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模式的特征及其成因

苏联模式的特征及其成因

一、苏联模式的特征及其成因

“50年代初东欧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快速实施苏联模式。这些国家在经历了短暂的，多元政治的，为政权性质而进行尖锐政治斗争的人民民主过渡阶段（1944—1948年）之后，迎来了按照苏联模式组织社会的原则的实施时期，1949—1953年成为（东欧）地区快速斯大林化的年代。”^[38]俄罗斯学者这段话很有道理，但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南斯拉夫的社会发展模式与其他东欧国家并不完全一样。第二，东欧国家社会发展的苏联模式化在时间上并不完全同步。总之，苏联模式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东欧国家的苏联模式化也是一个错落有致的复杂过程。

苏联模式，也被称为斯大林模式，指的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和农业集体过程中最终形式的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体制，其标志是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颁布。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政权之后，各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便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因为社会主义思想家们虽有种种设想，却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实践。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开此先河，将社会主义理论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相结合，努力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和方法。由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像马克思、恩格斯想象的那样诞生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出现在政治、经济都比较落后的东方，所以，这种探索过程也就很曲折，最终形成了东方色彩十分浓厚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模式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但重要的是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在政治体制上，苏联模式的特征，首先，一党独揽大权，确立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国家机构从属于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实际上直接管理国家。形式上，最高立法机构苏维埃拥有国家的一切权力，可是这种权力实际上从列宁时期就不断地缩小，到斯大林时期更是有名无实。比如，宪法虽然规定苏维埃有权制定计划、批准国家预算等等，实际上，联共（布）的代表大会不仅制定了计划和预算的基本原则，而且十分具体地制定了各种详细的计划，苏维埃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表决通过而已。其次，领导干部自上而下的委派制和终身制，选举制形同虚设。列宁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而普遍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到斯大林时期已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通过委任制控制全国的权力，党中央任命干部的范围扩大了，政府机关和地方党组织则没有干部任免权或权限很小。第三，缺少民主和没有法制。其表现有以下几方面：（1）没有监督和权力制约机制。（2）民主成为说好不说坏的奉承和机械的举手程序，人民的监督权限日益缩小，权力越大监督越少，行政官僚替代了人民当家做主。（3）国家安全机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成为个别领导人控制党和社会、维护个人权威的工具。（4）各种社会团体的作用明显弱化，成为党和政府的简单的传声筒。（5）个人迷信盛行。在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最初开始于1929年斯大林50岁生日的时候。当时上到党政首脑，下到平民百姓，都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大搞造神运动。造成个人迷信盛行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从政治角度说就是个人集权的必然后果。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逐渐将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对重大事件享有最终决定权，在决策过程中党政领导机关不过是斯大林的咨询机构。

在经济体制上，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单一的公有制。到1937年，苏联工农业中非公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微乎其微，公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9．8%，在农业总产值中占98．6%，在商品流通中占100%，私有经济统统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而加以排斥。与此相适应，在阶级结构上，除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之外，苏联已不存在其他阶级。苏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有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前者被誉为高级形式，在公有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后者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必须向国家所有制过渡。在这种所有制的基础之上，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集中的计划管理，并把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基本领域的经济决策权集中到国家机关手中。

第二，非均衡的经济结构。苏联工业化的基本特征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在重工业中又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期间，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占70．7%。其中，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由1928年的60．5比39．5变为46．6比53．4。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重工业增长速度为19%，产值增加了1．4倍，轻工业增长速度为14．8%，产值增加了1倍，但农业产值只增加了54%。在1938年开始执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生产资料产值增长107%，消费品产值增长72%，农业增长52%，军事工业投资占整个工业投资中的25%以上。因此，苏联的工农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以及农轻重发展速度和比例方面都具有“备战型”经济的特征。

第三，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所谓指令性，是指国家的计划具有法律效力，国有企业由国家经营，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供销、价格等统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任何自主权。这种经济与商品经济完全对立，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解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必须保证国民经济中的公有部分战胜私营部分。总的看来，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生产环节上，苏联都实行全面的国家计划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不能自主地根据市场的需求进行，市场机制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国家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都推行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管理，一切都得纳入计划的轨道。

