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的社会危机

年代的社会危机

三、70年代的社会危机

停演《先人祭》、镇压三月事件，哥穆尔卡做的这些无疑是满足了苏联的要求，但自己也从一个曾经主张走波兰式社会主义的“民族英雄”蜕变成苏联模式的卫道士和苏联的追随者，失去了民心。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五大上，哥穆尔卡的地位岌岌可危，最后是在到场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干预下，才勉强继续当选为党的第一书记。

镇压三月事件也是暂时地压制了民众的不满，并没有消除这种不满，更没有解决引起民众不满的各种问题。1970年12月，波兰又爆发规模更大的社会危机，哥穆尔卡也在这场危机中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引发十二月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决定提高日用商品的零售价。哥穆尔卡执政后期，为了发展重工业而大量进口机器设备，政府以牺牲国内的消费为代价大量出口食品和肉制品，造成巨大的贸易赤字。同时，政府还在国内城乡贸易中实行错误的价格政策，农民以低价出售生猪、家畜和家禽，但以高价购买化肥等农资用品。这一切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国内市场商品供应紧张。为解决供需矛盾，波兰部长会议于12月12日通过上调45种生活消费品零售价格的决议，13日在《人民论坛报》上公布。在提价的商品中，肉和肉制品平均提价17．6%，面粉提价16．6%，鱼及鱼制品平均提价11．7%，甜点提价12．4%，大麦米提价31%，通心粉提价15．3%，木材平均提价20．1%，各种煤的提价幅度在10%—20%。另外，亚麻布、丝绸、一些毛料、棉织长袜、衬衣、睡衣、皮鞋、自行车等等也有不同幅度的涨价。《人民论坛报》对这次提价评论说：“政府作出这项决定的出发点是，既要使食品需求（主要是肉类食品需求）同市场供应的现实可能性相适应，又要使整个零售价格体制，也就是消费结构同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71]但是，提价的直接后果是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人们的不满又一次爆发，波兰进入“悲剧的一周”。

14日，格但斯克（Gdansk）造船厂的部分工人罢工并走上街头抗议物价上涨。游行人群唱着国际歌和波兰国歌来到省委大楼，要求广播他们反对食品提价的呼吁书。在遭到拒绝后，他们又先后到了北方造船厂、工业大学和广播电台。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示威游行开始演成小规模的骚乱，当局不得不动用警察和内务部队用武力驱散人群。15日，格但斯克的事态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罢工和示威中。一些人开始冲击省人民议会主席团大楼和警察局大楼。接着，两万多人集聚在省委大楼和中央火车站附近。包围省委大楼在内的许多建筑物、十几家商店、十几辆警车、消防车和邮政车被放火烧毁。当局出动坦克和装甲车镇压，造成数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6日，罢工示威蔓延到格丁尼亚（Gdynia）和整个沿海地区的其他城市。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造船厂的罢工工人开始占领工厂，建立了罢工委员会，主席就是后来对波兰政治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1943年—　）。17日，从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开始的总罢工与街头闹事波及什切青、埃尔布隆格（Elblag）等地并迅速向全国蔓延。什切青的事态最严重。“瓦尔斯基”造船厂和修船厂的罢工委员会提出了21条要求，其中包括：工会中央理事会下台，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工会，释放在事件中被拘留的工人，惩办那些屠杀工人的罪人，绝对禁止枪杀手无寸铁的劳动群众，惩办那些对导致目前的经济危机负有责任的人，停止在报纸、电视和广播中把工人称作流氓。^[72]示威者与军警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前者袭击警局、焚烧汽车和省工会大楼，试图占领监狱。后者开枪镇压，打死几十人，打伤百余人。18日，总罢工继续着，但参加者明显减少。在什切青和埃尔布隆格，示威者打砸了几十家商店并同治安部队又发生冲突，两人被打死，多人受伤。19日，格但斯克的罢工结束，其他一些地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1971年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从3月1日起食品价格恢复到涨价前的水平，各地的罢工行动才完全停了下来。

