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国大盗袁世凯

窃国大盗袁世凯

窃国大盗袁世凯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了热衷议会民主的中国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他装腔作势，命令江苏地方当局要尽一切办法追究指使暗杀的人。但追究的结果，谋杀的主使人就是袁世凯。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

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发难，宣布江西独立；接着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四川等地的国民党人也纷纷起兵响应，通电全国，历数袁世凯暗杀革命党人，勾结帝国主义，大借外债，阴谋发动内战的罪行。黄兴担任讨袁军总司令。这次战争，历史上称为“二次革命”。但由于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加上国民党内部政治成分复杂，纪律涣散，步调不一，在敌人的军事打击和政治分化下，“二次革命”很快“流产”了。

“二次革命”失败后，踌躇满志的袁世凯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国权统一”，就是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势力。因为袁世凯尽管重兵在握，又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撑腰，但要想为所欲为，还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他曾经宣誓遵守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有大批主要由国民党人担任的议员和国会存在。

袁世凯为了摆脱控制，觉得当务之急是把内阁变成自己手中的御用工具。为此，他在自己的亲信中精心挑选，最后让进步党的熊希龄当了内阁总理。

熊希龄以前担任过财政总长，在向外国人借款中表现出了超人的“魄力”，又是个好好先生，人们背后都叫他“傻大爷”。这些条件，自然是妄想独裁的袁世凯所特别看重的。

有了熊希龄内阁，事情就好办多了。然而，他从孙中山手中窃取来的还只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的头衔。“临时”二字，听起来刺耳，办起事来不能随心所欲，于是他使出了许多卑劣手段，强迫国会在宪法制定以前，通过了一个所谓《总统选举法》，接着，指派他的亲信披挂上阵，上演了一出总统选举丑剧。

1913年10月6日这天，国会正式选举总统，候选人只有袁世凯一个。本来，结果是不足为虑的，因为他已做了许多手脚，可是他心里还是不踏实，生怕万一出现意外，那颗总统的金印会被别人抢去。于是他又使出了下流的招式，命令自己的拱卫军司令李进才，率领几千士兵，换上便衣，冒充“公民代表”，把选举会场围得水泄不通。还在会场四周加派军警守卫，制造紧张气氛。议员们心里明白，这实际是一次变相的鸿门宴。如果不按照袁世凯的旨意投票，自然难逃厄运。

即使在这样的气氛中，第一轮、第二轮投票仍然没有达到法定的人数。直到晚上10点第三轮投票结束后，选票才增加到一定的数量，总算满足了袁世凯的要求。整整饿了十多个小时的议员，这才被恩准离开会场。

“喜讯”很快传了出去，那些守候在门外的“公民们”顿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高呼“袁大总统万岁”，到主子那儿领赏去了。

袁世凯的目的已达，觉得向国会开刀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名义，发布了一条命令，宣布国民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解除全部国民党党员的议员席位。这样，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被迫停止了活动。后来他一不做，二不休，于1914年1月又下令解散了这个形同虚设的最高民权机构；5月，宣布废除《临时约法》，指使亲信炮制出一部新的《约法》。新《约法》把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总统的任期为10年，必要时可以无限期延长。总统的继承人由现任总统生前确定。这样一来，袁世凯便成了实际上的终身总统，就连他的子孙也可以合法继承他的职位。总统权力与世袭皇帝相差无几。官吏也逐渐恢复封建时代的称号。

日本帝国主义把袁世凯的这些行为看在眼里，觉得有机可乘，便千方百计同他亲热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德、俄等国在欧洲战场忙于相互厮杀，暂时无力顾及中国的事情。日本趁此机会，以对德宣战为借口，接管了它在我国山东的全部权益，派兵强占了胶济铁路沿线的一些地区。

强盗的入侵，激起了国人的无比愤怒，反日浪潮日见高涨。迫于形势，袁世凯只得做做官样文章，向日方发出了几份书面抗议，以掩人耳目，表明自己的“爱国”立场。然而，日本政府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不仅不从山东撤出军队，反而继续向西推进。这时，袁世凯却若无其事地对大家说：“风波已经过去，请诸位不必大惊小怪。”

袁世凯想当皇帝的事，日本人是一清二楚的。一次，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作了试探性暗示，传递了日本愿意帮助他复辟帝制的信息。袁世凯心里自然高兴，但还有些顾忌，没有马上作出明确的答复，只是狡黠地哈哈大笑，摆摆头说：“我可没有做皇帝的福分呀！”这时，日置益也跟着大笑起来。彼此的心愿，便在这狡黠的笑声中沟通了。

