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浪子的怀乡情怀
第四节 文化浪子的怀乡情怀
“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中国人的故乡情结十分浓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怀乡之作就很多。如乐府诗中的《悲歌》就写道：“思念故乡，郁郁累累。”《高田种小麦》更纠结：“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燕歌行》则明确说：“慊慊思归恋故乡。”李白的《静夜思》更是妇孺皆知。柳永《八声甘州》、马致远《天净沙》、关汉卿《大德歌·春》等都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句。这种怀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与母题，每一位中国作家几乎都受其濡染，他们代代研习、代代传颂、代代咏唱，使其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文学景观。五四文学也难例其外，他们承继了传统文学的怀乡传统，也都是“怀乡病者”。当然，他们与传统文人也是有同中之异的。五四作家基于“三不朽”而唾弃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成分，但又因对西方文化主要只限于实用主义的“用”，中国文化的根基动摇了，西方文化也没为他们确立价值坐标，他们的心灵注定要流浪了，他们这种心灵的无所归凭，既是空间上的，更是文化上的，故称之为“文化浪子”。他们常常回望过去，怀念曾经生他养他的故乡，形成特有的怀乡情怀，这与传统文人的怀乡情思一脉相承。
本来，以伦理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就十分注重现世，而对来世没有兴趣，即便是中国本土的儒教与道教，也没有创立一个可供人生作为最终“家园”的“伊甸园”、“西天佛国”。这对人生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缺失，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不仅需要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人生满足，也不仅只满足于现世的各种精神需求，而且更需要知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些带有终极性的答案，但中国文化没有提供这一解答，由于中国农业经济是匮乏性经济，多数国人忙于衣食而无暇顾及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而一些读书人多半漂泊在外或求学或游历或为官作宰，他们不仅衣食无虞，而且文化层次高，精神需求多，他们就存在对心灵家园的追求问题了。因为与骨肉分离，更由于中国人家族观念特别重，因此，他们往往将亲人所居之地及家族所在之地——家乡，当作自己的心灵故乡、心灵家园，故而在传统文人那儿，怀乡情绪特别浓烈，怀乡诗文谚语也就特别多：“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水是故乡甜”、“茶是故乡浓”、“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明月千里寄相思”、“每逢佳节倍思亲”、“衣锦还乡”、“鸟恋旧林，鱼思故渊；树高千丈，落叶归根”等就是这种怀乡情结的形象写照。这一状况即便是佛教在中国扎根以后也没什么变化，因为在中国，真正“信仰”佛教的人很少，多数人都是从实用主义的视角出发来“信奉”佛教，所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而已，真正将之视为灵魂家园的人极少。在五四作家那儿这种心灵家园的缺失现象就更为严重，他们所热衷的“科学”、“民主”、“自由”等仅仅作为工具理性来信奉——主要是作为救亡图存良方而运用它们，而作为价值理性的人生信念却空缺着，而在人生信念上，更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支撑。当他们忙于救国时，似乎救国就成为其心灵归宿了，但一旦这种理想遭遇挫折后，其心灵就空荡荡的了，他们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回归传统文人之路，在对故乡的思念中来慰藉自己疲惫的心灵。
因此，五四作家每每面临“思乡的蛊惑”，诚如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所坦言的：“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用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的话来说，就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放逐他们到异地去了”，因此在文章中“隐现着乡愁”(44)。对五四作家的怀乡题材，蹇先艾等后来总结道：“据我所知，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作者，大都是在北京求学或者被生活驱逐到那里，想找个职业来糊口的青年，他们热爱他们的故乡，大有‘月是故乡明’之感，偏偏故乡又在兵荒马乱之中。‘等是有家归未得’，不免引起一番对土生土长的地方的回忆和怀念。”(45)因此，五四许多作家都怀有“怀乡”情绪，只是不限于“侨寓”北京，只要是离开故园的，大多都会有此类作品问世。创造社在国外则有“怀乡病”，郁达夫不仅在《沉沦》等作品中热切呼唤祖国，而且还专门创作了名为《怀乡病者》的小说。鲁迅则有《社戏》、《故乡》以及《朝花夕拾》等作品，以寄寓怀乡之情。周作人也是一个“怀乡病者”：“我们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46)他还“将日本生活与中国古代及故乡的情形结合说起来，似乎反有亲近之感。”(47)“有些东西可以与故乡的什么相比，有些又即是中国某处的什么，这样一想更是很有意思。”(48)他明确：“对于故乡或是第二故乡的留恋，重在怀旧而非知新。”(49)怀乡的动因主要在于：“年来只在外面漂泊，家乡的事事物物，表面上似乎来得疏阔，但精神上却也分外地觉得亲近。”(50)他为此创作了《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散文。其他作家当中，刘大白有《〈龙山梦痕〉序》，许地山有《乡曲的狂言》，叶圣陶有《藕与莼菜》，田汉有《梦里的故乡》，等等。许多五四作家都写过怀念、赞美故园的作品。这些作品既有对故乡山水的想念，又有对故乡亲友的思念，还有对故乡风土人情的怀念，更有对童年生活的追忆：童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因为其间充溢了童趣，就像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所写的那样：“不必说碧绿的菜畦，……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他的《社戏》中感人至深的地方也是整个文章所弥漫的童趣。同时，童年生活也是真挚、自由、平等的所在，少年闰土能与“我”一起称兄道弟，《社戏》之中的小伙伴充满了真挚之情。这些都是成年人所难以再“遗存”的，这既是当时的环境使然，又跟岁月的磨损相关，长大了的人永远都回不到那真挚、美妙的童年时代，而美好的童年又与故乡永远相伴相随，因而，当人思乡时，自然会回味童年，回味童年又加剧了思乡之情，二者互为因果，必然加剧岁月烙在人心上的苦涩与无奈，又平添了几多回望与眷顾的期盼与惊喜。
