在《超人》中，借主人公何彬的梦境来塑造了一个圣母的形象：
星光中间，缓缓的走进一个白衣的妇女，右手撩着裙子，左手按着额前，走近了，清香随将过来；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着，静穆不动的看着——目光里充满了爱。
在冰心心里，母亲还是其人生的标杆：在《南归》的结尾处她就期待：“温静沉着者，求你在我们悠悠的生命道上，扶助我，提醒我，使我能成为象母亲那样的人！”可以说，在冰心的作品中，对母爱竭尽赞颂之能事的作品很多，她是五四时期最为坚定的母爱的歌者。《超人》的续篇《烦闷》中的“他”白天在外面是“独往独来，孤寂凄凉的在这虚伪痛苦的世界中翻转”，而晚上回到家里就沉浸在母爱的温馨之中，作品为我们勾画了一幅由母爱编织的美妙图景之中：
轻轻的推开门，屋里很黑暗，却有暖香扑面。母亲坐在温榻上，对着炉火，正想什么呢。弟弟头枕在母亲的膝上，脚儿放在一边，已经睡着了。
这屋里的一切都笼罩在寂静里，钟摆和木炭爆发的声音，也可以清清楚楚的听见，光影以外，看不分明；光影以内，只有母亲的温柔的爱，和孩子天真极乐的睡眠。
他站住了，凝望着，“人生只要他一辈子是如此！”这时他一天的愁烦，都驱出心头，却涌作爱感之泪，聚在眼底。
母亲几乎无所不能：冰心在一首小诗中深情地写道：
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鸟儿躲到它的巢里；
心中的风雨来了，
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其他女作家像苏雪林、陈衡哲、庐隐、石评梅、白薇等都表达了对母亲、母爱的崇敬之情。比如：苏雪林的《棘心》中的主人公杜醒秋受到思想解放风潮的吹拂，毅然走出家庭到外面去求学，但却因为太思念母亲而茶饭不思、夜不能寐，不能集中心力读书，最终她放弃了学业，回到母亲身边才心安。主人公的这种感情显然就是作者自己注入的，因为这是苏雪林在回国之后创作的第一篇小说，她在作品的卷首题辞上道出了心中的秘密：“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石评梅的《病》、《小苹》等作品中的人物也流露出对母亲深深的依附之情。这些人物的经历当然说明他们的心智还不够成熟，自身的独立性不强，更说明母亲力量的巨大，母爱在这些作家心中的地位。陈衡哲的《一支扣针的故事》则描写了一位母亲早早守寡，却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子女抚养成人的辛酸而又感人的一生，她成就了子女的成长，却牺牲了自己终生的幸福。因此，有人甚至这样来评价这些作品：“实际上早已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家庭主妇本身，而成为一种凝聚着女儿之柔情蜜意的‘圣母’的偶象。”(3)绝大多数母亲对女儿只是仁爱的，但也有极少数母亲基于种种因素而在某些方面对女儿并不怎么爱恋，即便如此，女儿也往往对母亲表现出了极大的依恋与关爱。庐隐的自叙传性的小说《海滨故人》、石评梅的小说《祷告》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当然，也不光是女性作家歌颂母亲，男作家也同样如此。鲁迅、胡适、茅盾等五四作家在个人生活方面，甚至因过于顺从母亲而不惜牺牲自己终生幸福。而在创作中，也有很多吟咏母亲的作品。郑振铎就专门写过一首题目就叫《母亲》小诗：
人都是自私的，
成功的时候，
谁也是朋友。
但只有母亲——
她是失败时的伴侣。
人的心都是藏在衣袋里的，
甜如蜜的话，
可以不经意地说。
但只有母亲——她的泪，
滴滴由心之深处滴出。
读到此诗，谁都会有一位这样的母亲感到自豪的。郁达夫《沉沦》的主人公则深信：
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
张资平在《约伯之泪》里的主人公在酗酒后忏悔道：
啊！母亲呀！母亲！我的不孝之罪，真万死莫赎了！但我并不是立意要做个不孝的儿子。我是无意识的不知不觉间成为不孝的人了！
他们之所以如此赞美母亲、歌咏母爱，除了母亲对儿女宽广无垠的爱之外，也是跟作为母亲的女性的命运不佳有关。鲁迅笔下作为母亲的女性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命运凄惨的，例如《祝福》、《明天》，其他许多作家也都为母亲的命运投之以怜悯的目光。比如叶圣陶的《遗腹子》、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台静农的《红灯》与《新坟》等，都揭示了母亲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历程，既悲悯她们的不幸遭遇，也对她们的美德大加赞赏。
