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诗歌词语管窥

汉语诗歌词语管窥

谢思炜

摘　要:本文以《唐诗三百首》为调查样本，将诗歌中的常用词区分为天象、物象、人事、季节时间、性状、情态词等几类，提供了其中高频词的统计数据，研究了其分布情况;进而讨论了诗歌中复合词的偏正式、并列式构词形式，分析了性状、情态词所具有的不同价值极或语义韵味。最后，对诗歌中动词的使用和“炼字”加以说明。

关键词:汉语诗歌词语;词频统计;炼字;《唐诗三百首》

欧阳修《六一诗话》载:进士许洞“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①　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66页。这虽然是针对宋初九僧诗而言，但对说明一般文人诗歌创作也颇有参考意义。宋人在学习写诗和讨论各种诗法问题时，对某些词汇的使用频率已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后代诗评家也常常指出某位诗人喜用某字，但大多是一些不太常用的字，一旦被人多次使用便十分惹人注目。②　如吴聿:《观林诗话》:“杜牧诗喜用縆字。”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1页。黄彻《溪诗话》卷七:“杜诗有用一字凡数十处不易者，如‘缘江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其余一字屡用若此类甚多，不能具述。”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381页。钱锺书谓李贺诗“好取金石硬物作比喻”，屡用凝、骨、死、寒、冷等字，多不胜举。参见钱锺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9页。许洞约定不许犯的却是一些诗歌中最常见的字。本文试图将此话题进一步展开，通过具体样本的调查来说明诗歌中有哪些词语最为常见，其分布情况如何。③　20世纪颇为流行的诗歌“意象”( image)研究，对此调查颇有借鉴意义。如美国学者华兹生( Burton Watson)曾对《唐诗三百首》中的自然意象进行统计，区分出天气、山、水、天体、树木、花卉、草、鸟兽等若干类，每类之中又分为总称意象和特称意象。见Burton Watson，Chinese lyrici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但因意象本身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其分类和层级概念很难避免某种主观性，每个学者采用的方法和标准都不一致。又由于他们都试图根据较小样本的统计结果，推导出有关创作倾向、作者风格甚至作品归属方面的具体结论，不免招致许多批评。参见周发祥:《海外诗歌意象研究述评》，《中国诗学》第五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1—275页。为此，本文选择虽较浅俗但最为流行的《唐诗三百首》作为调查样本，④　清乾隆间孙洙编《唐诗三百首》有多种传本，亦间有增补。本文据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该本共收诗317首。采用人工方法对其中词语进行识别统计。需要说明的是，无论对古汉语还是对现代汉语来说，如何区分复合词与短语，如何对句子的词汇单位进行切分，都是一个学术难题，存在极大争议。⑤　有关研究综述参见潘文国、黄月圆、杨素英:《当前的汉语构词法研究》，收入江蓝生、侯精一主编:《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丁喜霞:《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第三章之“汉语中双音词和短语划界的困难”，北京:语文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以自动分词为基础，使这一问题的困难性再次凸显出来。①1992年颁布国家标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台湾计算语言学会1995年发布《资讯处理用中文分词规范》，对两个规范中存在问题的讨论，参见刘开瑛:《中文文本自动分词和标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页以下。计算语言学又提出采取以“字串频度”、“互信息”、“相关度”的统计结果作为汉语分词单位参考依据的方法。参见该书第46页以下。古诗词的词语切分也存在同样的难题。本文的词语划分尽量依据一般规范和观点，但也有不尽一致之处。限于篇幅，只能通过文中的一些实例来说明。又，北京大学计算语言研究所在2000年开发了“古诗计算机辅助研究系统”，从总计640余万字的《全唐诗》和宋名家诗语料中提取出41 732多条字词词汇，并提供了相应的字频、词频统计。②《“古诗计算机辅助研究系统及应用”鉴定意见》，《语言文字应用》2000年第2期。另参见俞士汶、胡俊峰:《唐宋诗之词汇自动分析及应用》，(台北中研院)《语言暨语言学》第四卷第三期( 2003年7月)。但该成果迄今未予公布。期待将来能够利用同类型的大型诗歌语料统计结果，对本文的讨论进行印证。