但是，倘若我们仔细深究下去的话就不难发现，他们对故乡的感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鲁迅的《故乡》，当看到“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时，“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在怀乡时，鲁迅不仅没有一般人的欣喜之情，而且完全是否定性情绪：主要是隔膜，《故乡》是最明显的例子，小说开头的叙述就透着一股冷气：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象，没有言辞了。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还没正式进入故乡，对故乡的失望情绪就已经萌生了，这也为全文定下了情绪基调：失望。果真，这里的一切无不让“我”失望，尤其是闰土的言行使“我”的失望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这是“我”对故乡最深的眷恋，也是让“我”失望最烈的，看了《故乡》以后，我们不禁感慨，这样的故乡还值得人去怀恋吗？周作人就说：“鲁迅在《故乡》这篇小说里纪念他的故乡，但其实那故乡没有什么可纪念，结果是过去的梦幻为现实的阳光所冲破，只剩下了悲哀。”(51)在他的《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中的“我”都表现出对故乡的隔膜之情。
实际上，是故乡对“我”的隔膜，让人感觉是我有情而对方却无意，这也是常情：“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就是这种隔膜的具体写照。但鲁迅的这种隔膜不仅比一般人重，而且是全方位的，不得不让人深思。但仍然怀有强烈的怀乡情结，因此才有一整本的散文《朝花夕拾》，还有《社戏》等怀乡小说，在一些杂文中也常有涉及。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在鲁迅记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可他眼前的故乡却是完全相反的。鲁迅的这种矛盾性既是五四作家共同遇到的，也有鲁迅的特殊性。简言之，这与他在祖父科场舞弊案以后在家乡的遭遇以及自己的婚恋坎坷直接相关，他的当年离家到外地求学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52)。因为“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53)。本着这样的出发点而离家外出，故乡留给他是何种印象也就可想而知了。他甚至满含伤感地说道：“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54)看来，他的心灵已是无家可归了。总之，在鲁迅的心灵里，奔涌着远较一般人更为复杂的怀乡激流，他在外面时，时时都在想家，但实际上，他又无家可归了，这造成了恶性循环：愈无家可归就愈想家，愈想家也就愈无家可归，因为思之愈烈，期望愈高，对故乡的失望也就愈大，以至于在不断的怀乡—寻求途程中，故乡离鲁迅愈来愈远了，使其飘忽的心灵愈来愈无所依傍了。作为一个生命体，鲁迅的内心实在是太苦了。
其他一些作家也表达了这种对故乡的矛盾心态：刘大白在《〈龙山梦痕〉序》中，就写过两首“恋念故乡”的诗，“在这两首七绝里，似乎我是一个恋念故乡、讴歌故乡者；跟平时厌恶故乡咒诅故乡的我不免有些矛盾”。田汉在《梦里的故乡》中写道：“我们不是厌倦上海的喧嚣，想要到我们的故乡求暂时的安息吗？”“但我们一回到我们的‘银泥斯湖里’时，才发现我们还是异乡人。”“我觉得在异乡异国受了侮辱，感受人生的凄凉的时候，我所景慕，我所希求，我所恨不得立刻投到她怀里的那个故乡，似乎比这个要光明些，要温暖些，我似乎是回错了。”
周作人在《乌篷船》中把自我的两个侧面化为收信人“子荣君”与写信人“岂明”，既写了家乡“乌篷船”的妙处，又对另一个自我的“子荣君”说：“坐航船到西陵去也特别有风趣，但是你总不便坐。”这说明，平时的周作人对故乡已产生隔膜，可内心里又十分怀念。他曾经说过：“在我的心中只联想到毛笋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浇薄，天气之潮湿苦热等等，引起不快的追忆。”“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55)他还说：“凡怀乡怀国以及怀古者，所怀者都无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讲事实一样没有什么可爱。”(56)他甚至认定：“正因为对乡国有情，所以至于那么无情似的谴责或怨嗟。我想假如我要写一篇论绍兴的文章，恐怕一定会有好些使人看了皱眉的话，不见得会说错，就只是严刻，其实这一点却正是我所有对于故乡的真正情素。”(57)周作人对于故乡的矛盾心态表达得淋漓尽致。
为何会产生这些矛盾？这与五四作家的特殊心态有关：他们已参与到民族拯救的大合唱之中，在理性层面上，往往把故乡当作落后中国的缩影，往往对它持否定、批判态度，但在内心深处，他们的心灵又处在无所有之中，没有栖息的家园，特别是在人生处于低潮或心灵处于不安状态或受到某些事情的触发之后，往往产生出这种思乡之情，但往往，他们在想象中、渴念中，将故乡净化、纯化、美化、诗话乃至于神化了。正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的那样：“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过滤器，是一个回想和体验过往情感的最好的洗涤器，不仅如此，时间还是最美妙的艺术家，它不仅洗干净，并且还诗化了回忆。”(58)因此，他们所回忆的已不是具体实在的故乡，而只是其心灵的创造物——那流浪而无所归依的心灵所构筑的家园，至于现实的故乡只有让他们失望了。所以，鲁迅才在《故乡》中对自己“悲凉”的感情作了如下解释：“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的心情改变罢了。”