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曼的学术特点与思想渊源

二　科尔曼的学术特点与思想渊源

（一）兴趣广泛，立足实践

首先，科尔曼是一位“兴趣广泛”的社会学家，他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兴趣，其学术研究贯穿社会学的理论构造、经验研究和社会政策研究三大领域，内容涉及社会学理论，教育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社会分层，政治社会学，数理社会学，社会学方法，社会政策研究等诸多方面，其中既有社会系统也有个体行为，既有基础研究也有应用研究，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分析。可以说，他在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的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科尔曼的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全面体现了实用主义的思想。在理论研究层面，科尔曼在“理性人”这一假定基础上进行社会理论的构造，这种思路难免会招致批评，但却可以促进理论的简洁性和有效性，这一点正与实用主义的观点相吻合，即科学应当不断趋近于简单明了；同时，理论还应当用于指导社会实践，对社会行动产生现实、积极的作用，这也正是科尔曼一生的追求。

第三，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科学的态度。在研究中，科尔曼不受既定因素（如社会潮流、学术舆论）的限制，一旦认为有更为合理的研究结论，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推翻自己原有的结论。这意味着他有时会自我冲突，甚至会与以往他所反驳的那些观点走到一起。比如他在“科尔曼报告”这一系列研究中面临种种责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信念。还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1990年当他得知自己身患前列腺癌之后，便查阅有关医学研究文献，和医生一起探讨和选择自己的治疗方案，临终前一个月，他还写了一篇题为“第一试验阶段：一个病人的视角”的文章，并以此为基础指导了由肿瘤专家和大学癌症研究人员参加的“临床医学伦理学研讨会”，^[7]其科学精神和勇气由此可见一斑。

（二）站在巨人的肩上^[8]

任何一位社会学家的思想都与前人的智识成果密切相连（尤其对当代学者而言更是如此），考察这种联系既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学者本人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其学术研究的实践特征。关于科尔曼的学术活动的思想渊源，我们将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加以分析。

其一，从师承关系来看，科尔曼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导师默顿和拉扎斯菲尔德对他都有较大的影响。默顿重视经验研究和理论化过程之间的动态联系，拉扎斯菲尔德则擅长社会科学的量化分析，二者的思想主张和研究模式在科尔曼那里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继承，尤其是早期，科尔曼在研究工会民主、医生关系网络和青少年教育等问题时，充分发扬了两位导师的学术传统，试图在经验研究和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建立一些类似“中层理论”的社会学命题。不过总体而言，默顿对科尔曼的影响比拉扎斯菲尔德要多一些。

其二，从学术环境来看，芝加哥大学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部在20世纪80年代将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其致力推动的研究方向，这个理论营地的建立和成长与科尔曼学术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1984年，经济学家贝克尔应科尔曼之邀进入社会学系兼职，这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领航者一向认为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消费结构和商品交换关系），在这个阶段，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扩展到人类的全部行为及有关的决策。来到社会学系不久，贝克尔和科尔曼两人就开始共同主持理性选择理论研讨会，在研讨会组织和运行的过程中，两人之间交流十分频繁，观点也日益接近，“关于邀请何人参加讨论的问题，我们很少有不同意见，……我们的观点如此相似，不论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学研究”。^[9]可以说，科尔曼的理性行动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渐成熟的，并最终建构了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

其三，美国社会学的典型传统。自从社会学在美国生根发芽之后，社会学的发展就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上表现为个人主义和乐观主义，在哲学层面则表现为实用主义。作为美国土生土长的社会学家，科尔曼受过系统的社会学专业训练，他的学术研究充分显示出这种传统和特点。理性行动理论以有目的的行动个体为起点，无论是资源的转让，还是信任系统与权威系统的建立，整个行动体系都贯穿着对个体自主权利的极高重视。科尔曼在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中始终坚守着“社会科学研究应当为社会现实服务”的实用主义信念，并且乐观地认为这个目标通过努力是有可能实现的，社会科学家们可以为“重建社会”提供应有的帮助。科尔曼自己一直践行着这个准则，他的研究领域均与此密切相关，而且这种态度还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生们的选题方向。

其四，社会学交换理论的思想渊源。科尔曼的社会学理论——理性行动理论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交汇的产物，对其产生具体影响的主要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论和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甚至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本身就是社会交换理论的一个“具有创造性活力的理论变种”，^[10]并且在其《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里将“理性选择理论”放在“交换理论”一章中来加以说明。作者认为，理性行动理论与霍曼斯和布劳的交换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但并不是简单的发展和延伸，而是经过了科尔曼的创新和综合而产生的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论以人性的内在心理结构为基础，通过建立若干概念和命题解释交换过程与社会现象；布劳则关注交换过程与社会结构二者之间的影响和制约关系。在社会学中，从交换理论出现以来，直到后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其理论焦点其实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寻求利益或报酬的理性行动者是如何结合到一起，建立并发展了整个社会体系的。在赫克特看来，这其实也是一个社会团结的问题。这种社会团结是依赖、监控和赏罚的结果，他同时提出“补偿性群体”和“义务性群体”的概念，“补偿性群体”是社会监控与赏罚过度的结果，在这种群体中社会控制能力比较有限，而在“义务性群体”中，成员对公共物品高度依赖，对集体贡献义务就是行动者的理性行为。同布劳一样，科尔曼的理论概念也是从“理性”出发，并在两个层次上展开的，但是，布劳所关注的两个层次是微观交换与宏观交换，而科尔曼的着眼点则是基本行动与系统行动；^[11]至于“理性”行为，在布劳社会交换理论中，“理性”是侧重于符合互惠和公正的原则，他忽略了那些没有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回报，但获得了自己心理满足和平衡的行为。因此，科尔曼的理论与霍曼斯和布劳的解释框架均不相同，他试图全面解释从微观的个体行为到宏观社会现象的转变过程，可以说，这里蕴涵着一种比较明显的“综合”或“联结”的意识和学术倾向。

其五，其他理论流派和学科思想的影响。这里应重点提到的就是博弈论和法学理论在科尔曼理论构建中的作用。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行动者（agents）相互作用的形式理论，目前，博弈论已经深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等领域，被各门社会科学所借鉴。20世纪60年代初，科尔曼曾经从事了一项由卡内基公司赞助的研究，其内容是将博弈论应用于高中教育分析。在发展模型的过程中，科尔曼渐渐意识到，可以给定行为目标，为行动者设定出动机结构，然后进行函数或模型的分析。这个经历使他对博弈论产生了较大的兴趣，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他以后确立个体主义方法论以及社会交换系统模型的建立。^[12]博弈论的基本假定也是“人是理性的”，即人在具体策略选择时有目的地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研究的就是理性的社会个体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所研究的范围有不少重合之处，所不同的是，博弈论大多立足于“策略选择”的过程和结果，尽管它也涉及对社会行动和集体行动的解释。而科尔曼的社会学理性行动理论则要进一步说明，理性的社会个体通过一定的策略选择，是如何形成宏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的。而且，在理性社会行动理论的框架内，科尔曼还吸纳了除博弈论以外的多种理论元素和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

法学理论对科尔曼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规范”这一概念在科尔曼的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是沟通微观与宏观的重要纽带，而规范与法规（或法律）之间的联系其实已经十分紧密。又如，法学中的代理法与科尔曼的理论也有密切的联系，它们都涉及在特定的结构中，行动各方的资源怎样结合，其中的一方又如何让另一方为自己的利益而行事的问题。此外，法学中的“法人”概念和法人理论与科尔曼的“法人行动”也具有很多内在的联系，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进行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