许洞的约定当然只是游戏性的。语言学有一个著名的“齐普夫定律”( law of Zipf)，由语言学家齐普夫( George Kingsley Zipf)在1930年代提出，意思是说在任何自然语言文献中，有些词的出现频率非常之高，有些词则非常低，形成一个递降等级数列( 1/2，1/3，1/4……)。学者对汉语言文献材料的有限调查，也印证了这一定律。③　关毅等人根据对1994年全年《人民日报》原语料共6 182 759个词(该统计包括标点符号和其他符号)的统计指出，齐普夫定律对于汉语的不同层次的语言单位也是普遍适用的，占总词汇量的2%的词汇的总出现次数占统计语料中的总词汇量的66%，而大量的低频语言单位却极少出现。见关毅、王晓龙、张凯:《现代汉语计算语言模型中语言单位的频度—频级关系》，《中文信息学报》1999年第2期。王洋等人根据对《红楼梦》《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的统计(其词汇数分别为23 563、20 895、16 226)，认为这三个不同时代文本的词频分布均满足齐普夫定律，但从某些参数上看，汉语言作品与英文作品在用词上有一定差异。有学者根据对从古至今不同汉语文献中汉字字频的统计，发现其分布在不同时代有明显差异。字频分布的变化其实与汉语词汇的发展有关，不能真正反映词的使用情况，与词频统计的结果也必然有所不同。见王洋、刘宇凡、陈清华:《汉语言文学作品中词频的Zipf分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年第4期。针对现代汉语文献的中文分词技术目前已相对成熟，例如有http: / /www．vgoogle．net/提供的CSW5．0共享版中文分词组件。但该组件或其他类型的分词系统在应用于古汉语文献时，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尽管目前尚没有针对诗歌文献的词频统计发表，但根据阅读经验我们也可以断言，诗歌中肯定也有一些高频词，只是汉语的诗歌(这里指传统诗歌)文本有其特殊性，因而其中的高频词排列与其他文献语料中的排列多少会有所不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传统诗歌将虚词的使用减少到最低限度，与其他古汉语文献和其他语言的诗歌都有所不同;而在一般语言文献的统计中，起语法作用的虚词在居于前列的最高频词中占有很大比例。④　例如在包含1亿字符的大型英语语料库BNC( British National Corpus)中，前十个高频词是: the/of/and/to/a/in/is/ for/it/was，它们占了文献中总字符数的四分之一。在基于网络的中文字频统计共享资源(含字符171 882 493)中，居前十位的汉字是:的/是/不/我/一/有/大/在/人/了。在关毅等人的统计中，居前五位的字符是:，/ 的/。/、/在。见前引关毅等人论文。在英语诗歌中，of、to、for等介词的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在现代汉语诗歌中，介词、助词、语气词的使用也与其他文本基本没有区别。而中国传统诗歌在这一点上与它们有所不同。据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编:《古籍汉字字频统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在接近八亿字次的语料中，在32 000个汉字中频次居前十位的汉字是:之/不/以/也/而/其/人/为/有/者。据笔者统计，在《唐诗三百首》中，否定副词“不”( 146)居频次首位，之(助词27)、以( 13)、也( 2)、而( 4)、者( 24)的排序都大幅退后。传统诗歌将助词、语气词及其语句结构排除在外，除非是出于特殊的写作目的，如所谓“以文入诗”。许洞的约定也没有涉及虚词，而都属于名词性的诗歌描写对象。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许洞的约定与诗歌实际写作中的高频词在多大程度上重合，这些高频词是否可以在写作中避开。

根据样本的调查，我们将许洞的约定略加扩充，共区分出诗歌中以下几类常用词: (一)天象词。如许洞所约定的风、云、雪、霜等，它们属于天象气候(或称自然现象)，与动植物等实体对象有别。(二)物象词。如许洞所约定的山、水、花、草、禽、鸟等，它们属于实体对象。文人诗歌即便以抒情为主，或写社会题材如杀伐战乱，也无法完全撇开天象、物象词汇作为环境依托或抒情凭借。(三)人事词。指关于人及其相关事物的词汇，诗歌毕竟是写人的，不可能避开这些词汇。许洞的约定没有涉及，看来他是嘲笑诸僧不会写与人有关的事情。(四)季节和时间词。属于环境中的时间维度，也是在诗歌中必须交代的。以上这几类词都是名词性的，诗歌在提及它们时还会使用很多形容词，本文将其划分为两类: (五)性状词。(六)情态词。所有这些词或作为单音词，或作为复合词语素，在无论何种题材的诗歌作品中随时都会碰到。此外还有表义所不可缺的动词，我们在最后作补充说明。后几类词在许洞的约定中没有涉及，是因为它们不直接属于许洞所关注的描写对象问题。高频词中还应有数量词和方位词，一般是与前四类词结合使用，本文不作专门讨论。

