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侠风范光彩照人

女侠风范光彩照人

女侠风范光彩照人

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六月初六凌晨四点，古老的绍兴城从知府衙门到轩亭口刑场的道路两旁，布满了军警和从杭州调来的新军，为的是防止革命党人劫法场。

这时，一位身着白衫，足穿皮靴，拖着沉重脚镣的中年女子，被刽子手押着向刑场走去。她态度从容、镇静。临刑前，监斩官问她：“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女子昂首挺立，怒目横视，大声答道：“有什么可说！你们可以砍掉我的头颅，却不能砍掉我的革命志向。”说完，含笑就义。

她，就是我国近代史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个为国捐躯的伟大女性、革命家秋瑾烈士。

秋瑾，原名秋闺瑾，字卿，小字玉姑，别号竞雄，老家在浙江山阴（今绍兴市）。祖父和父亲曾在厦门做官，后来就定居在那里。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五月十三日，秋瑾出生在厦门。

当时，在她生活的封建家庭里，女孩子是不允许上学的，可秋瑾聪明活泼，深得父亲钟爱，7岁便破例和哥哥们在家塾一块儿学习。不几年工夫，便读经书，而且学会了吟诗作对。祖父秋嘉禾在福建厦门、漳州一带任地方官，看到孙女这样长进，常常捋着灰白的长髯叹息：“可惜阿瑾是个女孩；如果是个男儿，将来赶考，是不怕考不中的！”

秋瑾生性豪爽。一次，她对知心的女友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应当救国救民，对社会作出贡献，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怎么可以一辈子扑在柴米油盐的琐事上呢？”

她最爱听妈妈讲历史上那些女英雄的故事。鸦片战争后，看到祖父常常受外国传教士的气，她曾对妈妈说：“红毛鬼如此欺负人，这样下去，中国人要成为他们的奴隶了！”

从青年时代起，秋瑾就抱定了解放妇女的宏愿，认为女子应该读书，自重自立，争取自由。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初夏，祖父不满外国传教士的飞扬跋扈，借故辞去官职，带领全家回到山阴。这一年，秋瑾17岁。她常常跟妈妈到外婆家，跟表哥们学习武艺。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磨炼，很快就掌握了拳棒刀剑和骑术的要领。

光绪十九年，秋瑾父亲秋寿南调往湖南湘潭任职。这时，她已经19岁了。次年经媒人说合，许配给当地一个大商人的儿子王廷钧。次年结婚来到王家。

王廷钧是个纨绔子弟，这种“琴瑟异趣”的结合，使秋瑾感到非常痛苦。王廷钧花钱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她那种“锦衣美食”、“幽闭深闺”消磨青春的生活便结束了。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之前，她随丈夫回湖南避难。光绪二十九年春天，战火平息，再度随王廷钧赴京。她认识了隔壁女主人吴芝瑛。第二年正月，她俩正式立誓结为姐妹。她在吴家如饥似渴地阅读反映新思潮、宣传民主革命的新书报。视野不断扩大，胸襟为之开阔。

觉醒了的秋瑾，再也不愿留在终日混迹官场的王廷钧身边，过那种饱食三餐、无所事事的“贵妇人”生活。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三月，秋瑾终于冲破了丈夫的阻拦，筹措费用，将两个孩子寄养到绍兴娘家，同一个日本女友从北京转道天津，在塘沽搭乘德国客轮“独立”号东渡日本求学。

轮船驶近日本的时候，她站立船头，面对着汹涌澎湃的浪涛，仿佛见到了当年中日甲午海战的悲壮情景，复仇的火焰在她胸中熊熊燃烧，情不自禁地吟出一首诗。中间的两联是：

驰驱戎马中原梦，

破碎山河故国羞；

领海无权悲索莫，

磨刀有日快恩仇。

这便是她庄严的复仇宣言。

秋瑾留学日本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她曾对自己的女友吴芝瑛等人坦言：我是到日本学习救国救民，特别是学习拯救二亿女同胞的本领的。因此，她一不学医，二不学师范。她认为学习那些学科只能解除少数人的痛苦。那么，秋瑾到底想学什么呢？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结交热血朋友，研习革命理论，调查实际情况，探求救国方法。

秋瑾通过短期的日语训练，考入了青山实践女子学校。课余时间，经常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组织的集会、演讲等活动。

