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的人性

保守主义

英国保守党政论家塞西尔（H. Cecil）在其《保守主义》一书中追溯近代保守主义思潮起源时认为，“保守主义”的出现归因于法国大革命，这并不是说从19世纪开始才有保守主义思想。如果把因循守旧对抗任何变化的态度视为保守主义的话，我们在柏拉图、阿奎那、孟德斯鸠、休谟那里都可发现程度不同的保守倾向，但作为一种具有比较系统理论的思潮的保守主义，确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特别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当代保守主义的贵族倾向。

反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成果的运动是由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不同取径的思想家们发动的。大革命以后的发展在他们看来是破坏和一片混乱，他们把这种混乱和破坏同中古时代理想化的和谐与秩序、同大革命以前的情况相对照。但他们反对革命的观念与美化先前制度的程度各有不同。从社会思想的角度看，他们中最有意义的理论是那些寻求在一个变化不可避免的社会中如何保持连续性的途径的理论，而非那些捍卫特定旧制度的理论，这些思想也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了革命阶段的现实性，并努力使自己与社会稳定即使在最好情况下也是相对的这一事实相调和。他们知道恢复旧制度已不可能，因而只是在寻找某种一般的原则，以便有可能在新的形势下维持社会的秩序。这一不易把握的努力方向遂产生了保守主义的社会哲学，这同半本能地抗拒一切变革确有所不同。

英国人柏克（E. Burke，1729—1797）被公认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所著《法国革命论》使他声誉卓著。他标榜自由，这看起来与大革命的口号一致，但“我要自诩我爱一种高尚的、有道德、有规矩的自由”⁽³⁾，因此，那种没有任何限定语的抽象的自由、不与任何特定的风俗、纪律、道德、宗教结合在一起的“无法无天”的自由是他深恶痛绝的。他反对权利的天赋说，主张人赋说，权利是受之于历代人们的智慧结晶，“乃是我们得自我们祖辈的一项遗产，而且是要传给我们的后代的”⁽⁴⁾。塞西尔认为柏克是“阐明‘保守主义’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伟大的导师，他以非凡的修辞才能倾写出反对革命信仰的篇章，赋予‘保守主义’运动以哲学信条的尊严和宗教十字军的热情”⁽⁵⁾。

法国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路易·德·博纳尔（Louis de Bonald，1754—1840）和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e，1754—1821）。德国的保守主义者中，亚当·缪勒（Adam Muller，1779—1829）颇负盛名，他是所谓政治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

下面我们讨论保守主义思想传布最广的若干要点。

保守主义的人性观基于两个重要假设。第一，人性既包括理性成分又包括非理性成分，因此不能以任何方式对人性加以预言、控制，甚至不能精确地描述。人的行为不只受思想的支配，而且也受情感、兴趣、习惯等支配，换言之受所谓“偏见”的支配，这些都是先于反思的。理性时代的作者以消除一切“偏见”为己任，这既不可能也不明智。因为所有社会生活与道德活动都基于偏见，若无偏见，社会就成为完全同质的原子个体的一种堆积，就不能有任何持久的合作。保守主义用一种情感（优势）的生物的人的概念取代了理性时代的思想生物的人的概念。第二，这种非理性的人性是因民族、时代、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梅斯特写道：“世上本没有人。在生活中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由于孟德斯鸠的缘故，我甚至知道还有波斯人。至于说到人，我想我是从未有缘见过；即使有人存在，我亦一无所知。”⁽⁶⁾人性的民族特质是由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特殊历史造成的。空想的理性主义者无视这些差异，却视社会好似一块处女地。

保守主义者，特别是德国人，喜欢用“民族精神”的概念来描述民族的独一无二的特质。这个概念与孟德斯鸠有几分相似，但保守主义强调其非理性的特征，只有直觉才能把握它，面对民族精神，人唯有谦卑而已。保守主义喜欢说人无力改变或创造社会实在，社会实在如同植物一样自发成长，或直接是受神意指导的。既然没有普遍的和不变的人性，也就不存在基于人性之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原理和社会制度。

保守主义者反对理性时代的原子主义和社会唯名论。所谓社会唯名论，是把社会视为完全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并无自身的不可还原的存在，并且，这样的个人能依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与其他人一再地达成社会生活所需的某种一致（秩序）。这样，社会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或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这种孤立的个人被保守主义者斥为纯粹的虚构。在他们看来，社会不仅在历史上先于个人，而且在道德上也高于个人；离开社会，个人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个人基本上是国家产生的。不但他的几乎全部的财富，而且同他的个性有更密切关系的许多事情，都有赖于国家的作用。”⁽⁷⁾若不然，他就不会成为他现在的样子。理性主义者的自然人概念是保守主义者坚决反对的。柏克认为“艺术是人的自然”；梅斯特指出所谓的野蛮人一点不比现代欧洲人更接近自然。