以下是分类排列的这几类词语中一些出现频次较高的词:①　此项统计未将成语、典故以及人名、地名等专有名称包括在内。排列并没有简单依照频次高低，有些词较为重要，如“霜”(为许洞所提及)，虽频次较低也列入。物象、人事词中兼顾各类事物，均选择一些列入。表中单音词的统计数字是频次，复合词的统计数字是词语数/频次。

(续上页)

根据上述统计，如果将单音词与复合词合并计算，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有人、风、云、月、天、春、山、水、江、花等。许洞约定不许犯的字，有很多与此重合。需要说明的是，对高频词的调查，即便是一个较小样本，如《唐诗三百首》，也足以说明问题。因为在不同诗歌作品(达到一定数量)中，高频词是基本一致的。只有极少使用的低频词，才是在不同作品中随机遇到的。为了验证以上的统计结果，不妨用以下方法测试:从以上各类词(可将天象、季节合为一类，性状、情态合为一类)中任选5个字，或者一共选20个字，将有这些字出现的作品全部排除，结果会是什么样呢?大概整部《全唐诗》剩不下几篇作品了。看来许洞(或杜撰此说者)是给所有诗人设了一个圈套，禁用的字好像不多，但实际上是一些最常用的、几乎无法避免的字。

从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天象词和季节时间词的出现频次要明显高于除山、水等个别词之外的物象词。推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两类词在诗歌中代表基本的时空环境设置，任何诗歌题材都无法排除这种设置，而且这些词也几乎没有可以替代的字。山、水在物象词中出现频次最高，是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基本环境设置。按理说，与天相对的是地(天地)或土(皇天后土)，但这两个词的使用频次却不高(地:单音词26，复合词2;土:单音词2，复合词3)。这是因为这两个词作为概称时缺少直观的形象性，只能在某种比较抽象的意义上使用，于是山和水在很多场合替代它们，作为基本环境设置出现。水的出现频次明显要低于山，可能是因为江、河、海等词分走了其一部分语义;而可替代山字的峰、岭、峦等字，却使用较少。

另外一个出现频次最高的词就是人。这个词并不属于环境设置，而是人这一类属的统称，是这一类属中层级最高、最宽泛的概念。它的频繁使用，是所有诗歌中所包含的人与环境对应关系的直接表示。也就是说，不管诗歌是以抒情为主，还是以写景为主，主观的人这一方事实上是无法缺失的，也许只有极少数纯咏物诗例外，而这类诗在唐代尚未流行。这个词尽管有很多可替代的概念，但唯有它的所指最为宽泛，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有各种不同含义。相比于有特定所指的代词和有具体身份的人——男、女、儿、民、士等等，人这个词要宽泛和模糊得多，但同时又可以十分具体。它的出现频次远远高于其他词，证明了诗歌与其他语言材料一致，在很多场合下喜欢这种既模糊又具体的表达方式。

其他物象词都只是某些诗歌中描写的具体对象，分散于许多作品中，每个对象的出现频次自然大幅减少，即便是诗人喜咏的松、竹、雁等也莫不如此。只有花作为一种宽泛类别，是诗歌中几乎不可少的烘托，出现频次很高。马的出现频次也相对较高，当与它在士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诗歌常常言及旅行有关。生活中相对重要、在一般人想象中也颇富诗意的酒、剑之类，在频次上都排不到前面。然而，不能忽略的另一方面是，有时越是具体的物象词、人事词，一旦在诗歌中出现往往越显突出，词的频次与凸显度在很多情况下形成反比。也就是说，某些较少出现的词，当它在诗篇中出现时反而更引人注目。例如，酒在所有诗歌中的出现频次并不算很高，陶渊明诗却因此给人留下“篇篇有酒”的深刻印象。所以高频词与诗的重点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只是在某些同类属集合中，词频的高低才可能典型地反映出诗人的措辞习惯和相关的社会因素。例如在饮食类中，诗歌言酒明显多于言饭食(飧、餐)等。这是运用词频统计方法分析诗歌作品时必须注意的。