后来遇到少年时代的闰土，闰土的蜕变使“我”加剧了对故乡的决绝：“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但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形象，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地悲哀。”田汉则在《梦里的故乡》中遇到了尴尬：“称回故乡，其实是无家可归，我们祖上留下来的唯一的一栋房子，就是我诞生之地，早已卖给人家了，我从那所房子前面经过时，几乎要哭出来。”而且，“我的故乡爱我的人，寄我以不甚适合的希望，恨我的人也罪我以不甚适合的罪名。我时常城里住得厌了又下乡，乡里住得不安了又进城，我总觉得我眼里的故乡，还不是能慰藉我的故乡。”而周作人则彷徨在现代城市文明与乡村情趣之间。在《乌篷船》中：“他试图召回已经失去的传统文化的魅力，使被现代文明异化了的那个自我重新复归，使自我由分离达到统一。写信人‘岂明’如此喋喋不休的劝说（以至引诱）收信人‘子荣’去体味故乡行船的真趣味，其主旨正在于此。”但“所谓召回，复归，尽管十分美妙，但不过是一场梦，一篇用从容冲淡的笔调写出的美文，最后不能不落入沉重的忧郁，透骨的悲凉，这只是一曲美的挽歌。”(59)
自然，这种回归故乡又不能与故乡在精神上相契合的现象在古代文人那儿早已存在。他们在外漂流一生之后准备叶落归根时，常会遇到“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尴尬。因此，当他们回归故乡之后，往往产生“重别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是故乡”的感觉。他们的心仍是漂浮的。说到底，故乡并不能成为“浪子”们的心灵家园，因为它太具体，太贴近，作为心灵的最终家园，必须是抽象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处所。当西方人感到“上帝死了”之后，其心灵也就难有归依，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就相继产生。而五四作家更是如此，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曾引用尼采的一段说：“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这里的“见放”既是被父母之邦放弃，也是为了救国而有意无意地自我放逐。这其实也是五四这一代人文化浪子状况的真实写照。他们注定难以找到心灵家园，但他们仍在苦苦地、经常地在心灵内返回故乡。就在《朝花夕拾·小引》指出了“思乡的蛊惑”之后，鲁迅对儿时故乡吃的一些东西“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思乡之情只起“哄骗”功效，五四作家的心灵家园命定是空缺着的。其间鲁迅的怀乡情感是最耐人寻味的。
有的学者早就注意到，怀乡是一个“世界性母题”(60)，虽然所有农业社会中的文学都带有“乡土文化”的胎记，但“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乡土小说’的创作不再是指那种18世纪前描写恬静乡村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的小说作品，它是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在‘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中所表现出的人类生存共同意识，这在20世纪表现得尤为明显”(61)。也就是说，国外的怀乡母题主要是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人们对已逝去的乡村“地方色彩”与“风俗画面”的怀恋，在对乡村田园生活的追怀中来安顿因工业文明而导致的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失落后的心灵。而五四文学的怀乡情怀与之同中有异：相同之处在于，双方作家都是在离开故土之后而对故乡的怀恋，同时往往是在异质文化侵蚀了乡土文明之后造成了心灵的失衡的情形之下进行创作；但更有不同：五四作家更多的是秉承传统文人的传统，安土重迁，恋慕故园，父母在不远游，《列子·天瑞》甚至认定：“有人去乡土，离六亲，废家业，游于四方而不归者，何人哉？世必谓之为狂荡之人矣。”而且，如前所述，由于中国文化宗教观念淡薄，对文化浪子来说，故乡正是其心灵的安顿、归依之所。五四作家正是传统伦理的产儿，他们的家乡观念特重，在成为“文化浪子”以后，其悬空的心灵无所归凭，回望故乡成为他们顺理成章的事情，尽管这种怀恋也只是“哄骗”而已。因此，与世界性的怀乡母题相比，五四作家不是在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取代之后怀恋乡土文化，更没有西方文明那种被逐出伊甸园而“失乐园”后的恐慌作为底蕴，诚如弗洛姆概括的：“人类既然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丧失了与自然相处的和谐，就只能成为一个永远的漂泊者。”虽说他们后来受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些影响，但是基于传统伦理化的人格，在个体心灵无可适从之际自然而然地与传统文人走到了一条道上。在怀乡之中，他们不像西方作家那样，较多地是对乡土的写实，而是偏重于个体心灵的抒怀，在他们笔下，怀乡是一种情怀。
【注释】
(1)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第47页。
(2)冰心：《寄小读者》，通讯十一。
(3)钱虹著：《文学与性别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
(4)王富仁：《母爱·父爱·友爱——中国现代文学三母题谈》，《云梦学刊》，1995年第2期。
(5)例如贺仲明在《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总第156期）上发表的《五四文学中的“父亲”形象探析》一文，就从父权与父亲的关系问题入手，系统阐释了这个问题，本书对该文有所参照。
(6)（法）伊·巴丹特尔著：《男女论》，陈伏保、王论跃、阳尚洪泽.，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144页。
(7)贺仲明：《五四文学中的“父亲”形象探析》。《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总第156期）。
(8)见吴虞：《说孝》，1920年1月4日《星期日》。
(9)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10)易家钺：《我对于孝的观念》，《少年中国》第一卷第十期，1920年4月15日。
