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过程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差别

从交换论到结构论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Peter Blau, 1918—2002）原籍奥地利，1918年生于维也纳。1939年移居美国，四年后成为美国公民。他就读的艾姆赫斯特学院属于伊利诺斯州的三流学校。他的大学生活为“二战”所中断。战争期间他投笔从戎，并以勇敢表现获得荣誉勋章。战后他回到学校完成学业。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布劳在社会学领域最初获得广泛承认的工作是他对正式组织的研究。他对组织的经验研究及他写的有关正式组织的教科书，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布劳与邓肯合著的《美国的职业结构》，也为他带来学术声誉，该书获1968年度美国社会学学会有分量的索罗金奖，成为社会学研究社会分层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布劳虽以一系列经验研究闻名于学界，而最令人感兴趣处主要是他对社会理论的贡献。1964年他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一书被认为是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1961）之后当代交换理论的又一部最重要的文献。而20世纪70年代以降，布劳又成为结构理论研究的前沿人物。在他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期间（1973—1974），推动结构理论研究成为当年社会学年会的主题。在该领域，布劳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和文章，阐述和发展结构理论，其代表作有《不平等与异质性：社会结构要论》（1977）、《社会结构的宏观社会学理论》（1977）、《微观过程与宏观结构》（1987）等。布劳在行为取向的交换理论和结构取向的结构理论两方面的研究中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布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比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晚出三年。布劳在该书序言中坦承霍曼斯对他的影响最为显著，“他的这本书在我的书的前一半几乎无处不在”。布劳也将以社会交换原则指导的人类行为，视为其他一切行为及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吸引人们去交往？”布劳的回答是：“个人由于期待内在的或外在的报酬而被吸引到交换中去。”爱、荣誉、社会地位、美的追求等可视为内在的报酬，而金钱、服务、商品等则属于外在的报酬。然而布劳与霍曼斯的分歧要大于他们表面上的共同点。布劳自己认为他与霍曼斯看法有着根本区别。霍曼斯倾向于心理还原论，相信对个人行为的解释可导致对所有群体行为的解释。布劳则明确警告社会学家注意还原论的危险，他更强调群体的整体效应性质。布劳也不满社会定义范式，由该范式产生的偏向是使理论的注意力离开了对人与人之间的实际交往及其交往结构的研究，而专注于对交往行动的主观解释。布劳开篇明义：“本书的目的是通过分析支配着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社会过程来帮助人们了解社会结构。这里要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社会生活怎样被组织成日益复杂的人与人交往的结构。”⁽³⁸⁾简言之，重点不是“社会行为”的结构，而是“社会交往”的结构。

布劳同意霍曼斯之见，小群体中的个人是由于期望得到各种酬报而被吸引到相互交往中的，但又指出，复杂组织中的活动就不能被还原到心理期待的水平。并非所有的社会交往都是以对称的、平等的交换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可以是交互的，也可以是单方面的。当人们需要别人服务而自己又无相应的好处回报时，要实现自己愿望可以有如下四种选择：（a）强迫别人提供服务；（b）从别处得到其所需要的服务，或设法找到替代品；（c）学会和习惯不用这种服务；（d）听命于别人以换取自己所需的好处。以上a和d的选择就造成了支配和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这意味着从原初的对等的交换关系发展为一种社会分层系统，一旦社会地位区分出高低，就要用权力关系而不是交互关系来维持。强制性的权力关系是一种存在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后者是用消极的惩罚手段来维持的，如威胁停止给予报酬等。

分层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它不同于小群体的简单结构。大多数成员在复杂结构中并无直接的社会互动，而多为间接的社会交换。有组织的慈善就是一例。在现代的慈善事业中，施主和受惠人之间并不直接接触或交换。富商和社会名流做出慈善义举是为了符合上层社会流行的关于善行的期望，博得同阶层人士的美誉，而非受助人的感谢。分析这个例子我们发现，虽然直接交换可以充当个人面对面互动的媒介，但只有共享的价值观念才能充当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社会交换的媒介。这个原则可以使复杂结构能够在个人之间没有直接接触的情况下运作。这样，共享的社会价值观念就成为理解较大社会集体中的交换和权力的关键⁽³⁹⁾。