从其他使用较少的天象、物象、人事词中，我们也能分析出一些客观原因，发现一些诗人偏爱的取材、选景、言意角度。例如，在身体部位词中，诗人言鬓明显多于发，就显示出叹老的一种特殊视角。而从相反方面看，那些不出现或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出现的词语，则说明诗人拒绝或极少在诗歌中展现什么。有些词是一向不入诗的，这也是诗歌语言与一般语言不同的一个方面。这与诗歌涉及生活内容时的特点有关:某些生活中最普通的事件反而是不入诗或很少入诗的。例如在家畜类中，除了鸡、犬之外，其他词都极少入诗。在所谓田园题材诗歌中，经常用到的是柴、荆、桑、麻等词，而其他农作物和农事词汇却鲜有提及。所以后来以不忌俗恶著称的梅尧臣曾专门作《农具诗》十五首、《蚕具诗》十五首。更不必说他还写过《扪虱得蚤》、《八月九日晨兴如厕有鸦啄蛆》这样的题目，那完全是一种破坏诗歌创作规范的追求了。①　参见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6页。

如上述统计所显示的，这些词语更多地是以复合词形式出现的(单音节常用词成为复合词语素)，包括偏正式、并列式、主谓式等各种结构;除人、夜等个别词外，大部分复合词的出现频次都远远高于单音词。②　本文的统计一般未将单音词加方位词或数量词的形式计入复合词，如果计入，则单音词的数量还要减少。我们知道，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最重要趋势就是词汇的双音化和复合词的大量涌现。对于这种趋势，学者分别从表义精确、音步韵律、概念呈现等方面提出解释。③　参见丁喜霞:《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第一章，第14页以下;周俊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166页以下。但很显然，词汇的双音化并不限于单音词与双音词之间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如:臂≥手臂、泪≥眼泪、枝≥树枝之类。实际上，词的双音化形式要丰富复杂得多，并非只是一种单一的词形替换。我们看到，在诗歌中有前文所列几大类词之间大量灵活多样的组合，由此导致大量新词的产生，并构成中古词汇丰富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很多词，如果单纯从表义角度来看，也许并不是必需的，但却因追求文学描写的丰富和变化而成为必需的。简单的(中古以后普遍采用的)双音替换形式，在诗歌中反而比较少见。例如，在《唐诗三百首》中，诗人不用“手臂”，而用“玉臂”。“眼泪”仅一见，其他则有“双泪”“妆泪”“涕泪”“乡泪”等(“眼泪”可能一开始只是泪的双音化形式之一，后来才成为泪的替代词)。这种类型的复合词，由于并非一般表义所必需，在其他场合很少出现，只在诗歌或诗赋、诗词写作中大量使用。

在上述几类词中，季节时间词和性状、情态词比较多地充当偏正式中的修饰语。名词性的天象、物象词，也可充当修饰语。但在更多情况下，天象、物象、人事词充当被修饰的中心词。偏正式构词形式最为灵活，所构成的名词形态也具有较强的词的稳定性(由于其中很多词词典不收录，所以也有人怀疑它们是否成词，其实无论从形态还是从语义上看，都无法将它们排除在词之外)，因此在诗歌中最为常见。例如由春字构成的词汇有:

春蚕、春潮、春城、春愁、春窗、春芳、春风、春光、春闺、春寒、春晖、春江、春鸠、春眠、春气、春日、春色、春深、春树、春水、春庭、春宵、春心、春衣、春游;和春、暮春、青春、三春、新春、阳春

其中后一组以春为中心词，这时其组合相对固定，和春、青春、阳春的修饰语都不能随便挪到其他季节词上。前一组是以春为修饰语的偏正式，只有春深是主谓式，春眠、春游是状动式(眠、游也可视为名词，则仍为偏正式)。这时其组合较为灵活，被用于很多天象、物象乃至人事词汇上。但也有一定的习惯，比如可以说春窗、春闺，但没有人用春门、春房。①　有的学者将这种系列词汇称为由核心字构成的字的系族。其中核心字居后的，构成向心性字组;核心字居前的，构成离心性字组。见徐通锵:《“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1期。