也有的研究者从生命的视角探寻了包括五四作家在内的现代作家之所以如此歌颂母爱的原因：“人的生命是一个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无独立意识到有独立意识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转化过程.人是在母亲的磁力场中实现的：严格说来，母亲对于儿女不仅仅是我们普通观念中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世界，一个他或她的生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世界，一个他或她生存的伊甸园。”因此，“母爱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只有那些企图以爱的理想改造社会、改造全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人们，才会更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和崇高。母爱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之成为文学的一个基本母题，实在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4)。这一分析站得很高，但总体而言，与五四作家救亡图存的目标是一致的。
当然，任何事情往往都有两面性，母亲对子女也不都是有助益的，尤其是在五四这一新旧交错、新旧交叉时期，母亲往往会作为旧的一方，对子女新的追求产生或轻或重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在婚恋问题上，基于种种复杂的心理，母亲往往会成为儿女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阻力。胡适、鲁迅、茅盾等不幸的婚恋生活主要就是由母亲制造的，他们往往把这包办婚姻作为“母亲赠送的礼物”而不得不接受。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曾自问自答道：“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郁达夫在致王映霞的求爱信中也透露：“我和我女人的订婚，是完全由父母作主，在我三岁的时候定下的。”“母亲、祖母及女家的长者，硬硬把我捉住，要我结婚，我逃得无可再逃……”以至于自己“糊里糊涂的了婚”。而在文学创作中，这样的作品也不少，像罗加伦的小说《是爱情还是痛苦》、冯沅君的《误点》、淦女士的自叙传小说《隔绝》与《慈母》、胡适的《终身大事》等作品，都写出了母亲对儿女婚恋大事的无情干预，表现了母爱残酷性的一面。可以说，五四作家对于母亲及其母爱的情感也是复杂的、多元的。
其次是父亲问题。
关于五四文学的父亲问题，有的学者已经做了具体研究(5)。在五四文学中，父亲的待遇及其形象塑造与母亲是有明显不同的：与母亲往往被写成爱的化身不同的是，父亲往往被当成封建专制的代码而成为作品中的唾弃对象，有的作品甚至出现了弑父倾向，这是值得研究的。
反家族制度是五四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父亲往往被当成家长而遭到否决。自晚清以来所说的“家庭革命”，其矛头就一直对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子问题一直是“家庭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到了五四时期，对父权的抨击更为猛烈。鲁迅在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做了批判，并声言：“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孩子之所以“大了以后，做不了人”，就是因为父亲将子女看作自己的占有物，“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破坏了父子之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了乖刺的种子”。在《随感录二十五》中就认定父亲“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而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就认为这样的人“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而理想的父亲应该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一些五四作家笔下的父亲形象往往是作为儿女追求个体幸福的绊脚石、反对者的面目出现的。例如，在田汉的剧本《获虎之夜》中，女儿的自由恋爱遭到父亲的强力反对，以至于酿成了悲剧。在其他很多作品中，父亲往往都是残酷无情的，完全是个家庭里的暴君形象，因而是被当做“反面角色”来处理的。还有郭沫若的《卓文君》、侯曜的《复活的玫瑰》等作品中父女、翁媳和父子间的争执都属于父子冲突模式。冰心的《斯人独憔悴》则是写颖铭与颖石试图参加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而受到父亲的阻扰，父亲把两人关在家里不让他们出去，他们只能发出“斯人独憔悴”的感慨。陈大悲的《幽兰女士》、黎烈文的《决裂》、向培良的《缥缈的梦》等作品都是展现这种父子矛盾与冲突的作品。