布劳提出四种基本价值类型，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a）特殊性价值可以充当社会整合的媒介。所谓特殊性价值指仅为某一群体承认为价值者，如宗教信仰、党派意识形态等。这些价值有助于造成一种休戚与共的社群，并使不同归属社群间的界限变得分明，如赞成安乐死和反对安乐死群体的对立等。（b）普遍性价值可作为标准，以衡量各种可交换事物的相对价值。普遍性价值指无论拥有它还是不拥有它的人都普遍认为有价值者，如社会声望、地位、财富等。普遍性价值的存在能使人们进行间接交换；它提供社会一种标准，来评价个人对社区贡献的价值并且给予有贡献者适当的报酬，例如较高的社会地位等。（c）合法性权威是第三种价值类型，它充当追求集体目标的组织的媒介，赋予某些人（如老板、总统等）更多合法权力以扩展有组织社会控制的范围。（d）反抗的（或革命的）价值充当变革现存秩序的媒介。这些价值，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使针对权威价值合法化之权力的对抗获得合法性⁽⁴⁰⁾。

布劳虽声称他的方法只是将交换论从行为层面扩展至社会结构层面，但实际上这是两个非连续的和根本有别的层面。随着重点的转移，布劳确实已换了一套分析范式，确切说是用社会学主义传统（涂尔干）的社会事实范式代替了心理学传统（斯金纳）的社会行为范式。他认为社会事实范式更适于证明社会关系结构的整体效应。

布劳后期的工作完全转向宏观结构研究，他认定社会学的主旨就是对社会分化的不同形式、关系、它们得以产生和变化的条件以及其对社会联系的丰富内涵进行结构分析。他将个人交往从社会学中排除出去，认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是各种群体及人们所属的阶级，而非行动者及其行动，关注重点是社会分层的结构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而非对人际关系的社会心理过程作繁复的分析。布劳的理论范式因此而发生从社会行为主义向宏观结构论的蜕变。

为了阐述一种社会学的结构理论，布劳从提出和回答一些简单问题入手：社会学的任务是什么？研究社会。但社会是什么呢？它是由人组成的。人是一些个体，是由心理学家研究的，甚至连社会条件对人的影响也由他们中的一部分——社会心理学家——来研究。那么还剩下什么明显是属于结构的而需要由社会学家来研究的呢？以结构术语来定义社会学就要求用一些不同于其个体成员特征的人群特征的概念。

一个社会（或其他集体）的人群有这样两个特征：其成员中的差别和他们彼此间的联系。孤立的个人有其身体，若他们并非始终孤立隔绝的话，则还有人格，但却不能将社会差别和联系归于个人。布劳结论是：任何集体成员的差别和联系是界定一个集体的标准和社会学独特的主题⁽⁴¹⁾。

布劳强调结构理论的研究单位是社会或社区或其他大的集体，而非个人或小群体。它是一个在马克思的意义上的结构理论，而非列维-斯特劳斯意义上的。这就是说,“结构”是指人们的社会位置和他们的关系的客观差异的系统，而非文化神话、象征符号或婚姻规则，但布劳认为他的理论与马克思的也有不同。“马克思首要关注经济位置和经济关系，而我除了经济差别外，还注意到其他的社会差别，如人种或种族的差别。根据帕森斯对文化和社会结构所作的区分——正如他自己所言，这使他成为一个‘文化决定论者’——我的理论关注的是结构而非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⁴²⁾

这一理论的目标是用结构术语来解释社会关系的模式，而非用文化的或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个人行为。例如在一个主要由新教徒组成的社区里，宗教结构限制了人们与天主教徒结婚的机会，而扩大了与新教徒结婚的机会。用来解释的工具／要素不是内化了的文化价值和规范；也不是心理偏好。相反，它是社会结构——即人群在各方面所产生的分化——对机会所施加的外部限制的影响，并且无论文化价值和心理偏好是什么，这些限制总会对关系产生制约。

用抽象术语对社会结构进行定义⁽⁴³⁾，是指一个人群分布于其中的社会位置的多维空间，重点是人们在各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差异。布劳用“抽象”一词仅指理论的一般概念，以区别于验证理论所用的它们的经验内容。这样，异质性和不平等是布劳理论中的抽象概念，而人群的族群异质性和收入不平等就是表象它们的经验变量。异质性促进群体间的联系是一个抽象的定理，而一个社区的族群异质性促进族群间的联系便是可以验证该理论的经验内容之一。布劳把这种抽象理论及其所蕴涵的经验验证之间的区别，视同于齐美尔对社会生活的形式和内容所作的区别。

