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科书和我们心中的历史

历史教科书和我们心中的历史

历史教科书和我们心中的历史

刘铁芳

刘铁芳，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我们心中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泾渭分明的文明史，历史久远，文明灿烂，文治武功，大兴土木，写满了渐次更替的朝代，外加诸多帝王的暴政和反抗暴政的光辉的农民起义。这几乎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在教科书上学到的历史图景。近来在《读书》、《随笔》、《书屋》等刊物上读到一些关于历史的文章，恍然有悟，发现历史原来并不全像我们平常所学、心中所有。“略输文采”却也不乏“文采”、在教科书上有赫赫功绩的秦王汉武，原来就是那个焚书坑儒、“宫刑”司马迁的秦王汉武。历代农民起义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历史上的那把龙椅依然高高地摆在那里，只不过龙椅上的主人换来换去而已，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以往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挺可恨，一夺到手，就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这或许就是势不可当的“伟大”的太平天国（这是历史教科书上教给我们的）在将帅们坐上了那把旧椅子后腐败透顶（这是教科书上没教的）终至夭折的根源。直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这是对中学课本的记忆）为鹄的。撇开其民族主义情结，单就其推翻那把“旧椅子”，建立共和之民国的理念和实践而言，就足以超越以往历次革命。这也是教科书教给我们的，然后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光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了。

正好读到《随笔》2001年第4期王开林《特立而独行》中的一段：

1915年12月初，蔡锷乔装出京，在天津秘密会见梁启超，两人仔细分析了当前不容乐观的时局，认为护国一役已避无可避。蔡锷愤愤地说：“眼看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堂，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

他们师徒二人庄严郑重地约定：“今兹之役失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权利之风大盛，吾侪任事者当以身作则，以矫正之。”

原来其间还有一个蔡锷，一个“为国民争人格”的蔡锷，竟被我们冷落、遗忘。自古以来的造反、革命，大都是以牙还牙、以暴易暴，甚至后来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将军蔡锷，能超越个人利害乃至生命之攸关，他坚毅、深沉而充满忧郁的目光触及到了四万万人匍匐的生存人格和苟且的命运，他或许意识到了，四万万国民之人格，这才是立国家、兴民族的最终依据。斯言斯人，何其伟哉！他的理想可谓是站在孙中山的肩膀上又超越了孙中山，也超越了狭隘的阶级、民族观念，超越了他们以往的一切时代，甚至也远远地超越了他身处其中的时代！

我们的教科书习惯于分门别类地把简化了的历史事实开中药铺似地一一列出，我们的应试教育同样一条条地教我们记住，却没有教我们把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与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汉代中兴的汉武帝和宫刑司马迁的汉武帝联系起来（李国文：《司马迁之死》，《随笔》2001年第4期），教给我们隋炀帝的荒淫无度，却没有告诉我们一个也曾“立法严明，任人唯贤，生活俭朴”的开国皇帝何以会走向堕落（毛志成：《“不得善终”论》，《随笔》2001年第3期）。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大历史，缺少细节的历史。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无人”的历史，没有那与社会、与历史、与自我发生着丰富纠缠的“人”，人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个的规一化了的标签、符号，成了一个个的“（人）物”。历史人物的单面性教给我们的就是历史的单面性，或者说单面性的历史，我们也在这种单面性的历史中失去了思考、把握历史丰富性的能力，我们实际上也没有真正地面对过历史。

我们学习历史，熟悉历史，是为了让我们以历史的“知”来充盈我们今天的生存，使我们在历史的回望中审度今天与明天、现实与未来，让历史赋予我们今天的生活以意义，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之中”，在历史寄予我们的“意义”之中，我们在历史中更清楚地看见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也因此而真正“拥有”了历史。但恰恰我们的历史教育更多地让我们拥有的只是历史的知识或者说“常识”，却并不“懂”历史，不会“在历史中”“看”、“听”、“思”，也不会“看”、“听”、“思”那绵延至今的切身于我们的“此时此刻”的“历史”，所以我们“无”历史。

心中“无”“历史”的我们自然也难以懂得怎样去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决不是照搬历史，照搬历史恰恰是实用主义地对待历史，是不尊重历史，相反，尊重历史是要我们在反思、批判、借鉴、继承、创造的基础上，不去重蹈历史的覆辙，不重复历史，尤其是历史中的不幸。倘不会“看”、“听”、“思”历史，不能“看见”、“听到”、“思及”历史深处的暗淡图景、无言诉说、无法领悟，我们又如何知道我们是在重复历史还是在创造历史呢？尊重历史也不是让我们沉迷于过去的旧梦，那会让我们盲目，看不到未来而最终迷失历史前进的道路，尊重历史是让我们在正视历史的前提下，把握历史发展的深层脉络，面向未来，创造性地开拓历史的新篇章。不尊重历史，不正视历史，我们的创造便可能失去它的根本依据，它又能向前走多远？

“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生产和消费的社会，人们生活得不错，不过我们就这样满足现状了吗？对事实一味盲目无知吗？如此虚幻不实？如此不负责任？如此爱说谎？如果我们仍然这样。我们所面对的将是一个与二次大战的灾难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大灾难，而且到那时我们也会觉得那不是自己的责任，就好像在希特勒时代以及今天仍然有大部分的德国人感到对希特勒的王国丝毫没有责任一样。我们不但要了解历史上所发生的事，而且要反省历史，这样才能清楚本国的道德和政治状况。今天和过去一样，最疯狂的事仍然有可能发生。历史之光照亮了当下，它不但告诉我们一去不返的往事，更指出过去发生过而今仍存在的事情。”（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58—59页）我想起了西德总理勃兰特70年代造访波兰，在凭吊二战期间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陵墓时，面对几百万亡灵和整个世界，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永恒的一跪（邵建：《跪之忏悔、无辜负疚及其他》，《书屋》2000年第5期）。对二战屠杀也许他们这一拨人并无直接责任，但那是他们心中的历史，他们心中“有”“历史”，他们要对他们心中的历史承担责任，唯其如此，他们才可能对他们的现在和未来承担起责任。我们常常责备（这当然是完全应该的）日本人有意无意地遮掩、抹杀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可是反过来，我们为啥不问问自己，对于过去，我们自己又记得多少呢（比如“文革”）？与其把希望寄托于他人的良心发现，不如更多地面对我们自己，面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如此说来，如果我们的历史教育既不能让我们理解历史，又不能让我们面对历史，那么，我们的历史教育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