哲学家让·拉克鲁瓦之杰出论证所说：“民主与过去的父权水火不容。任何形式的解放道德是摆脱父亲的解放。”(6)在文化史上，人们往往把父亲当作是专制的代码，个体要走向独立自主，必须在心理上“弑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俄狄浦斯的弑父行为就具有了文化隐喻价值。五四作家基于启蒙、立人的动因，他们往往就会把父亲这个专制主义代码在心理上清除掉，然后让自己、也让国人以独立自主的面目走向新的生活领域，过上没有压榨的人的生活。
当然，也有把父亲当成爱的化身而加以肯定的，最著名的就是朱自清的《背影》，充分展示了父亲慈祥的一面。在父亲那婆婆妈妈式的爱中，我们分明感知到父亲对儿女也是充溢着感情的，只是其表达方式与母亲有所不同罢了，也让人感到鲁迅所言的“怜子未必不丈夫”的境界。这对于差不多被一些五四作家妖魔化了的父亲形象起到一定的矫正之效。而且，我们发现，在五四作家笔下，散文这种纪实性文体里的父亲形象往往是正面多于反面，慈祥多于残暴。
就总体而言，五四文学中的父亲形象绝大多数是苍白的、模糊的，生活气息不浓，甚至“在五因时代描写家庭生活的作品中，存在着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即作品中许多家庭成分都是残缺的，尤其是缺少父亲——这一家庭中的主角”(7)。真正像朱自清《背影》里父亲那样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父亲形象不多。笔者臆想，许多五四作家的仇父心理以及父亲形象的不丰满，一方面是基于理论层面的反封建的需要，另一方面，可能也与他们从小就失去父亲，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父爱不无关联。陈独秀、胡适、郁达夫、沈雁冰等都是自小就失去父亲，根本没有享受到父爱；鲁迅、周作人其实享受到的父爱也不多。这就导致他们往往只把父亲当做封建家长的代码，而没有当做有血有肉的具有慈爱之心的人来看待。
总之，父亲是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传统家庭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作家对父亲形象的塑造，既是对于一种文化符码的反思与反拨，也是他们对家的复杂心态的艺术显现。
再次是“孝”的问题。
在中国的家庭里，与父亲、母亲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孝”的问题。在中国伦理文化中，“孝”的地位十分显要，忠、孝、节、义，“孝”据老二。五四作家在“孝”的问题上，也体现了复杂性与矛盾性——“非孝”与“守孝”的矛盾，是他们在家的问题上复杂心态与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传统文化中，“非孝”罪莫大焉，《孝经·五刑》：“非孝者无亲。”邢昺疏：“孝者百行之本，事亲为先，今乃非之，是无心爱其亲也。”(8)无亲无故，也就无依无靠了，就成为孤家寡人了。而五四作家偏偏对“孝”开刀，曾掀起一场“非孝”热潮。吴虞认定：“儒学以孝悌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之根干贯彻始终不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9)易家钺也指出：“中国的家庭制度，父母是一家之长，为人子的，都受他两亲的支配，简直与美洲黑奴一样。”(10)胡适则被人认定为是“动辄便把中国日益深化之危机的全部责任都归之于孝道”(11)，他还用诗的形式，结合自己的无奈写道：“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于今挂不起来了！……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12)因“孝”而付出了惨痛代价的胡适，偏激的认定“我实在不要儿子”以及“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其实就是反“孝道”。郁达夫则总结：“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的，为道而存在的，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3)
社会上各种势力、舆论，都视这种“非孝”思潮为洪水猛兽，往往将“非孝”与“非孔”联系在一起而大加讨伐。发表《非孝》的《浙江新潮》就被当局查封，施同存等27个激进人士还上了当局的黑名单。凡是发出过“非孝”言论的人都受到多方面的攻击。五四作家也经受了这样的围攻。
