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达尔的“静悄悄改革”

卡达尔的“静悄悄改革”

三、卡达尔的“静悄悄改革”

1956年匈牙利事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绎出的一场民族的和个人的悲剧。事件被镇压了，纳吉被处死了，但是，社会主义的东欧要冲破苏联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的使命并没有消融在历史长河之中。20世纪50年代匈牙利社会发展经历过的曲折和纳吉进行的艰辛探索，为后继者留下了一笔厚重的遗产，成为卡达尔执政时代以“静悄悄”的方式改革苏联模式和改善匈苏关系的逻辑起点。

卡达尔1931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从1942年5月起进入匈共领导层，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干部部长、布达佩斯市委书记和州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虽然在党内的职务也不算低，但是，卡达尔一直处于党领导人拉科西和格罗的阴影之下，在1951—1953年间受拉科西一手制造的拉伊克冤案牵连而身陷囹圄。匈牙利事件发生时，卡达尔是劳动人民党的中央书记，10月25日任党的第一书记。在纳吉宣布组建多党联合政府时，卡达尔于11月1日宣布解散匈劳动人民党并另行组建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当晚，卡达尔在匈牙利驻苏大使明尼赫·费伦茨那里接到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前往苏联驻匈使馆。到那之后，苏联派车直接把他们送往苏联在匈牙利的一处军事机场，从那里乘苏联军用飞机经索尔诺克到了莫斯科。11月2日，卡达尔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他认为：当时匈牙利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反革命，群众的反抗是由匈党自己造成的。但是，卡达尔又表示怀疑纳吉政府掌控局势的能力，认为以匈劳动人民党当时的威信是无法抗衡其他党派力量的。11月4日，卡达尔在索尔诺克建立了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

卡达尔执政之初，匈牙利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十分复杂，同苏联的关系非常微妙。对卡达尔来说，既不能以倒退到拉科西时期的方式来稳定国内局势，又不能挑战苏联的权威，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寻找空间，走一条内部各种政治力量和苏联都能认同的道路。开始时，这一切都体现在对十月事件的善后处理上。卡达尔没有简单地把它定性为“反革命事件”，11月4日，工农革命政府在《告匈牙利人民书》中说：“10月23日在我国掀起了一个群众运动，这个运动的崇高目的是纠正拉科西和他的同谋者所犯的反党、反人民的错误，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伊姆雷·纳吉政府的软弱以及钻入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日益得势，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成果、我们的人民国家、我们的工农政权和我们整个祖国的生存面临威胁。”^[37]卡达尔政府宣布对十月事件的参加者不予追究，将工人的工资提高10%—15%，取消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实行自由征购制度，扩大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活动。

在经济状况有了好转、政治局势稳定下来之后，卡达尔在苏联可以容忍的前提下进行稳步、渐进的和由点到面的社会改革。

在政治上，卡达尔通过联盟政策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拉科西鼓吹个人崇拜，搞党内清洗，强调阶级斗争等做法实际上撕裂了社会，产生多种矛盾和不满。联盟政策则强调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之间的合作与和谐。1959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就宣布，过去的剥削分子，只要遵纪守法，就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1961年12月，卡达尔在匈牙利爱国人民阵线全国理事会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谁不反对我们，谁就和我们在一起”的口号，与拉科西时代流行的“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形成鲜明对照。卡达尔这个新口号被认为是联盟政策的核心和指导思想。1962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八大宣布：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匈牙利的剥削阶级已经最终被消灭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也已经结束了。这次大会的决议提出：要把民主革命中同工人阶级联盟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重新争取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要把社会各个劳动阶级和阶层——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知识分子、小手工业合作社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都团结到民族大家庭中。要加强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以及一切为建成社会主义匈牙利的共同目标而奋斗的人士合作。各阶级、各阶层、各界人士在联盟中的权利是平等的，要互相信任，经常对话，多寻找共同点，合理妥协和耐心行事，从而达到协调一致。

与此同时，卡达尔还特别注重执政党自身建设，逐渐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关于前者，1957年6月，匈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党章规定：党内不允许有任何特殊的集团或派别，党的各级干部由党员秘密投票选举产生。^[38]关于后者，1961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负责全面审查1949—1953年间基于诬告和违法控告所造成的冤案。1962年6月，该委员会根据审查结果作的《关于结束个人崇拜时期对工人运动人士的违法案件的决议》决定：完全恢复在个人崇拜时期被判决及受到诋毁的人的名誉，把拉科西、格罗及在政治上、组织上参与宗派活动、违法活动的23人开除出党。1963年，匈牙利发布大赦令，95%的服刑者获得释放，在法律上了结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形成的各种案件，同时宣布欢迎参加过十月事件的逃亡者回国。