就偏正式复合词来说，无论是其中的修饰语还是被修饰语，越是使用频次高的基本词、常用词，组成复合词的可能范围就越大。最易流行的复合词，往往是由两者均为最常见的基本词之间的组合所构成的。例如上述包含春字的复合词，不但春是常用词，与其组合的其他语素也多是常用词。其中“鸠”字不常用，组合而成的“春鸠”一词也较少见。当然，诗歌写作之所以需要这些词，不仅仅在于单纯的修辞需要，而在于它们一旦形成确实具有原来的基本词所不具有的新的意味或特殊意义，至少具有了一种新的形象性。例如，“玉臂”的含义当然与臂或手臂不同。“春”所修饰的词中，春风、春树、春水等词的重心在含义较实的被修饰词上;而像春光、春色等词，由于光、色等字的含义较虚，词的重心转移到“春”字上，但其含义却无法等同于基本词“春”。

除偏正式外，并列式复合词也较为常见，有名名组合、动动组合、形形组合等各种形式。但并列式结构远不如偏正式那样灵活，组合范围那样大。并列式词的内部语义关系包括同义、近义、反义和类属集合关系(如案几、歌舞)，无论是常用词还是非常用词，能够相互构成以上几种语义关系的词都是十分有限的。山的并列组合较多，也只有:

山河(逆序河山)、山川、山水、山丘(逆序丘山)、山峦、山阜、江山②　此外，山海(逆序海山)极少用，山峰、山岭、山岳、山陵都更接近偏正式。

季节时间词的可能并列组合最少，天象词及性状、情态词的可能并列组合也都不多。这种情况与它们的概念关联群较小、可替代概念较少有关，而与它们有大量偏正式组合形成一种反差。

由此特点决定，并列式复合词产生于文学写作的可能性也相对较低，而多是在自然语言中形成的一般词汇，也在其他场合广泛使用。但我们还是发现一些首先在文人诗赋作品中出现的并列式复合词:

裁缝(曹植《浮萍篇》)、追攀(王粲《七哀诗》)、波澜(刘桢《杂诗》)、妥帖(陆机《文赋》)、回合(谢灵运《入彭蠡湖口作》)、辛勤、音容(谢灵运《酬从弟惠连》)、嫌猜(鲍照《放歌行》)、采撷(谢朓《咏席》)、亲朋(谢朓《答王世子》)、掩抑(王融《咏琵琶》)、峰壑(陈子昂《感遇》)、丘峦(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细腻(杜甫《丽人行》)、惋伤(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褊迫、差讹、呵、吟哦(韩愈《石鼓歌》)、松枥(韩愈《山石》)、濡染(欧阳詹《出门赋》)、猿鸟(李商隐《筹笔驿》)、纤细(杜牧《遣怀》)

这些并列式词中有些人为构造的痕迹十分明显，例如韩愈的一首诗中便包含了好几个这样的词。但其中也有不少词后来被广泛袭用，成为常用词，尽管它们在首次出现时也可能同样出于人为构造。

作为形容词的性状、情态词往往具有语义上的相对或相反关系，而季节时间词所表达的时间概念本身就有一种对应关系，因此也有类似的特点。但从统计中可以看出，这些具有相对或相反语义关系的词在诗歌中的分布是很不平衡的。以季节词为例，其中以春为语素的复合词最多，以秋为语素的次之，而冬、夏的复合词则要少很多，在《唐诗三百首》中分别有一例:夏木、经冬。作为单音词，冬出现3次，而夏是0次。钟嵘所谓“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实际上在诗人歌咏中从未平分秋色。“春女悲，秋士悲”，诗人喜咏春、秋，而罕言冬、夏，早已形成一些抒情格套。以上这种情况说明诗歌中复合词和单音词的分布都极不平衡。

性状词和情态词主要是形容词，也包括某些副词(或同一词兼有两种词性)。我们把它们区分为两类，主要是着眼于前者通常表现对象的客观性质，而后者含有一定的心理感受成分或情绪色彩。大多数常用的形容词如大、小、多、少、高、低以及普通颜色词等，属于性状词;而诗歌中常见的一些带有情绪色调的形容词，则属于情态词。有些词则兼具性状与情态二者的蕴意，其含义和色彩随语境发生变化。例如寒字，在单纯表示温度时是性状的;而在表现感受和心情时，则是情态的(但在统计时只能归为一类)。

以上所列文人诗歌中常见的几个情态词孤、清、空、幽等，其使用显然与文人诗歌追求的基本格调有关。例如由幽字构成的复合词有:

