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分裂和基督教的分裂
二、罗马帝国的分裂和基督教的分裂
罗马帝国对内的残酷统治和对外的大肆扩张加剧了自身的衰败,284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将元首的称号正式改为君主之后,罗马帝国进入了它的后期。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12—337年在位)为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建立了更完备的官僚机构,将帝国正式划分为高卢(Gaul)、意大利(Italy)、伊利里亚和东方四大行政区等。由于看到历经战乱的意大利已经很难再作为罗马帝国的中心,而财富所出多在东方,又考虑到对多瑙河流域和叙利亚(Syria)等地的控制,君士坦丁于330年将首都迁到原希腊旧城拜占庭(Byzantium),并将其改称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然而,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所做的这一切都没能阻止罗马帝国的崩溃。君士坦丁死后,先是最高统治集团里出现内讧,接着各地民众的反抗运动不断,再往后则是外族接连侵入,罗马帝国处于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之中。395年,罗马帝国在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379—395年在位)死后终于分为东西两个罗马。[7]
古罗马分裂以后,西罗马只存在了81年,便于476年灭亡了。东罗马则持续了1 057年,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关于拜占庭帝国(the Byzantine Empire,330—1453年)一词的由来,有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在中古欧洲并不存在所谓‘拜占庭帝国’,也没有任何民族自称为‘拜占庭人’。当时,原罗马帝国东部被称为‘东罗马帝国’,其君主自称为‘罗马皇帝’。当地的居民则自称‘罗马人’,连他们的新首都也冠以‘新罗马’。”[8]“拜占庭国家”、“拜占庭人”等称谓是近代欧洲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首先使用的,用以说明这个以古城拜占庭为首都的地中海国家的历史。
拜占庭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the Strait of Bosporus)西岸,是扼守黑海(the Black Sea)、地中海(the Mediterranean Sea)、欧洲(Europe)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之间的咽喉要道,最早是希腊人于公元前7世纪建造的。史学界一般将330年罗马帝国首都东迁至此并改称君士坦丁堡视为拜占庭帝国的起点,[9]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the Ottoman Empire,1290—1922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它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在这期间,它的疆域前后变化比较大,就其鼎盛时期而言,是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辐射到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和南高加索(the South Caucasia)地区。
在其存在的这一千一百多年中,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自己的划分。有的将它划分为三个时期:330—610年为早期,610—1056年为中期,1056—1453年为晚期。有的将它分为四个时期:4—7世纪为奴隶起义和斯拉夫及其他部族入侵时期,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为自由农民公社广布时期,9世纪中叶到11世纪中叶为封建关系的形成时期,11至15世纪为封建关系统治的时期。实际上,这两种分期差别并不大,都反映出了拜占庭帝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
经济上,拜占庭帝国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的。在其存在期间,君士坦丁堡始终是地中海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生活非常富裕,文化水平也非常高。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两方面。第一,原来的基础比较好。“拜占庭统治的地区,在古罗马时代就是人烟稠密、经济发达、城市众多、工商业繁盛,而且是文明古老的地区。4世纪末5世纪初,在‘蛮族’冲击罗马帝国的浪潮中,虽然也波及巴尔干的部分领土,但主要打击力量落到西罗马帝国的领土上。东罗马帝国或者未受‘蛮族’的攻击(如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或者受到打击时间不长,破坏不大(如巴尔干),很快又得以恢复。”[10]第二,工商业比较发达。“首都君士坦丁堡是世界著名的大城市,扼黑海与地中海交通咽喉,地理位置优越,是东西方贸易的‘金桥’。东方的丝绸和香料、埃及的粮食和纸草、叙利亚的织物和刺绣、斯拉夫的毛皮和蜂蜡等国际流通商品,都把君士坦丁堡作为集散地。”[11]
政治上,拜占庭帝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制度。拜占庭的政治制度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君主专制,社会的政治结构呈金字塔形。“皇帝处在塔尖,其下有庞大的等级森严的官僚贵族集团,社会最低层是广大的城乡劳动者。皇帝是拜占庭帝国的象征,其在拜占庭历史早期就成为集政治、军事、宗教、司法等多种权力于一身的最高权力的代表,其权势渗透到拜占庭社会各个方面。”[12]不仅如此,“拜占庭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建立在皇帝拥有全国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这也是拜占庭封建政治有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特点。无论是教产还是农民或地主的私产,都自愿或被迫服从皇帝的安排。如果一定要用‘国有’或‘私有’的概念来衡量的话,拜占庭帝国土地是处于皇权控制下的流动状态,即不断变换两种所有权。”[13]在这种体制下,尽管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先是奴隶、隶农[14],7世纪以后是自由农民和城市贫民)大大小小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中断过,但是,拜占庭帝国在政治上还是相当稳定的。
总之,“它的工业非常发达,始终与西欧保持着经济联系。工商的发达保证了中央政府有足够的财政收入用来雇佣军队,抵御蛮族的进攻和镇压内部起义。同时,拜占庭剔除了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奴隶制成分,注重发展封建制的萌芽,使拜占庭没有发生像西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危机。这种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使得东罗马帝国成为与中世纪其他新兴国家并行发展的又一文明古国。”[15]