社会不等于单个人的总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某种文化的总体表现。人不能创造社会，社会是神意的创造和历史演化的产物，其起点实是无从确定的，17、18世纪意义上的社会起源问题由此而被取消。缪勒明确认为国家不是一种人为的制度；萨维尼也反对把法律视为可由立法者任意地、故意地制定的东西。他说法律是“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就像民族的语言、建筑及风俗一样，法律首先是由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决定的。“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加强而加强，最后随着民族个性的消亡而消亡。”⁽⁸⁾因此，人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族的和社会的机体之上。个人的意志或理性与这个民族精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保守主义常常采用有机体论与机械论的对立概念来批评原子主义。机械论设想一个可以分解为各个独立的组成部分的社会；保守主义将社会看作一个灵敏的有机体，有机整体的一切要素作为不能化简的本质而结成一体。机械体没有历史，它是有序的或无序的，是好的或是坏的；有机体是成长发展的，它有其内在的“生命”和“灵魂”，这使有机体有了活力。博纳尔说：“现代的哲学提出了个人的哲学，即关于‘我的’哲学；我要提出社会人的哲学，即关于‘我们的’哲学。”⁽⁹⁾关于“我的”哲学就是机械论社会观，而关于“我们的”哲学则是保守主义信奉的有机论社会观。

革命和近代产业创造着一个新社会，在新社会中阶级关系已趋简单，个人与国家分别为独立的一极。保守主义认为这种取消了个人与国家之间一系列中介组织的社会结构十分危险。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非本质上善的，只有当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上都有一种调适的基础，它才是善的。人并非生活在国家（社会）本身之中，而是生活在家庭、团体、教区、法人组织等等之中，这是一种类似中古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个人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加入社会整体、参与社会生活，使“我”变成某种“我们”。这样，保守主义者仍依据前工业社会的有机体论价值观，批评现代社会“是一种以注重物质利益同由正式规定和成文契约赋予的权力相结合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念为中心的、锱铢必较的个人主义制度。这样的社会只能导致社会纽带的瓦解，并使个人同集体的有机联系变得难以捉摸”⁽¹⁰⁾。在保守主义的信仰中，一个永恒的前提就是：“一个国家的整个中间结构，在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浪潮之中，应有生存的权力，这种权力是由历史和社会发展所赋予的。”⁽¹¹⁾

保守主义认为革命以后的社会危机实质上是社会纽带的有机性的瓦解。在他们看来，革命后的社会是一个唯我主义的社会，每个人追逐自身利益而不考虑他人。与此同时，他们美化封建社会的所谓和谐的秩序和人际关系。领主与农奴、君主与家臣的关系是父子般的和家庭式的；而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则是原子的及彼此外在的，完全建立在利益之上。而最可悲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关系都被归结为这种愚蠢的算计和买卖，现金交易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在许多保守主义者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预示了后来滕尼斯的Gemeinschaft（公社）与Gesellschaft（社会）的类型学的两种共同体的对比概念：一个建立在人们直接的关系、习惯、传统、宗教之上，另一个建立在个人眼下利益、契约、正式的规定之上。根据柏克的观点，传统的纽带对于保持社会的团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继承的观念提供了稳妥的保存原则和稳妥的留传原则，但它又并不排斥改善原则。继承的观念使人们能够不受约束地获得有价值的东西，但它又保护它所获致的东西。……由于选择了这样的继承原则，我们已经把血肉关系的形象赋予我们的政治组织；用我们最亲爱的家庭纽带来确定我国的政体；使我国的根本法律同我们的家庭之爱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祖坟和我们的祭坛密不可分，并用它们所有混合的、彼此相爱的热情加以爱护。”⁽¹²⁾保守主义还把宗教视为社会整合的最重要纽带之一。理性主义思想认为宗教观念是边缘性的残留现象，对社会的维系起不到重要而确定的作用。但保守主义认为正是理性对宗教的否定和批判，导致了社会解体的严重危机。宗教所以有价值，是因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它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它包含了深邃广博的智慧。宗教使人摆脱了自私的欲念，服从神圣的职责。总之，“支持宗教是‘保守主义’最重要的职能。这是全部建筑物所依赖的拱门的拱顶石”⁽¹³⁾。法国的传统对宗教的社会作用这个主题最为关注。对它作了系统的社会学阐述的就有圣西门、孔德和涂尔干等。

保守主义自始就不只是一种政治纲领，它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一种系统的观点，保守主义服务于为反对革命的政策进行辩护的目的；另一方面，不同的保守主义学说激发了与这类政策较少联系的社会学的研究，这在社会思想史上是有意义的。本节关注的19世纪的保守主义，是在反对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工业制度的论战中塑造成型的。奈斯比特（Robert Nisbet）认为，保守主义因此不仅深刻影响了19世纪社会学的创立与发展，而且还因其对虚构的自然秩序和自然权利的批评，唤起了人们对被大大忽视了两个世纪的社会概念的关注⁽¹⁴⁾。保守主义的许多观点预示了后来的、旨在弄清社会整体内部相互联系的社会学观点。保守主义提出了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并且的确启发了不少反保守主义的人士。其要点是：批评抽象的理性；捍卫历史观点；强调社会生活中非理性力量的作用；视社会为一有机整体；对社会纽带问题的洞见；从社会整合的作用考虑宗教的地位；以及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自发的和不可控制的等等。所有这些观点都丰富了社会学的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