幽愁、幽篁、幽草、幽径、幽居、幽人、幽咽、幽意、幽音、幽映、幽怨;幽绝、幽险;通幽

其中幽险是形容词并列组合，幽绝的绝可视为形容词附加成分，通幽的幽用为名词，其他都是以幽作为修饰语的偏正式词语。修饰的对象可以是纯心理性的愁、怨、意，或人事类的人、音、咽，但也包含篁、草、径、居等物象词。

从语义的价值极或有的语言学家所说的“语义韵味”( semantic prosody)的角度来看，①　“语义韵味”( semantic prosody)这一概念的提出，见Bill Louw:“Irony in the text or insincerity in the write?——The diagnostic potential of semantic prosodies”，In Mona Baker，Gill Francis，and Elena Tognini－Bonelli ( eds．)，Text and Technology: In Honour of John Sinclair．John Benjamins，1993。除了有明显褒贬义的词语之外，相对或相反意义的词还可以被区分为积极意义的和消极意义的两类。在这几个情态词中，孤(或独)，语义上与其相对的是众，只在“众多”的意义上使用，因此是一个性状词，在格调上无法与其形成对比。清，语义上与其相对的是浊，在诗中使用很少(作为单音词出现1次)，在描写物象时基本上也只表现性状。幽，语义上与其相对的是明，也主要是性状词，在情态上并不与其完全形成对比。明的使用频次较高，不但作为单音词出现16次，以它作为修饰语的明月一词，就出现15次。其他复合词有明湖、明镜、明眸、明烛等，还有涵义特殊的神明、圣明、明主、明堂等词。空，兼有副词、形容词两种词性，含义和用法都较为复杂。

作为参考，我们可以引用对《现代汉语词典》中具有相反意义的好坏、美丑、大小、高低、强弱、多少六组语素所构成的总计877个词所做的调查。根据调查，在每组中均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好、美、大、高、强、多)所组成的复合词占多数，总计为602个，占69%;而消极意义的为275，占31%。①　邹韶华:《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4页。据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语言使用频率上，具有积极意义的词对消极意义的词占有优势。而在《唐诗三百首》中，只有纯粹表示性状的大小、高低两组语素的分布，与此倾向吻合。此外，清可以归入积极意义一类，所组成的复合词也占有多数。其他词中，新是积极意义的，与其相对的老、旧、古、故是消极意义的，但所组成的复合词却明显占有多数。孤、独、空、残、苦等，都应算作消极意义的，这几个词或者找不出完全与其相对的积极意义的词，或者极少使用。幽比较特殊，如果作为性状词，应是消极意义的，与明相对，两词的复合词所占比例大体对等;但作为情态词，则应视为积极意义的(如清幽)。由此可见，所谓词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在诗歌中有完全不同的体现，也难以找到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谓:“今夫贫老愁病，流窜滞留，人所不谓佳者，然而入诗则佳。富贵荣显，人所谓佳者也，然而入诗则不佳。”②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第1080页。诗人喜用孤、独、残、幽等字，情况或与此类似。这可以看作是诗歌词语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语义韵味。如果拿性状词与情态词比较，情态词的语义韵味无疑比性状词更为浓重一些(后者较为中性)，而且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性状词作修饰语的词语也在其他场合广泛使用，而情态词作修饰语的词语则主要用于诗歌和文学描写;此时，很难简单地使用积极的或消极的这样的判断标准。季节词在诗歌中分布如此不平衡，在其他场合显然并非如此，恰恰反映出它们在诗歌中具有较为特殊的语义韵味，引起某种特殊的感受和联想。

