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运动的兴起

民族复兴运动的兴起

二、民族复兴运动的兴起

受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上半期欧洲革命的影响，东欧地区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中期出现并很快盛行起来。

与民族概念一样，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的起源与内涵在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关于它出现的时间，有人说是在1774年，有人说是在1789年，还有人说是140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召开的题为“波希米亚民族的宗教与经济学”辩论会上首次被提出来的。^[4]关于它的内涵，有学者在综合了国外知名学者的观点基础上提出，民族主义一方面是一种以血缘、地域、历史等因素为民族认同的前提，以同质的文化为感情纽带而联系内部成员，并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最终目的的理论、学说、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从形成之日起就含有建立和巩固近、现代西方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国民国家”的明确政治取向，这是把维护本民族利益的目的付诸实践的最高形式，并因此而形成相关的组织、运动和斗争。^[5]在中世纪之前，由于神权高于君权，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整个社会都统一于上帝这个神权的权威之下，国家的组成形式往往都是松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伴随着新教运动的展开和王权势力的扩张，统一而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的瓦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的确立，民族主义开始兴起。随着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关系的确立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民族观念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主权国家观念从欧洲传播到全世界。

东欧社会发展整体上落后于西欧，有学者说：“在东欧约1800年的历史上，既没有工业中产阶级，也没有知识阶层，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将所有民族统一起来的民族政府。”^[6]由于长期受异族的干涉、侵略和压迫，东欧地区民族主义的产生一方面是西欧民族主义传播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本地区民族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大约是在19世纪中叶。“中东欧民族主义先于民族国家出现，与西欧出现的情况完全相反”^[7]。由于具体情况复杂，所受的外界影响及其程度差别较大，因此，东欧地区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也不尽相同。就共性而言，这一时期东欧地区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民族复兴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到1848年为止，东欧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意识形态化、浪漫的，将民族神话历史化，是乐观的，其主要传播者是语言改革者、历史学家、诗人和某些职员。他们的目的是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将对现实的不满转化成为恢复到历史辉煌时期努力的动力”^[8]。民族意识就是对本民族精神文化和基本特征的推崇和强调，而民族复兴运动则是使民族精神文化和基本特征现实化的种种努力。民族意识是与民族相伴而生的，由来久远。但是，近代之前东欧各民族之间交叉的情况比较多，出现的国家要么是王国，要么是帝国，人们要是看重争夺领土和城池，民族主义往往是潜在的。受西欧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19世纪中期，中东欧国家普遍处于民族觉醒时期，它们的口号是‘祖国和进步’，开始具有独立和现代化意识”^[9]。奥斯曼、奥地利和俄国对东欧地区的征服不只限于土地和人口，还试图对语言、教育、习俗和宗教信仰进行同化。因此，一些受西欧政治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复兴民族文化作为民族解放的前提，他们创办学校和创作文学作品以促进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传播，通过撰写和出版本民族历史书籍来强化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文学作品和各种刊物相继问世，各种文化机构，包括各类学校和出版单位迅速组建。其宗旨都是为了培育民族意识、激发民族感情、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励民族独立与奋进的精神。他们把语言视为民族基础和斗争的基本手段。”^[10]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这些称为“民族的印刷语言”，认为它“具有无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重要性”^[11]。

具体说，东欧的民族复兴运动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撰写本民族的历史书籍。保加利亚的帕伊西（Patsy，1722—1798年）花费了20年心血在1762年写成了《斯拉夫—保加利亚史》一书，他因此也被誉为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个理论家。斯洛伐克的尤拉依·巴巴内克1780年写了《斯洛伐克民族史》。波兰历史学家约·列列韦尔和安·莫拉契夫斯基在19世纪30—50年代写出了《波兰史》和《波兰共和国史》。罗马尼亚史学家在1848—1850年间出版了《达契亚历史文汇》、《摩尔多瓦国史记》、《多瑙河诸公国的经济问题》。这些著作都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呼吁读者要认清自己仍是一个民族，珍爱自己的语言，不忘本民族的历史，要起来同外来占领者进行斗争。

第二，创办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世俗学校。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在1823—1828年间开始用罗马尼亚语讲授课程，并将此作为保持和发扬罗马尼亚民族文化、激发爱国热情的最有力的手段。1833年，它们又制定了公立学校规章，宣布学校属于国家机构，罗马尼亚语是各学校使用的唯一教学语言。^[12]塞尔维亚在1826—1836年间建立了几十所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在贝尔格莱德还创办了培养官吏的高等学府，所有这些学校都采用塞尔维亚民族语言进行教学。保加利亚1835—1876年在各地已建立起1 500多所小学、中学和高级中学。东欧各国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和一批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就是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

第三，提升本民族语言的地位。斯洛伐克神学家约瑟夫·巴依扎在18世纪末编写了《斯洛伐克词源学》、《斯洛伐克语—捷克—拉丁语—德语—匈牙利语字典》。塞尔维亚学者武克·斯特凡诺维奇于1814—1818年间先后出版了《塞尔维亚民间口语语法》和《塞尔维亚语辞典》，奠定了塞尔维亚新文学语言的基础。匈牙利语从1825年开始正式普遍使用，1836年成为法律语言，1844年成为国语。在1848年革命中，匈牙利国会颁布的第二号法令明确规定，匈牙利语是国语，即它是立法、行政、司法和公共教育的正式语言。