第四，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中，计划任务的完成和各种决策的实现主要靠日常的行政命令、上级指示等方法。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机制的运转完全依靠行政机构、行政手段、行政的力量，用看得见的这种企业对上级行政机关的“纵向从属”，以部门管理为主的原则建立起的行政管理机构来直接管理经济就是最大的行政手段。各级行政机构在自己管理的范围内有权决定生产的一切问题，发号施令，下级只有服从，而没有任何决定权。

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苏联模式的最主要方面，但是，苏联模式在文化体制、外交体制方面的特征也不容忽视。在文化体制上，最高领导人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真理”，也是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禁止思想理论的自由研究和探索；用行政命令甚至阶级斗争的方法，通过大批判、大清洗的手段干预思想文化建设；通过极其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实行封闭禁锢甚至是封杀的文化政策。在对外关系体制上，苏联模式强调的是实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对立，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对立。

总的看来，苏联模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种纯粹的、非商品的、非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共产主义实践的结合。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准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不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富裕程度，更不是国家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而是以行政手段对社会各方面的控制程度。

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具有上述特征不是偶然的，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第一，既然是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苏联模式就必定受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对苏联模式形成影响最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对19世纪30—4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弊端及其产生原因的批判和分析的基础之上，勾画了未来的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即消灭私有制，生产资料全部归社会所有；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整个社会将按照统一的计划来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39]马克思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党夺得政权之后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基本理论依据。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就曾设想“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40]。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针对19世纪欧洲西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而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却发生在20世纪欧洲东部的俄国，再加上险恶的国际环境，作为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手段的战时共产主义遭到了失败。接下来，在列宁的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试图“从小规模生产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再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41]。列宁去世后，联共（布）党内经过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斯大林战胜了所有反对派，指导苏联进行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这过程中，斯大林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了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手段的战时共产主义，限制商品经济的发展，急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把计划经济绝对化。

第二，从内部原因上看，在政治上，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民主法制缺乏，君主专制传统深厚。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人们可以通过法律来突然取消它，可以用武力来摧毁它，却无法在朝夕之间便从人们的灵魂和日常生活中把它的影响扫除干净。因此，它对形成高度集权的模式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在经济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工业基础薄弱，商品经济不发达，小农占人口的绝大多数，7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这种落后状况激发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产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但同时也容易产生急于求成、盲目冒进的倾向。小生产占优势，使家长制、个人专权、个人崇拜容易盛行，官僚主义容易增长，排斥商品经济的思想容易被接受。在理论上讲，苏联已经建立起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可在实际上，苏联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赶超呢？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采取的办法，一是先改变生产关系，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至少在表面这可以通过武力和法律来达到。二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全方位的赶超显然不现实，那就搞非均衡的发展，在一项或几项指标上赶超。这样一来，理论上的先进与实践上的先进之间的矛盾就似乎能解决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满足了落后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需求。

第三，从外部原因上看，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想方设法把它扼杀在摇篮中。战争的危险要求全党全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要求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实力，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备战型的体制，十分适应战争的需要。苏联适应战争的能力远远高于同一时期的英、美、德等国。二战时苏联一年平均生产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比德国几乎多一倍，比英国多3倍。大炮比德国多5．3倍，比美国多0．5倍，比英国多4．3倍；飞机比德国多70%，比英国多50%。^[42]

由于具有上述特征，苏联模式在适用性方面也有明显的局限。第一，由于苏联模式具有自上而下统一控制的特点，因此，政治上高度集权传统越强的国家就越适合采取这种模式。第二，由于苏联模式具有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在短时期内可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几件大事，因此，经济上越是落后而又急于赶超先进的国家就越是适合采取这种模式。另外，苏联模式也很适合那些受到战争重创、急需恢复的国家。苏联模式在实施初期的正面效应比较大、负面效应比较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两种效应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第三，从空间分布上看，无论是政治上的专制传统还是经济上的落后状态，在不同国家程度各异，而这种差异会影响到它们对苏联模式的认同程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有人论证过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成功的可能性同试验这种模式的国家的整个发展水平成反比。”^[43]从时间排序上看，无论是政治上的专制传统还是经济上的落后都有一个改变的过程，随着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的稳定化，苏联模式的适用性是逐渐减弱的，这种弱化就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经济改革的需求。东欧在“冷战”期间的社会发展过程、与苏联的关系中出现的种种曲折，都与苏联模式的适应特性有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