十二月事件的后果非常严重。“在整个事件中，有四十四人被当场打死或受伤后死亡。其中有2名警察和1名士兵。伤的共有一千一百六十四人，其中治安人员占六百名。焚毁并全部或部分地毁坏了十九座公共建筑物。哄抢和毁坏了二百二十家商店。捣毁或损坏了几十辆民用车和大量警车、军车和其他装备，包括坦克和装甲运输车。据统计，按当时价格计算，在格但斯克沿海地区事件中损失达一亿五千万兹罗提，在什切青损失达三亿兹罗提。”^[73]另有2 989人被拘留，其中2 843人于1971年1月18日以前释放，而那些被怀疑有抢劫、主动攻击、纵火行为和非法拥有武器者被逮捕。在被拘留的人中有1 990人是25岁以下的青年。

十二月事件的直接起因是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等城市工人、学生和农民抗议政府提高食品、日用品价格，实际上却是哥穆尔卡执政后期波兰改革停滞的必然结果。盖莱克1971年2月说：“事情很明显，不能只在提价和提价方法所造成的痛苦中探讨十二月危机的根源。危机是多年来滋长起来的，并具有更深刻的原因。”^[74]12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免去哥穆尔卡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同时将对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4名政治局委员撤职，建议由盖莱克出任第一书记。这种人事安排在次日召开的五届七中全会上得到了确认，另一位对波兰后来的政治发展有很大影响的人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1923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1913—2001年）的身世和经历比较独特。1913年1月，他出生在卡托维兹（Katowice）省的一个矿工家庭，1923—1934年间随母移居法国，1931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37—1948年移居比利时，二战期间加入了比利时共产党。1948年回到波兰后，盖莱克在1949—1954年间任卡托维兹省委书记，1954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担任重工业部长，1956年当选为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与贝鲁特、奥哈布和哥穆尔卡比起来，盖莱克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具有开明、敏锐和联系群众的优点。他深知波兰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同西欧国家的差距，力图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西欧发达国家的水平。”^[75]

就任党的第一书记之后，盖莱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国内局势，平息民众的不满。首先，他带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前往格但斯克和什切青，同工人对话，在听取他们意见和要求的同时，也向他们说明了国家面临的困难。其次，对十二月事件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为了总结十二月事件的经验教训，波兰统一工人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1971年2月在五届八中全会召开之前提出了一份交全会讨论的文件——《对12月事件的评价和从中得出的结论》。该文件指出：“沿海地区各城市中发生的事情，从其实质来说，具有工人的特征，工人是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些行动的基础是，对物质状况和社会福利条件的不满，因此，其矛头是针对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中的某些问题。在传单和各种口号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福利和经济要求，以及人事和政治要求。其次是对行政机关，尤其是对工会工作的尖锐的批评。”^[76]在2月6至7日举行的五届八中全会上，盖莱克还特别指出当时党的领导人对十二月事件起源和性质的判断有误：“形势的悲剧在于不理解事件的特点，特别是不理解它的原因，把沿海地区所发生的事件的根源，也就是说存在的紧张局势的根源，归结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活动，甚至对当时存在的局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即这一事件具有反革命性质，所持的这种立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其后果是灾难性的。”^[77]与此相适应，盖莱克批评了当局采取的镇压政策：“试图借助于武力来解决同工人阶级的冲突的做法，是与社会主义的原则极其矛盾的，只能导致流血，并造成人民政权和人民之间的鸿沟，以及为真正反动的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活动开辟场地。”^[78]

同时，盖莱克开始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定新的发展目标。在前一方面，八中全会成立了负责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专门小组。这个小组提出了改革的初步设想，其内容包括放弃行政命令的计划体制，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价格体制和投资体制，实行企业参与出口利润分配等等。但在实践中，这些改革措施进展缓慢，在1971—1975年间只是试行。在后一方面，1971年12月，统一工人党六大提出了高速发展波兰经济的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广泛利用外国资金来扩大国内投资，以便克服60年代后期的经济停滞状态，快速实现经济的现代化，扩大出口的规模以便偿还外债。这个战略的最突出特征就是“高速度、高工资、高福利”。根据这个战略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提出：在这五年间，国民收入增长38%—39%，即从1970年的7 500亿兹罗提增至1975年的10 450亿兹罗提，工业生产增长48%—50%，农业生产增长18%—21%，实际工资增长17%—18%，对工业的投资将增长53%，达14 000兹罗提，其中消费品工业的投资几乎增加一倍，就业人数增加200万。^[79]