第四，出版赞美民族精神的文学作品。就比较典型的而言，波兰有密茨凯维奇创作的诗歌《青春颂》和小说《先人祭》，齐·克拉辛斯基（Zygmunt Krasinski，1812—1859）的诗剧《非神曲》，弗·肖邦（Fryderyk Chopin，1810—1849年）的《C小调钢琴练习曲》（也称《华沙的陷落》或《革命练习曲》）。罗马尼亚有扬·布达伊—德列亚努（Ion Budai Deleanu，1760—1820年）创作的史诗《茨冈诗》。匈牙利有裴多菲的诗，如《给贵族老爷们》、《民族之歌》、《反对国王》、《爱国歌》、《以人民的名义》等。他那“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不朽诗篇，更是激励着无数匈牙利人投身到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浪潮当中去。保加利亚有多布里·钦土洛夫等人的诗歌和散文，如《狂风呼啸，巴尔干回应》、《起来，巴尔干的英雄》、《致母亲》、《爱国者》、《他活着，他依然活着》、《难道要诅咒命运吗？》和《昔日的保加利亚人》等。

这些文学作品都充满着东欧民族的爱国情怀、对异族压迫和专制政体的反抗精神和对独立、自由的渴望。所有这些大大地激发了东欧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对他们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比起“硬性的”武装斗争来，东欧各国在民族文化复兴方面的努力属于“软性的”，但意义重大。巴尔干半岛（甚至整个东欧）都是弱小民族，对强大帝国的入侵即使抗争也难逃被征服的命运。因此，保持、复兴自己的民族文化虽属“消极抵抗”，却是这些民族避免灭亡、重新获得独立的前提条件。正因如此，东欧各民族、各国对本民族文化既异常珍惜又极为敏感，文学艺术往往成了它们反抗外来统治的一种重要的表达载体。

毫无疑问，无论东欧地区的民族主义还是作为它们表现形式的民族复兴运动，对东欧各国重新获得独立并建立起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民族主义又是一把双刃剑。萨格尔认为：“民族主义被‘引进’到东欧后产生的变化开始时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也为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的产生定下了基调。”^[13]东欧地区民族、宗教、领土分布情况错综复杂以及所受外部影响又不尽相同，如果对本民族的地位、文化和特征强调得过头，如果民族优越感、自豪感和荣誉感过于强烈，民族主义积极的社会功能就会减弱，而消极的社会功能得以强化。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是为本民族争取一个界限明确的统治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要求，并能够从历史、文化和人类学等方面找到支持的证据。但问题是，这些要求不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在实践中都是交叉和重叠的。波希米亚属于捷克还是属于俄国？特兰西瓦尼亚是匈牙利的还是罗马尼亚的？从历史上看，乌克兰属于波兰、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克罗地亚的边界在哪里？保加利亚的领土包括哪些？塞尔维亚和希腊的边界又在哪里？”^[14]这些问题对东欧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有着深刻和久远的影响。东欧地区不同时期出现的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大塞尔维亚主义（Great Serbianism）、大阿尔巴尼亚主义（Big‐Albanianism）和泛德意志主义（Alldeutschtum）等政治思潮^[15]，以及在这些政治思潮引领下的政治运动，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泛斯拉夫主义和大塞尔维亚主义。

泛斯拉夫主义19世纪上半叶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在西斯拉夫人中产生，在中东欧影响甚广。作为一种泛民族主义思潮，它一方面反映了被压迫的南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自觉，另一方面又将民族独立的希望寄托在同为斯拉夫民族的外部强权——沙皇俄国的身上，成为后者推行民族利己主义和向中东欧扩张的工具。正是由于泛斯拉夫主义认为异族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是所有斯拉夫人共同的敌人，有学者认为，前面提到的俄土战争特别是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也是泛斯拉夫主义达到顶点的产物^[16]。还有学者提出：“泛斯拉夫主义中合理的民族思想情感与沙俄政府实用主义的泛斯拉夫主义对外政策的结合，促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7]

大塞尔维亚主义是在抵抗外族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思潮，它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巴尔干大国。这种思潮最早产生在杜尚统治的塞尔维亚王国，体现了当时塞尔维亚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在土耳其统治期间，面对土耳其的“民族分化”政策和压迫，塞尔维亚人更加怀念往日的辉煌，在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中以恢复历史辉煌、重建“大塞尔维亚”强国为追求目标。到了近代，在列强争夺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勃兴的情况下，大塞尔维亚主义思潮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它描绘了一幅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包括波黑、阿尔巴尼亚北部、黑山、马其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在内的大塞尔维亚国家蓝图。应当说，这种政治思潮在动员塞尔维亚人民反抗外来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也与巴尔干半岛上的其他民族主义也不断发生碰撞，既成了塞尔维亚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与仇恨的意识形态上的根源，也为大国势力的介入提供了借口。这些思潮“对外普遍表现为扩张性，对内则表现为对少数民族的否认、歧视、同化”^[18]，因此，不利于东欧地区复杂的民族矛盾的解决，也不利于各国之间的和睦相处，严重阻碍了东欧地区长期的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