异质性和不平等关乎结构的分化程度，被称作结构的参数。社会结构是由其参数来描述的。换言之，结构参数是指一个人群的成员在各个方面变异的程度，例如一个国家的财富集中度、经济的产业多样性、一个组织的劳动分工、一个城市的收入分配或一个社区的种族构成。这些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些社会位置的差异，如教育和职业地位，是密切相关的；而另外一些，如性别和宗教，一般则不相关。一种社会差异与其他社会差异的共变的程度也被视为一种结构参数，例如，人们的种族差异与他们的教育、职业和经济差异的相关程度。

可以区分出三种普遍形式的参数，它们涵盖了人们很多具体的社会差异。其中两个参数是在单一维度上的分化，而另一个则是一个集体中的成员在几个维度上的共变。这两种单一维度的分化形式是异质性和不平等。

异质性是一个类别参数，它指一个集体的成员分化为不同名义群体的程度。例如种族、职业、语言等都是表征异质性的范畴。一个人群在某一特定维度上所能够分成的次群体越多，并且人们在这些群体间的分布越不均匀，异质性就越大。衡量异质性的标准是随机选取的两个人属于不同群体的预期机会。例如随机抽取两个日本人，他们属于不同种族的预期机会显然要比随机抽取两个美国人的要低很多。

不平等是指一个人群在资源或等级地位上所产生的分化的程度。财富的集中是不平等的一种形式；而教育差异的程度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或社区在某一特定维度上的不平等的标准是，与所有人的平均地位或资源成正比关系的、任意两个人之间在地位或资源上的平均绝对差异。这样，所有两个人之间收入上的绝对差异的平均值除以整个劳动大军的平均收入，便指示出了收入上的不平等（基尼系数是这一标准的最直接的操作性量度）。

第三种参数是指人们之间由于若干种差别密切相关因此而相互交叉（intersecting）的程度，而非或多或少不相关的程度。如果各方面的社会位置的差异高度相关，那么它们将加固群体间的界限和阶级间的差别，并加强群体内和群体外或在等级地位上不同的人之间的屏障。例如种族背景、教育、职业、收入和权力之间典型的密切联系。与这种社会位置在各种维度上的固化正相反的，是在它们之间的弱关联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维度的相互交叉（intersection），如宗教信仰、性别和年龄之间的低度相关所表现的那样。在弱相关的情况下，自己人和外人之间的区别便不再是确定无疑的，因为人们在一个维度上属于群体之外，而在其他维度上则是一个群体内的成员。所有社会差别的完全交叉，同完全固化一样是一种不可能的极端情况，但同样的一些社会因素之间交叉或固化的程度则因社会或社区而异。这些变异对于庞大集体内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关系的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这一理论和三个结构维度的抽象定义中可以引申出三个主要的抽象定理。第一，异质性增加群体间联系的机会。第二，不平等增加人们之间的平均地位差距（确实，不平等增加了地位的显著度，从而减少了远距离地位之间联系的可能性。但不平等的直接正面的结构效果超过了它的间接负面效果）。第三，异质性与不平等的交叉增加群体间的联系。

用抽象术语建构的理论已被它所蕴涵的变量间的经验联系所证实。接受测试的群体全部来自1970年人口超过二十五万的美国标准都市统计区（SMSAs, 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这些区共有一百二十五个。自变量是六种形式的异质性（族裔、籍贯、出生地、行业、主要职业和具体工作）；三种形式的不平等（受教育年数、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八种形式的交叉参数（intersection）（除具体工作以外的上述所有变量）。

布劳在他1994年的一本书中简要概括了这次测验的结果。对六种异质性的检验，除以主要职业划分的群体异质性外，其他五个都支持这一理论。这可能是因为一旦考虑（控制）更具体工作的更具体的差异之后，主要职业群的异质性对于人际联系就没有意义了。对所有三种不平等形式（教育、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检验全都支持这一理论。对所有形式的交叉参数的检验（族裔、籍贯、出生地、行业、主要职业、教育、收入、社会经济地位）也都支持这一理论。简言之，十六项检验中有十五项，即除一项之外的全部异质性，以及所有形式的不平等和所有形式的交叉参数都支持这一理论。唯一不支持这一理论的是当控制具体工作变量时对由其组成的主要职业群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