最后来谈谈动词。动词在任何语言中的数量都要远远少于名词，也少于形容词。尽管动词在语言演变中也存在更替，如中古汉语对上古汉语，白话对文言，但新词的产生在总体数量上也十分有限。例如在最近几十年，除了采用个别方言词和口语词外(如近年流行的“忽悠”一词)，相比于名词，汉语中新的动词的产生是极其有限的。这是由动词的语义功能决定的，在基本够用后就没有必要制造新词。在某些文本甚至对话中，动词是可以省略的。在诗歌中也有一些句子可以不使用动词，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鸳鸯一处两处，舴艋三家五家”。③　王力:《语言与文学》:“在律诗中，常常有一些特殊语法形式，最常见的是一种不完全句，就是只有名词性词组，没有谓语。”并举贾至“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等诗句为例。见王力:《王力论学新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0—261页。但整首诗都不使用动词，也许现代诗人中有人尝试，但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唐诗三百首》中共出现单音动词824个(其中有一部分兼有名词、形容词或副词用法)，单纯从比例上看好像并不算低。④　全部单音词是1741个，一词有多个义项的均分计。但如果换一个样本，名词(尤其是低频词)会有比较大的变化，形容词和副词的变化不会太大，动词的变化幅度只比它们稍大一些。除了个别少见的口语字外，动词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生僻字。动词、形容词、副词在这一点上大体相同，即不论描写哪些事物或活动，都离不开一些基本词。以下是一些使用频次较高的单音动词:来( 136)、无( 98)、有( 83)、见( 78)、去( 59)、如、欲( 58)、归( 57)、在( 53)、入、生( 46)、飞( 45)、开( 43)、行( 40)、闻( 39)、出、是( 38)、尽( 37)、问、下( 36)、知( 35)、为( 34)、落、望( 32)、到( 30)、成( 28)、回、作( 27)、得( 26)、别、看、满( 25)、对、上( 23)、流、隔、照( 22)、思、动、送( 21)……

这些词可以大概区分为:存在状态动词:有、无、在、是、为、作;空间移动动词:来、去、归、入、行、出、到、回;感官活动动词:见、闻、问、知、望、看;行为动词:得、别、送;心理活动动词:欲、思;其他运动或状态动词:如、生、飞、开、尽、下、落、满、对、上、流、隔、照、动。

其中使用频次最高的前10个词的使用频次( 680次)，超过了使用频次在2次以下的447个动词的使用频次的总和( 570次)。动词的复合词，如果采用比较严苛的标准，将动宾、动补、状动等形式尽量排除(只保留一些意义固定、不能拆解的)，为143个，使用频次均只有1到2次(其中“别离”为5次)。可见在动词使用中，一些最常用的基本词占有极大比例。在这一点上，诗歌与日常语言是一致的。①　例如“有”、“无”、“在”等存在动词排序在前，与前引英语文献统计中is、was排序在前，现代汉语字频统计中“是”、“在”排序在前的结果相一致。

然而，诗歌毕竟是“作”出来的，是一种人为刻意加工的特殊文本，在用词上作者有一定的挑选乃至有意标新立异的权力。这是诗歌与日常语言的不同之处。在基本环境设置和描写对象确定的前提下，可供诗人挑选的一个是对对象的称谓(用直称还是用明喻、隐喻乃至典故)及其可加于其上的修饰语(如上文所说的偏正式词)，再有一个就是在句子中既从属于主语又具有支配作用的动词。一般来说，名词和事件本身需要寻找与其适合的动词，但如何显示特定状态(而不止于交代过程)则需要通过对动词的选择来完成。已完成的作品很难看出作者思考和选择的过程，我们只好借助于一些有关传说。如著名的有关“推敲”的传说，是在两个字之间进行选择。更复杂一点的例子之一，也见于《六一诗话》:

陈公(从易)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②　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第266页。

此例中的“过”其实是一个普通常用的字，诗人未必为此多费思索。但因在上下语境中可选用的字很多，诸人的判断结果都与原诗不符。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例子，出于诗人自己改易，就是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诗:

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③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八“诗词改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17页。

此例成为诗歌修辞炼字的最通俗例证。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在诗歌其他成分都已确定的情况下，动词是有一定的变化余地的。

综上所述，在诗歌创作中，在构思确定的前提下，诗人对词汇的使用是有一定成规的，在时空环境设置方面和描写对象上都会习惯性地使用一些常用词汇，还会视需要嵌入一些专有名称(主要是地名④　善于使用地名，是诗歌写作的诀窍之一。参见钱锺书《谈艺录》八九，第291页以下。) ;除常用形容词外，还有一批叠音词和联绵词需要掌握，以便随时使用;副词是紧随动词和形容词的，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意外;其他虚词的使用则受到限制，也有人故意多用，以改变诗的风格。尽管动词大部分是单音基本词，但诗人也会想方设法变化出新，这就是所谓的“炼字”。“炼字”的意思就是其他部分不必改动(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有这个字要反复锤炼改动。需要强调的是“炼字”，而非“炼词”。这不仅是因为古人没有词的概念，而且是因为诗人所“炼”的确实只是单音动词、形容词或复合词中的修饰字。

(责任编辑:桑　海)

DOI:10.13613/j.cnki.qhdz.002352

作者简介:谢思炜，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　100084)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 2014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