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

“东学西渐”

“东学西渐”

在中国唐代的时候，外国人能来中国留学，是件很牛气的事情。因为唐朝才是当时的超级大国：有钱、有文化、有水平。于是，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朝鲜、越南，有不少人远涉重洋，来到唐朝留学，学习中华文化；有的还参加了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后还长期在唐朝做官；有的，甚至直接移民了。

日本官方向中国派出留学生，是在唐朝初年的时候。写到这里，禁不住腹诽，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要清朝末年才出发，比日本晚了那不是一点半点啊。日本派出留学生的目的很实在：最大限度地从唐朝先进的文化中汲取养分，为日本社会的发展探求出路。所以当时日本的留学生规模都相当庞大，动辄一百甚至数百人。在派留学生的同时，日本也想展示一下自己国家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准，并且期望与中国人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所以，在出使中国的队伍中，还能见到船匠、翻译人员、医师、画师、史生、锻生、铸生等各种类型的专业人士和工匠。

唐朝对待这些留学生的政策还是非常优厚的，不但为其提供食宿，还提供“奖学金”。 日本学者大庭修说：“不论抵达唐土何处，当地官员即按接待外国使节规定予以接待，同时报请长安，根据指示决定入京人数，按公差由各州县顺次护送至长安。”日本留学生随遣唐使前往长安，一路上或乘官船，或走驿站，所有费用均由唐朝政府提供。到达长安后，首先住进京郊的长乐驿，然后有政府官员率马相迎，并以酒脯慰劳；其次在相关官员的引领下，下榻于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四方馆，由特设的监使照料其衣食住行等；最后是使节贡献方物，等候皇帝召见。日本使节在觐见皇帝时，就会趁机提出安排留学等事宜，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所请并允”。 ^[4]

与现在很多人通过“留洋”镀金不同，当时的日本留学生，还是非常踏实的，有的在中国一读就是十年，超过现在国际顶尖大学博士学位的获得年限了。来唐朝求学的日本留学生大多被安排在中央的国子监，系统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及唐代典章制度。其中一个著名留学生，就是阿倍仲麻吕。在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的时候，日本学者阿倍仲麻吕随遣唐使来中国留学，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晁衡，后来考取进士，留在唐朝做官。晁衡先后担任过左补阙、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之职，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并有诗篇唱和。

在中国待的时间长，难免会想家，晁衡于是中途回家一趟。不知道谁传回一个消息，说他在海上遇到台风溺水而死了。李白闻讯后着实痛哭流涕了一番，还写了《哭晁卿衡》一诗。不过实际晁衡并没有死，几年之后，他又辗转返回长安，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长眠于中国。日本另一个著名的留唐学生是吉备真备，他在唐四门助教赵玄默的指导下学习儒家经典，在长安留学17年。由于才学出众，唐玄宗特授予他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卫尉卿等官职。

没有确切的资料显示，当时这些留学生的汉语水准到底如何，不过肯定是不会有统一的考试的。唐朝政府对日本留学生虽持积极接受的态度，但由于官学名额有限，经费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因为个别留学生汉语水平太低，也曾出现过“拒收”现象。还好，这种情况不是很常见。

当圣德太子因为国内日渐突出的矛盾焦头烂额时，他派出的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了。

公元623年留学生惠日等上奏推古天皇，认为“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5]。于是，朝廷决定召回继续在唐学习的留学生。这其中的几位留学生，已经在中国居住了二三十年，已经是“骨灰级”的留学生了，甚至经历了隋唐两代，成为地道的“中国通”。他们回国后积极传播自己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在部分贵族中产生了强烈影响——改革的“春风”就这么吹起来了。这时候，改革的代表人物是中大兄皇子（626—671）和中臣镰足（614—669）。中大兄皇子是舒明天皇之子。中臣镰足出身于世袭祭官的家庭，相传幼年好学，广览书传，尤其潜心于兵法兼政书《六韬》。这两个人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老师都是中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