但其实，据人回忆，其实包括施存统的几个《浙江新潮》同道，“都是‘规行矩步’的书生，向来被同学们目为‘道学先生’的”(14)。而《非孝》的作者施存统“本人倒是一个很孝顺母亲的孝子”(15)。这说明，从根本上说，他们还是传统“孝道”的“孝子贤孙”。胡适、鲁迅、沈雁冰等无不如此，他们为了尽孝，往往可以牺牲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郭沫若在写于1939年的《家祭文》中，对父亲丧葬仪式的隆重，就十分得意：“内则上而国府主席，党军领袖，下而小学儿童，厮役士卒；外则如敌国日本反战同盟之代表，于吾父之丧，莫不表示深切之哀悼。百三十日间，函电飞唁，香帛云集；屏联彩幛，绫罗耀目；骈词骊句，悱恻庄严，于此国难严重之期间，竟形成吾乡空前之盛典。乡人交慰，称为荣哀。呜呼，此固吾父之盛德懿行所应有之感兴，不孝亦窃引以为慰，引以为荣。然有可哀者，乃此盛典之壮观，未能见及于吾父之生前，仅得饰于吾父之身后。”(16)一方面，父以子贵，另一方面，子因尽了“孝道”而“亦窃引以为慰，引以为荣”。
在理论上反思孝的问题并非从五四才开始。早在1888年前后，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就说：“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17)谭嗣同也认定：“虽然，又非谓相忘者遂不有孝也。法尚当舍，何况非法；孝且不可，何况不孝也。”(18)看来在外来文化的参照下，“孝”的局限性已经昭然若揭了。
五四作家从“非孝”到重讲“孝道”，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圆圈的回归，但经由“非孝”播撒下来的自由、个性主义的种子，却已经生根发芽。历史总是在起起落落的坎坷中前行，他们的“孝道”已经有了新的内涵。
在传统中国，家的范围是很广的，它不仅可以延伸到七大姑八大姨，而且，国人十分重视朋友感情，朋友之情也往往被纳入家庭人伦情感序列，好朋友可以被视为好兄弟、好姊妹。因此，如果友情与感时忧国大业产生不一致时，其实也可以纳入个人私情与济世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也可以成为文学题材加以展现。胡适的《尝试集》中就有许多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其实就是胡适自己真实心绪的流露。例如《尝试集》中的《蝴蝶》一诗，就是写友情与事业发生矛盾后的心理状态：由于提倡白话文，胡适与几位好朋友发生了不一致，双方因意见的不一致并由此产生激烈的争论，因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为此伤了朋友感情，胡适对此很是伤感，写下了一系列吟咏友情的诗作，就是这种心态的展现。这类作品除了《蝴蝶》之外，还有《赠朱经农》、《虞美人·戏朱经农》、《“赫贞旦”答叔永》、《朋友篇——寄怡荪、经农》、《一笑》、《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观庄》、《我们三个朋友》、《送叔永回四川》、《许怡荪》、《四月二十五夜》和《晨星篇》等满含伤感之作。
五四作家就是基于传统伦理的“三不朽”理想，试图通过反抗传统的家族观念来达成救国的目标，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他们对“家”矛盾心态产生的动因：一方面，他们的反对家庭多半是从宏观层面入手的，感觉到家庭是国家富强的绊脚石，必须把它唾弃掉；但在微观层面上，特别是对自己的家庭的态度上，并没有宏观层面那样激烈，对家庭他们中的多数人是抽象否定与抛弃，具体的肯定与依恋。另一方面，他们对家庭的否弃多半停留在理性层面上，而在情感领域，他们都是传统的产儿，更受到家的濡染与恩泽，传统伦理的家族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孝悌思想等，是渗入其骨髓，化为其血液的。因此，才出现了本节所指陈的矛盾性。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五四作家毕竟开始有意地否弃传统家庭中不合“立国”的因素了，并对其间不合人的本性的东西进行了唾弃，其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受其影响的后来人那儿，一种更为合理的家庭观念与家庭形式在五四作家的启示下已愈来愈多地出现了。
我们还应该看到，五四作家之所以表现出冲决家庭的决心与姿态，还在于他们的眼光更为高远了：“五四作者的思考，则不但突破了置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强大的中间层次——家族，而且突破了置于人类与个人之间的更为强大的中间层次——国家。他们不常提起自己是四万万中的一个，却牢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19)这说明，五四作家是在不断地向前迈进的。但其生命的根仍扎在家族的血脉之中，思虑的心结仍瞄准国家的兴亡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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