处于东西方之间的拜占庭文明在世界史上同样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无论对西欧还是东欧都产生了影响。“它在东西文化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是欧洲古典文化与近代文化的中介;它不仅以自己的宗教、文字等影响着东欧,而且也向西欧传输了古典学术遗产和罗马法。”[16]还有学者更形象地说:“西方当代文明是‘两希文明’(希腊、希伯来文明)的混血儿,而拜占庭文明则是将‘两希文明’融为一体并以特殊方式继承、传播,使古典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能够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17]
就其对东欧的影响而言,和罗马帝国一样,拜占庭帝国与多瑙河以南的巴尔干地区关系最为密切,而对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对波兰的影响有限。需要注意的是,巴尔干地区在罗马帝国时期是一个外围行省,而在拜占庭帝国时期则是中心区。所以,拜占庭对东欧各方面影响的程度要深得多。拜占庭帝国固然是古罗马文明的承袭者,[18]但是,由于“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以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其他民族为主体的拜占庭人,就开始兼收并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古代东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积极发展具有独立文化特征的拜占庭文化”[19]。所以,在巴尔干半岛,受拜占庭文明影响的地区明显区别于受古罗马影响的地区,这种影响在宗教文化层面上表现尤其明显。
在罗马帝国一分为二的同时,基督教也发生了分裂。其实,自从被罗马帝国承认之后,基督教内部就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东西两派。东派在希腊语区广泛传播,西派则主要盛行于拉丁语区。罗马帝国分裂后,两大教派的分化也更加剧烈。以君士坦丁大主教为首的东部教会受制于拜占庭帝国,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则与西欧封建社会相勾结,双方相互分庭抗礼。除了争夺最高领导权和对宗教教义理解不同之外,“在争夺势力范围和经济利益方面,东西方教会也展开了激烈争斗。公元863年,君士坦丁堡教会以东罗马皇帝为后盾,开展了积极对外传教扩张活动,派遣教士团到邻近国家传教。君士坦丁堡教会传教士在巴尔干半岛附近的摩拉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王国的活动,遭到极力扩张自己势力的罗马教会的坚决反对。同时,罗马教皇尼古拉一世向东罗马皇帝迈克尔三世及其支持的东方教会提出领土要求,让他们归还以前东罗马皇帝利奥三世从教皇手中夺得的许多领地,如马其顿、西西里、伊利里亚、帕撒利亚、达达尼亚等。”[20]1054年,君士坦丁大主教和罗马教皇互相宣布革除对方的教籍,基督教正式分裂。标榜自己“正统性”的东部教会自居为“正宗”,故称为正教或东正教(Orthodox Church),首脑称大主教(Eparch)。强调自己“普世性”的西部教会称天主教(Catholicism),或公教、罗马公教、加特力教等,首脑自五世纪起称教皇(Pope)。后来,天主教中又分化出新教(Protestantism)。
与基督教的其他派别相比,作为历史文化现象的东正教的特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它坚持8世纪末以前基督教形成的正统教义,坚持以《圣经》为信仰经典,不承认任何后世教会权威制定的律法,保持其教义的纯洁和正统性。第二,它坚持平等的组织原则,各地教会之间平等相待,各民族教会可以使用本民族语言举行宗教仪式,可以实行适当的自治。第三,它没有形成西欧那种可以和世俗权力分庭抗礼的力量,而是在流行国家中普遍作为国家政权的工具,其神职人员起着国家精神官吏的作用。[21]
基督教的分裂表面上是宗教问题,实际上却导致了欧洲文化的分裂,进而引起了政治和种族宗教的敌对。有学者指出:“东、西方教会各自的传统形成后,同时向东南欧开展传教活动,双方时有摩擦。东方教会在拜占庭皇帝的支持下在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地区和中亚的格鲁吉亚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西方教会则在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占据了统治地位。”[22]结果,巴尔干半岛乃至整个东欧所受的宗教影响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大体上说,受拜占庭帝国影响的东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半岛东部、南部的保加利亚人(Bulgarian)、塞尔维亚人(Serbian)、黑山人(Montenegrin)、马其顿人(Macedonian)、希腊人等便信奉东正教。受西罗马影响的西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岛西部、北部的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n)、克罗地亚人(Croatian)、阿尔巴尼亚人等便信奉天主教。这种教派的划分对后来巴尔干半岛和整个东欧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东斯拉夫信仰东正教、西斯拉夫人信仰天主教不同,南斯拉夫人却是有的信仰东正教,有的信仰天主教,还有少数人信仰伊斯兰教(Islam)。代表东西方两种文明的东正教和天主教在巴尔干交汇,并通过民族冲突表现出来。总之,“宗教、种族特点,民族主义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再加上大种族亚文化以及等级结构的发展,形成了东南欧地区持久的政治价值观和倾向。”[23]南斯拉夫学者认为,基督教的大分裂以巴尔干半岛为界,将南斯拉夫人分为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因此,“我国人民处于东西方的分界线之间,当早就存在的东西方矛盾激化并向两极发展时,我国人民的全部生活就受到这两股潮流的影响”[24]。
当然,拜占庭帝国与东欧的关系还不仅仅局限于宗教文化上面,也表现在它与东欧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上面。在东欧民族形成和早期国家建立阶段,这种关系主要是南下到巴尔干的斯拉夫人(Slavs)对拜占庭帝国的侵扰。从6世纪起,大量的斯拉夫人从欧洲中部和东部南下巴尔干半岛,进入到拜占庭帝国。“斯拉夫人围攻了帝国最大的城市,如梭鲁尼(贴萨罗尼卡)和君士坦丁堡,他们并深入伯罗奔尼撒和克里特岛,在七世纪末又转到小亚细亚。”[25]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改变了拜占庭农村生产关系的性质和所有制的形式,但是,斯拉夫人却没有能够摧毁拜占庭国家,相反,新形成的南部斯拉夫民族都在不同程度上臣服于拜占庭。它们建立起最早国家也多半是在与拜占庭帝国冲突或抗争中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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