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爆发

“冷战”的爆发

一、“冷战”的爆发

从本质上说，人民民主制度是苏联出于发展同西方国家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强加给东欧各国的。因此，当同西方国家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苏联又将根据自己新的利益要求加快东欧国家向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过渡进程。“人民民主制作为协议民主的一种方案，具有暂时性，因为它含有自我毁灭的‘基因’。人民民主制的基础中有联盟伙伴们原则上不同的战略目标。全国性任务一旦解决，社会共识的基础就告瓦解。”^[55]沃洛基京娜等人的这段话主要指的是东欧国家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其实，对英美苏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由于政治文化的“基因”不同，苏联与西方国家战时联盟没能持续多久，俄罗斯学者甚至认为，苏英关系早在1945年春天就发生了转折，对英国来说，“苏联威胁取代了纳粹德国敌人”。^[56]但是，最终打破东西方大国同盟关系的还是“冷战”。“冷战”一词是1946年初美国政治家赫伯特·斯沃普（Herbert Swope，1882—1958年）在为美国参议员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870—1965年）起草的一篇演说稿中最先提出来的。1947年美国记者李普曼（Thomas Lippman）发表了一系列鼓吹“冷战”的文章，以后，“冷战”一词便广泛流行起来。在含义上，“冷战”被用来说明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由过去的联盟关系转向冲突，也是指1947年开始的美苏之间除了直接动用武力以外的一切敌对行为，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然而，“冷战”究竟起于何时，发起者到底是西方还是苏联，不同国家的学者没有并且似乎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57]但是，中外学者都不否认，1947—1948年是东西方关系和东欧政治发展中的转折点。

尽管具体情况有差别，多数东欧国家的政治过渡是从多党制的人民民主朝着共产党和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政治天平从多党制倒向共产党一党制、倒向苏联一国的这种趋向是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更不能接受的。在它们眼里，这种趋向无疑是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双重扩张，同时也是对西方民主制度和西方安全的双重威胁。因此，首先由西方国家对东欧共产党和苏联发难，就不足为奇了。

1945年4月接替罗斯福继任总统的杜鲁门改变了其前任所倡行的建立国际组织，凭借实力，通过大国间政治、经济合作，以和平方式确立美国霸主地位的政策主张，采取了直接对抗的战略，公开叫嚣必须用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1946年1月5日，杜鲁门提出：“毫无疑问的是：俄国企图入侵土耳其，攫取从黑海通向地中海的海峡。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的对抗，另一次世界大战就可能发生。他们所了解的只有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个师’。”^[58]在美国紧锣密鼓地制造舆论、恶化美苏关系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使劲地摇旗呐喊、加油助威，他就是丘吉尔。

1900年起就当选议员，历任过殖民大臣、贸易大臣、内政大臣、海军大臣、军需大臣、陆军大臣并且分别于1940—1945年、1951—1955年两度出任英国政府首相的丘吉尔，在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态度方面最能代表西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当时任英国陆军大臣的丘吉尔就鼓吹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扼杀”的政策，把布尔什维克称做“残暴的大猩猩”，主张“把布尔什维主义掐死在摇篮里”。^[59]也是这个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便以首相的身份发表广播讲话，力主联苏抗德。还是这位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提出，德国投降和战争结束以后，由于共同的敌人已经没有了，西方盟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苏联就要成为主要的危险，西方国家必须建立起新的阵线来阻止苏联版图和共产主义思想向前发展。^[60]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城（Fulton）的威斯敏斯特学院（the Westminster College）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Sinews of Peace）的演说。在对美国的民主、经济和军事力量大加赞扬一番之后，丘吉尔话锋一转便忧心忡忡地说：“不久前刚被盟国的胜利所照亮的大地，已经罩上了阴影。没有人知道，苏俄和它的共产主义国际组织打算在最近的将来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倾向的止境在哪里，如果还有止境的话。”接着，丘吉尔就大肆渲染所谓的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61]

为了激起西方“自由世界”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同仇敌忾，丘吉尔说：“受俄国支配的波兰政府被怂恿对德国领土实行大片的、不义的侵占，正在以可悲的、梦想不到的规模的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成群地被驱赶出境。在所有这些东欧国家原来都很弱小的共产党，已经上升到同它们党员人数远不相称的主导的、掌权的地位，到处争取极权主义的控制。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还不仅仅如此，丘吉尔进一步讲：“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除了在英联邦和美国——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还在婴儿时代——共产党，即第五纵队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这是任何人在取得胜利的次日都应该记诵的一些黯淡的事实。”^[62]

在此基础之上，丘吉尔要求美国考虑“永久制止战争和尽速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建条件的问题”，“现在需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丘吉尔建议西方国家特别是讲英语的国家团结在一起，利用美国的军事实力，抑制苏联和共产主义。他说：“大战期间，我对我们俄国朋友和盟友的观察所得的印象使我坚信，他们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63]