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要求，并转告他：“只要贵大总统承认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希望阁下再高升一步。”

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大总统再高升一步，不就是当皇帝么？袁世凯一听，高兴得心花怒放，连忙伸出双手，接过21条的文本，还没看完，就迫不及待地表示：“我知道了，请贵国派员和外交部具体商议吧！”

外交总长陆征祥和次长曹汝霖按照袁世凯的指令，和日本开始了秘密谈判。双方讨价还价，时间花了三个多月。日方不耐烦了，觉得不采取强硬立场，袁世凯不会俯首听命。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了最后通牒，限定他在48小时以内答复。与此同时，调动武装力量进行威胁。袁世凯慌了手脚，立即派人通知日方，说除第五条部分内容提请“日后协商”外，其余条件全部答应。

21条拍板成交的消息传出来后，全国人民无比愤怒。一时间，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纷纷成立各种反日爱国组织。他们一方面开展宣传，抵制日货；一方面发起爱国储金活动。很多人节衣缩食，踊跃捐献，就连乞丐也拿出了讨来的几个铜板。海外侨胞、留日学生，除寄回大量的捐款外，还组成了归国请愿团，支援国内同胞的爱国斗争。

人民群众的愤怒呼声，并没有打断袁世凯的皇帝美梦。21条虽然被迫取消，但复辟帝制的准备工作仍在不停地进行。

帝国主义为了扩大它在中国的利益，积极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阴谋活动。袁世凯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胡说中国人“智力低下，没有研究政治的能力，一下子由君主制变成共和制太突然。因此，在中国目前不具备实行共和政体的条件，必须由君主来统治”。他威胁中国人民说，如果不采取君主制，将会引起外国的武装干涉。另一个顾问、日本人贺长雄也著文说：“中国要避免分裂，就要把权力集中在袁世凯一个人身上，舍此，再没有别的办法。”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和德皇威廉二世，也表示支持袁世凯称帝。

袁世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心里高兴极了，大笔一挥，赏给两个顾问50万两白银。

这时，袁世觊又指使亲信成立了一个名叫“筹安会”的所谓学术团体，标榜其宗旨是汇集多方人才，研究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利弊，找出一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它实际上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舆论工具。他的宠臣梁士诒（yí）也闻风而动，几经奔波，很快组成了一个“全国请愿团”。不久，全国各地先后冒出了许多名称各异、目标一致的为袁世凯摇旗呐喊的团体。甚至还有“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分散在中央和地方的袁世凯的喽们，这时又是通电，又是公函，纷纷劝进，说什么“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之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极建，传之万世”。真是丑态百出，恬不知耻。

有了这样的“民心”，袁世凯就心安理得了。他假惺惺地说：“改变国体，事关重大，应由国民决定。”于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国民代表大会”便在匆忙中召开了。会上，各省“代表”进行所谓国体投票，一致赞成将“民国”改成“帝国”。开会期间，袁世凯又是威胁，又是收买。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以代表民意的资格，两次上书推戴。袁世凯装成不得已的样子，正式接受了帝位。

开始，他还假意谦让了一番，说什么面对“国民”的信赖，自己感到十分为难。如果尊重民意，真的做了皇帝，那就有违自己“忠于共和”的誓言。可当他接到参政院的第二次“劝进书”时，竟恬不知耻地对部属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袁某人爱国又岂能甘居人后呢？既然大家对我抱有厚望，也只有尊重民意，尽我毕生之力，肩负起中华帝国皇帝的重任了。”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下令取消民国年号，改元洪宪，正式登上了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他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了百官的朝贺。事后，他对自己的亲信说：“为了救国救民，我过去牺牲了自己，今后还要牺牲自己的子孙！”这是他大喜的日子，也是他末日来临的时候。

反袁的烽火已经燃烧起来。12月15日，云南都督蔡锷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北上，打响了“讨袁战争”的第一枪。随着护国军的胜利，1916年1月，贵州宣布独立。接着广西也宣布独立。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形势也十分紧张。帝国主义这时害怕反袁的怒火烧到自己身上，就来了一个向后转，拒绝继续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感到大事不好，在3月22日撤销帝制，还想继续当大总统。但护国军不答应，要他辞职。四五月间，广东、浙江、陕西宣布独立；连他走狗控制下的四川、湖南，也在人民的压力下宣布独立。众叛亲离，四面楚歌，袁世凯走到了绝境。

袁世凯在一片反对声中忧愤成疾，一病不起。6月6日，这个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独夫民贼，做了83天的皇帝梦，最后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