这年秋天，中国留日学生冯自由等在横滨组织了“推翻清朝，恢复中华”的秘密反清组织“三合会”。秋瑾得知消息后，专程从东京赶往参加。在入会仪式上，她和其他革命者端起血酒，一饮而尽，表示自己忠于组织，永不叛变。她还被封为这个组织的“白纸扇”（军师）。

这期间，她常以“鉴湖女侠”的署名，在《白话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清廷腐败，鼓吹反清革命。她还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即兴讲演。演说时言词悲切，情感激昂，听者无不动容。

这年冬，长沙起义失败，黄兴等一批革命志士流亡日本。秋瑾不辞辛劳，跑会馆，找学校，为他们寻找安身之所，还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为难友添置生活用品。

光绪三十一年春天，她回国筹集学费。在上海，经陶成章引荐，拜访了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后又到浙江绍兴东浦热忱学堂结识了徐锡麟，并参加了光复会。这年六月十五日，秋瑾在母亲帮助下，筹集了一笔经费，再度赴日。经冯自由介绍，她在黄兴寓所参加了同盟会。在东京坂赤区举行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支部的负责人。

同年十月，清政府勾结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日韩留学生规则》，妄图禁止革命活动，剥夺留学生的一切正当权利，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抗议。革命党人陈天华蹈海殉国，以死抗争。秋瑾组织敢死队，自任指挥，带领队伍上街游行，以示抗议。在抗议集会上，秋瑾慷慨陈词，热泪纵横。当她讲到有人散布妥协论调时，猛地从靴筒拔出短剑，插在讲台上，用手指着剑说：“如果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当心吃我一刀！”

光绪三十一年底，秋瑾回国。次年春天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月刊），提倡男女平等，传播革命思想。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推翻清政府的事是不能延缓的，为此而献身的男子，像唐才常、沈荩、史坚如、吴樾等等，真是太多了。而女子则没有听说过有谁为推翻清朝而捐躯的，这是我们妇女的耻辱，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洗雪这个耻辱。”

这年冬，秋瑾、徐锡麟、王金发等同盟会领导人和会党首领，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在浙江、安徽两省首先发动武装起义。会后，徐锡麟去了安庆。秋瑾便回到浙江绍兴，主持大通学堂校务，并以此为据点，进行秘密的准备工作。

她每天一早便领着学生操练，学习骑马和射击技术，并联络金华、兰溪等地的会党，制订了武装起义的计划，打算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五月在浙江和安徽同时举事。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秋瑾在学堂里组建起了一支武装力量，定名为光复军。

秋瑾为了掩人耳目，有意加强了同绍兴知府贵福的联系，取得了他的支持。有了这块挡箭牌，事情就好办多了。她不仅可以放心大胆地组织军事训练，很多会党首领和革命党人也可以在学堂里进进出出，召开秘密会议。

他们举事的计划最终泄露了。贵福得知秋瑾预谋起事的密报后，立即向省城求援，调来清兵300多人，封锁了大通学堂前门。这时，有的学生主张立即起义，杀死贵福，然后攻占绍兴。秋瑾认为自己力量薄弱，不能硬拼，便命学生从后门撤退。王金发等人力劝秋瑾离开绍兴，到上海暂避。她婉言拒绝，决心为革命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她坚定地对战友说：“革命必须流血才能成功。这些年来，不少男同志抛头颅，洒热血，但还没有听说妇女死于革命的。请从我秋瑾开始吧！”

秋瑾被捕后，贵福以为从她的口里可以得到革命党人的名单，便连夜亲自提审。

秋瑾挺立公堂，临难不惧。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她咬紧牙关，坚不吐实，正气凛然地说：“要杀便杀，革命党的事，不必多问！”

“安徽的乱党徐锡麟和你认识？”

“何止认识！还有过很多交往。”

“那么，除了他以外，你还认识哪些革命党人？”

秋瑾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也常到大通来，并赠我‘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的对联，同在大通拍过照相，不也是同党吗？”

贵福一听，吓得张口结舌，只好尴尬地宣布退堂。第二天，卑鄙的敌人要秋瑾在编造的供状上签字画押。她愤然挥笔，用鄙夷的目光扫视催逼她画供的清廷官吏，随即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

秋瑾被清政府杀害了。然而，她的义侠风范，她的革命精神，她的伟大人格，将与日月齐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