(11)[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07页、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2)胡适：《我的儿子》，1919年8月30日《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
(13)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14)参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748页。
(15)参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733页。
(16)见周亚琴：《从郭沫若的血缘意识谈到他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
(17)姜义华编：《康有为全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5页。
(18)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348页。
(19)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第270页。
(20)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3—4页。
(21)（英）伯特兰·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肖巍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5页。
(22)蒋承勇：《普罗米修斯：自由的困惑——人与文化之起源的诗性解说》，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
(23)冯沅君：《春痕》，《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4页。
(24)成仿吾：《〈沉沦〉的评论》，创造季刊，1922年第1期（4）。
(25)郭沫若：《论郁达夫》，《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17页。
(26)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2页。
(27)同上书，第14页。
(28)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三叶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
(29)茅盾：《庐隐论》，《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112页。
(30)张资平：《张资平小说选》（上），花城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
(31)同上书，第499页。
(32)周作人：《人的文学》。
(33)苏桂宁：《宗法伦理精神与中国诗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6月版，第175—177。
(34)鲁迅、景宋：《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35)同上书，第549页。
(36)《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37)同上书，第549页。
(38)转引自王晓明著《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6页。
(39)胡尹强：《破毁铁屋子的希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40)同上书。
(41)《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42)见《书信·330618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页。
(43)见《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1期。
(44)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6月版，第28页。
(45)蹇先艾：《我所理解的乡土文学》，《文艺报》，1984年第1期。
(46)周作人：《药味集·日本之再认识》，《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8页。
(47)周作人：《知堂回忆录·日本管窥》，《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30页。
(48)周作人：《药味集·日本之再认识》，《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49)周作人：《过去的工作·关于竹枝词》，《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页。
(50)周作人：《看云集·关于蝙蝠》，《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3页。
(51)周遐寿：《两个故乡》，《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二卷，第235页。
(52)鲁迅：《呐喊·自序》。
(53)鲁迅：《琐记》。
(54)鲁迅：《在酒楼上》。
(55)周作人：《知堂文集·故乡的野菜》，《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56)周作人：《周作人书信·日本东京》，《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57)周作人：《瓜豆集·日本东京》，《周作人自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58)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第275—276页。
(59)钱理群：《读周作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56—157页。
(60)丁帆：《作为世界性母题的“乡土小说”》，《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61)丁帆：《作为世界性母题的“乡土小说”》，《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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