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华诗词插上音乐的翅膀

让中华诗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兼论如何在诗教中溶入音乐

婉　臧⁽¹⁾

中华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是我国上下五千年民族智慧的结晶，它起源于夏商，风行于三国，鼎盛于唐宋，发展至元明清乃至近现代、当代仍生生不息，并广诵于世界，足见这一文学形式的生命力之强。历史上名人与之结缘者如恒河沙数。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华诗词一向也十分重视。毛泽东是蜚声海内外的近代大诗人，“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曲《沁园春·雪》气势磅礴，使当时无数迁客骚人折腰。周恩来总理年轻时在日本求学，写下了“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一抒胸中块垒，让人叹服少年英才的豪情壮志。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东北时曾颇有感触地写下“寒江雪柳日新晴，玉树琼花满目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道出了一个大国领导人对肩头重担的深刻体会。温家宝总理在多次重要发言中对传统诗词名句信手拈来，如在谈到金融危机问题时，就满怀信心的告诉记者“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后句是唐人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的结句，前句是温总理的即兴联句，二者过渡十分自然，可见总理的文学功底之深厚。不仅国家领导人热爱中华诗词，我国的民间诗词团体也遍布各地、县、市，林林总总的诗词刊物层出不穷。由此可见，中华诗词在我国人民的心中是深深扎根的。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华诗词在现代的发展不能不说是差强人意。从诗词创作角度看，堪称诗词大家的寥寥无几，诗词创作队伍则是严重的青黄不接。从诗词普及角度看，除小学和中学语文课本要求学生强行记住的几首名作之外，大部分青年人对于诗词的感觉是比较陌生的。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与深思！要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大力振兴诗教工作，使更多的人能够爱诗、懂诗，并对诗词创作产生热情与兴趣。笔者曾受教于多位老诗人，蒙他们教导以略窥诗词世界之堂奥，而今自己也逐渐担起了诗教的重任，向更年轻的学子们传授诗词之道。对如何更好地在大众特别是青年人中普及中华诗词，笔者基于亲身的体验与一些思考，认为适当的加强音乐在诗教工作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一、音乐与诗词的同根溯源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众所周知，《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里面包括《风》、《雅》、《颂》三大部分。唐人孔颖达在《毛诗正义》说 “诗各有体，体各有声，大师听声得情，知其本义……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他的说法得到了后世的广泛认同。后人结合《诗经》本身的内容特点，大都认为《风》、《雅》、《颂》属于音乐分类，其中《风》属于地方之乐，《雅》属于朝廷之乐，《颂》属于宗庙之乐。这说明我国最早的诗乐实为一体。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也可以分为《离骚》、《九章》、《九辩》类、《天问》类、《九歌》类、《招魂》类等四种类型。若说起与音乐的关系，最紧密的当数《九歌》。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词，其词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由此可知，《九歌》本为楚国的祭祀歌曲，诗乐舞三者紧密相连而不可分离。

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关之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作《诗赋略》，明确地提出“不歌而诵谓之赋”，并把那些可以歌唱可以配乐的诗称为“歌诗”。汉以后的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人们读着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宛转，或娴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家喻户晓的典故“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亦是一明证。姜白石老先生也曾言，“自度曲”是他“初率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而成词。以上种种，足以佐证中华诗词与传统音乐的根本源自一处，二者血脉相连。

二、音乐与诗词的相辅相成

音乐与诗歌的结合，既丰富了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也使诗歌所表达的形象更为绚丽多彩。例如20世纪初期，我国以李叔同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家，继承了自唐宋起就奠定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方式，采用倚声填词手法创作了一批“学堂乐歌”。《送别》这首众口传唱的歌曲便出自其中，它原是一首流形于19世纪的美国歌曲《梦见故乡和母亲》，李叔同根据原曲眷恋惆怅的情调填写了现在的歌词，并改名为《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歌简洁利落，干净流畅，极富文采，且朗朗上口，易学易唱，深受群众欢迎，流传很广泛。李叔同的学生、我国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先生晚年见后辈学唱《送别》，觉得新时代的儿童应当唱朝气蓬勃的歌曲，也曾将《送别》这首歌填过两段歌词：