杜鲁门改变了罗斯福对苏联的“软化”政策，实行依靠实力、采取强硬的方针，除了丘吉尔在一旁喋喋不休的鼓噪外，另一个积极支持者就是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他提出的“遏制理论”成了杜鲁门强硬政策和“冷战”的理论基础。

生于1904年2月16日的凯南1925年成为职业外交官以来，先后当过美国驻苏大使馆的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公使衔的参赞和代办，是美国公认的“苏联问题专家”。他的“遏制理论”主要反映在他所撰写的两份公文和一篇文章之中：1946年2月作为美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时发给美国国务院的8 000字电报、这年冬天为美国海军部长詹姆士·福莱斯托（James V．Forrestal）写的报告《美国和俄国》，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主任后在前两个文件的基础之上于1947年7月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论文《苏联行为的根源》^[64]。凯南认为，苏联从来也没有放弃消灭资本主义的信念，因而正在进行无休止的扩张。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苏联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同西方达成一致，但受狂热的扩张思想支配而不会停止往强国的地盘里钻营。不仅如此，苏联还把一切外国人视为潜在的敌人，与西方之间没有任何友好而言。所以，美国同苏联没有共同的目标，同它的关系决不能过于密切，应当将苏联当做政治上的对手而不合作伙伴。考虑到苏联“顽固地按既定方针前进，不遇到难以对付的武力就不会停下来”，凯南主张：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武力，并且时刻准备使用武力，用“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较脆弱的地区的方法”来遏制苏联的扩张，“顺应着苏联对外政策不断变化手腕在一系列经常变动的地理和政治热点上巧妙地、警惕地进行对抗”^[65]。1946年春，杜鲁门授权他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里费德（Clark Mc Adams Clifford）根据凯南的8 000字电报，草拟了一份有美苏关系的报告。经过同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年）、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年）等几位热衷于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的人反复磋商，克里费德于9月24日向杜鲁门提交了长达50页的报告《美国与苏联的关系》。

但是，任何一种理论付诸实施往往都需要契机，对“遏制理论”来说，它实施的契机是在1947年。这年2月，英国照会美国，称3月31日以后不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还要从希腊撤出自己的军队。希腊和土耳其在军事上和战略上对西方国家至关重要，美国应担负援助这两个国家的重任，英国的请求与美国的打算刚好吻合。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杜鲁门对听众描述了一幅连锁反应的“可怕”情景：东欧各国已经建立起了少数人“恐怖和压迫”的制度。希腊正受到共产党领导的“几千名武装人员活动的威胁”，如果希腊一旦陷入这些人的控制之下，它就会对毗邻的土耳其产生直接的、严重的影响。这种混乱和无秩序的状态很可能进一步扩及到整个中东地区，进一步会给欧洲的一些国家带来灾难。如果欧洲国家的自由制度崩溃和独立地位丧失，那对全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性的。^[66]基于这样的估计，杜鲁门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要求国会授权“在至1947年6月30日截止的期间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同时，“一经希腊、土耳其提出要求，就选派美国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这些国家，去参与重建任务”^[67]。

杜鲁门主义表面上是打着“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旗号，实际上是利用英国衰败的机会“填补”这一带出现的“真空”，染指巴尔干和中东地区，把自己的触角伸向苏联边缘地带。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以后，美国政府就制定了一个范围更广、拨款更多的援助欧洲计划。经过3个多月的精心准备，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利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的机会，和盘托出了这个计划。他说：欧洲已经沦为一片废墟，若得不到大规模的援助，就将面临非常严重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当尽其所能来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以便“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68]马歇尔反复强调：欧洲必须首先提出要求，然后美国才“在实际能做到的范围内”给予支持，援助计划必须是联合性质的。但是，马歇尔还没有讲出来的潜台词是，贫困是“共产主义扩张”的温床，只有复兴欧洲才能削弱共产党的力量，才能遏制住苏联，才能为美国称霸全球扫清障碍。所以，马歇尔对欧洲的经济援助计划是美国遏制政策的经济上的手段，其主要功能是配合杜鲁门主义全方位地抵御苏联和共产主义。

面对英美咄咄逼人的态势，苏联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丘吉尔富尔敦演说后不久，斯大林在同《真理报》记者谈话时认为：丘吉尔的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同盟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实际上，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的挑拨者的立场上的，而且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在这同时，斯大林也清楚地告诉西方，如果丘吉尔及其西方盟友要发动一场反对苏联和东欧的新战争的话，“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将像26年前一样被击败的”^[69]。斯大林也很快地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提出在战争乌云重新密布的情况下，各国人民的斗争任务就是揭露他们，保卫世界和平。随着“冷战”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巩固，斯大林更加强调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两种制度对立与斗争的不可调和性。

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变化了，但它在东欧的利益依旧，所不同的是要改变维护的方式。在这种形势下，东欧的政治发展必须要有新的变化。有学者指出：“如果说以前斯大林希望通过放松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以取得美国的合作，那么现在斯大林则想通过采取强硬路线，迫使华盛顿承认苏联在东欧的绝对地位。”^[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