盖莱克实行“高速发展战略”的本意是要校正哥穆尔卡时期经济发展封闭、速度过慢和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等方面的问题，出发点是好的。在最初几年的实践中，这种战略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71—1973年，由于工人和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加上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计划执行得特别好。前三年计划执行得特别好的外部因素是世界市场上有利于波兰的行情。同1970年相比，1971年和1972年波兰贸易条件的指数分别是104．3和106．2。贸易顺差使波兰有可能扩大消费的进口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3年里，实际工资增长了24%，每年平均增长7．6%，比上个五年计划增长了近3倍。国民收入依次增长8%、10%、9．5%，3年共增长了了近1／3。”^[80]在此基础上，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73年10月又进一步提高6项目经济指标：国民收入为55%，工业生产为66%，农业生产为25．5%，实际工资为38%，投资总额为79%，出口额为102%。第四个五年计划最终完成的情况是：国民收入增长了62%，年增长10%，工业生产增长了73%，年增长10．4%，农业增长了33%，年增长3．7%，实际工资增长了40．9%，出口增长了66．4%，就业职工增加了230万。^[81]由于四五计划期间的高速发展，70年代上半期波兰在居民消费水平、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都已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但是，这个“高速发展战略”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没有相适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忽视经济发展规律，盲目追求高速，过分地依赖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国际市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种弊端也逐渐堆集起来。一是积累过高，1975年时积累率高达35．6%。二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70年代工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1%，而农业投资仅占15%—16%。三是持续增长的名义工资、巨额的消费品补贴以及农业的公费医疗和退休金等，国家财政难以支撑。四是盲目向外国贷款和引进专利、设备，外债急剧增加，背负了沉重包袱。1970年波兰只有8亿美元的外债，1980年则高达84．11亿美元。从1973年起，国际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波兰进口的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大涨，而商品出口则遭遇到了困境。到1975年，由于国际能源、原料市场进一步恶化，加上国内农业歉收，国民收入锐减，财政赤字增加，波兰面临空前的经济困难。“在一九七五底和一九七六年初，经济危机的大部分征兆已显现出来。在一九七六年，总的经济平衡形势，特别是市场食品供应情况明显恶化。在基本食品涨价逐年推迟的情况下，工资不断增长便增加了对市场食品尤其是肉类的压力，以至达到不能控制的程度（加上农业连年歉收）。一九七三年以后其他日用品和服务费用的上涨使得极为不合理的价格失调状况更为严重。”^[82]1976年6月，雅罗谢维奇（P．Jaroszewicz，1909—1992年）政府决定大幅度提高食品的价格。其中，肉、肉制品和鱼提价69%，黄油提价60%，糖提价一倍。24日，雅罗谢维奇在议会上作了关于提高基本食品零售价格的报告。报告刊出后，立刻引起广大民众的反对。25日，拉多姆市瓦尔泰尔将军机械厂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一些示威者开始冲击省委大楼并放火把它烧毁。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两人被打死。华沙郊区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和其他十几个省的许多工厂也都有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波兰党和政府撤消了涨价的决定，从7月起实行凭票供应制度。

危机虽然暂时地渡过了，各种矛盾不仅没有解决，相反在不断地激化。原本没有太大进展的改革措施出现倒退。1977年3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修正1971—1975年间试行的新经济体制，重新恢复了集中管理。政治上，波兰国内开始出现反对派。1976年9月，知识分子雅采克·库龙（Jacek Kuroń，1934—2004年）、亚当·米赫尼克（Adam Michnik，1946年—）等人组建了“保卫工人委员会”（Workers’Defence Committee）。1977年3月，法学家和历史学家莱舍克·莫楚尔斯基（Leszek Moczulski，1930年—）组织了“保卫人权和公民权运动”（Movement for Defense of Human and Civic Rights）。1978年，格但斯克等沿海工业城市出现了自由工会组织。其中，格但斯克自由工会的领导人就是瓦文萨。另外，1979年前克拉科夫大主教卡罗尔·沃伊蒂瓦（Karol Jozef Wojtyla，1920—2005年）被选为罗马教皇，称保罗二世，这大大提高了天主教在波兰的地位。所有这些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构成了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