星期天，天气晴，大家去游春。走了一村又一村，到处好风景。

桃花红，杨柳青，菜花似黄金。随风飘拂唱歌声，一阵又一阵。

这种朴实的白描手法对初学诗词和声乐的孩童来说，十分亲切熟稔，很好理解和传唱，教学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又如20世纪20年代，音乐史学家杨萌先生将元代古曲与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词《满江红》配在一起，歌词节奏分布比较均匀，略带悲壮色彩，旋律优美，音调深沉稳健，词曲意境一致。抗日战争中这首《满江红》在爱国志士间广为传唱，为鼓舞士气、团结一心抵御外侮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上面这些例子既说明了音乐于诗歌具有强烈的亲和性，也说明了音乐作品所表达的艺术形象在诗歌深厚的底蕴中更加淋漓尽致、尽善尽美，在艺术的综合表现上更加满足了人们的多角度审美需求。从美学的角度可以分析出来，诗歌的美和音乐的美是如何能够结合在一起的。这是由于音乐和诗歌都具有亲和性，有鲜明的节奏感、和谐的韵律感、抑扬顿挫的线条感。强烈的情感表达是二者结合的共性所在。由于节奏是诗歌的力量所在，使其具有优美的音乐性。文学创作中讲究声律美和形式美，而音乐则为它提供了和谐的基础。两者在表现手法上的确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三、音乐与诗词的融合新生

我国是“诗文之邦”。有音乐史研究者认为，几千年来，我国民族传统韵文发展的高度和深度远胜于音乐——这是我国与外国譬如欧洲诸国很不同的历史实际。也许只须看一个现象就可明白大概：歌唱是“文、乐”的结合。在我国是把其中的“乐”舍弃了而成为留传千古的“（韵）文”——诗、骚、赋、词、曲等；而欧洲诸国则是将歌唱中的“文（词）”丢在一边而把其中的“乐”独立出来成为器乐曲，除所谓“十四行诗”之外，他们的韵文是没有形成确定规范体的。这虽然是从事音乐研究的人一孔之见，但对从事诗教工作的人也有一定的启发性。因为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在欧美音乐逐渐引领世界乐坛主流的今天，在流行歌曲为我国青少年众口传唱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是用老一套文绉绉的教学方式一板一眼地对青年人进行诗词知识的普及，恐怕效果会大打折扣。因为相比那些旋律优美、街知巷闻的歌曲，平仄格律等诗词知识难免显得有些枯燥，初学者容易产生畏难情绪。但如果我们能顺应潮流，找到与青年人兴趣点契合的角度并由此入手，问题会容易解决得多。

比如说，宋朝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经台湾音乐界公认的“情感叙述的音乐大师”梁弘志谱曲后，由著名歌星王菲倾情演绎，一曲古诗新解、感动了多少爱乐之人！这其中，就可能有人因此对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又比如唐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意境深邃悠远，青年歌手毛宁的成名之作《涛声依旧》即是化自此诗。该歌的词和曲均为我国当代岭南派音乐人陈小奇据原诗意境所作，自1992年推出以后，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中最经典的一笔。许多乐评人认为，此歌大气委婉，虽属情歌，但不落俗套，充满着古典空灵的韵味；此词不但表达了浓浓的怀念之情，还深得中国传统诗词借景抒情的写法，而且用现代白话文与古诗词结合起来，从而使古诗词获得新时代的生命力。音乐与诗词，融合而新生，这些都是多么鲜活的例子！

因此，我们在从事诗词教育与普及工作时，适当地在课堂上播放一些古曲或是古诗今唱，优美的旋律更能启人幽思，或激起年轻学子开展诗词创作的想法。有时也可组织一些诗词吟唱活动，寓教于乐。甚至还可与音乐工作者一起尝试为经典古诗词或现代当代优秀诗词作品谱曲，共同为音乐与诗词的美的融合而努力，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努力。让中华诗词插上音乐的翅膀，则可飞向更广阔的人群、更遥远的国度。扬我中华诗词事业之不辍，音乐可立奇功矣！诸君以为如何？

【注释】

(1)婉臧，原名臧春艳，华中科技大学工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华诗词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诗词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