良好的政治环境为实施经济方面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决定“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把国民经济有计划的中央管理和商品关系、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地联系起来”，1956年12月成立了一个由两百来个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建议。1957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进一步提出：“在实现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同时，必须实行经济的分散领导，发挥企业、国营农场和合作社独立经营管理经济的作用”。根据这个方针，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分析了过去十多年业已形成的经济结构，指出了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提出了实行权力下放、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等建议。不过，由于受到1958年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的影响，匈牙利只是在工农业的某些方面做了一些政策调整，比如，扩大经济管理部门的职权，减少行政部门及其管理人员，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取消义务交售制等等，深入的改革并没有能够展开。

进入20世纪60年代，卡达尔利用苏联调整内外政策的机会，开始逐步尝试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1964年，中央书记、卡达尔的主要经济顾问涅尔什·雷热（Nyers Rerso，1923—　）提出要彻底改革经济体制的建议。同年9月，匈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以他为首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具体负责制订改革方案并进行改革的试点工作。为了稳健、周全地进行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设立了十几个专门小组，分别研究计划、投资、劳动、商业、外贸、企业管理、地方经济等方面的管理体制问题，两百多名参加者中一多半是从事实际工作的各方面专家和政府官员，一少部分是理论工作者。各小组先用了约一年的时间对匈牙利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全面的审查，分析其中的弊端及其产生原因，进而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在审查和分析的基础之上，涅尔什于1965年11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扩大全会上作了《关于全面审查经济管理体制》的报告。根据他的报告，这次会议决定进行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半年的准备，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提出了比较详尽的改革方案。1966年5月，匈社会主义工人党根据涅尔什的报告，同时参考了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借鉴了柯西金1965年所作的经济改革的报告，正式讨论并通过了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决定从1968年1月1日起实行新经济体制。

新经济体制的内容比较广，但主要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计划管理体制上，区分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国家不再直接对企业下达指令性的指标，中央计划工作的重点是规划远景目标和确立国民经济的主要进程。除了国防工业之外，其他企业有权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甚至按什么样的价格出售产品，商业和服务行业也有类似的权力。在管理手段上，国家主要依靠的不再是行政手段，而是用经济调节的方法来保证计划的贯彻和实施。第二，生产资料、原料的统一调配和产品的分配改为贸易制度，即通过市场、价格等经济杠杆来调节供、产、销关系。在国家投资方面，原来的预算拨款也改为银行贷款，只有重大项目的投资才由国家有关部门决定。第三，改变过去产品价格统一由国家规定的制度，实行固定价格、有限制的价格和自由价格三种。适用于第一种价格的主要是燃料动力、基本原料、大部分农产品、基本消费品和服务行业收费。适用于后两种价格的主要是建筑业的产品、部分原料、品种多样的消费品。第四，在分配体制上，国家不再统一规定所有职工的工资，而只规定全国各行业的工资表，各个企业可以根据经营状况、盈利多少和工作绩效使职工的收入有一定的差别，其差额最高可达60%—70%，全国平均差额为30%—40%。

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是要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国营和集体两种形式）的基础上，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集中管理同商品关系、市场关系的积极作用联系起来，把国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指导作用同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结合起来，把国营、合作社等社会主义大企业生产同个体、小合作社、辅助经济等小生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突出经济手段的管理制度和多种经济结构并存的国民经济体系。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所有制问题，虽然计划经济仍然是主导的经济形式，但是，新经济体制大大地软化了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匈牙利的经济发展在60—70年代充满了生机。1968—1978年间，匈牙利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轻工业平均增长率为6．53%。劳动生产率1977年比1968年提高了57%，国民收入增长近80%。在这种形势下，匈牙利民众的生活也有了大幅度改善。“住房供给在60—70年代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增长，尤其在农村。几乎四分之三的人住在私人所有的房屋里，或者有一所度假房。家庭实现了电气化，三分之一的家庭有一辆小汽车，整个社会有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如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等。”^[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