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

二、“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或“布拉格之春运动”，是西方学者首先使用的，用来形容捷克斯洛伐克1967—1968年出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高潮。

第二次改革受阻后，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生产处于停滞状态，许多大的基本建设项目无法完成，财政赤字高达五十多亿克朗，社会各阶层对现状的不满日益增加，党内外的矛头直接指向诺沃提尼和苏联模式。在1967年6月召开的捷克斯洛伐克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公开批评诺沃提尼的方针和政策，反对书报检查制度，要求实行民主化。作协领导人卢·瓦楚利克（Ludvik Vaculik，1926年—　）在发言中说：“当我批评统治当局的时候，我并不是批评社会主义，因为我相信，在我国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当前的政治制度等于社会主义。”^[94]诺沃提尼对这次作家代表大会十分恼怒，次日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说：“那些人攻击党的政策，攻击国家的内外政策，主张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否认阶级斗争。而在当今世界上，在两条阵线壁垒分明、互相对立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正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进行着。”^[95]9月，捷共中央召开全会，撤销了作家协会一位负责人的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将三名作家开除出党。接着，捷共中央主席团采取措施限制报刊上登载批评党中央和讨论改革的文章，禁止希克召开经济改革委员会会议和发表公开讲话。

尽管如此，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并没有被压制下去，党内反对诺沃提尼的人也多了起来，甚至党的最高领导层也出现了严重分歧。主张摆脱苏联模式的改革派将主要矛头对准苏联模式的卫道士诺沃提尼，并进一步提出进行政治改革。最早在捷共1967年10月底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当时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书记的杜布切克要求改变捷共的结构，提出要党政分开。接着，又有人要求诺沃提尼辞职。事态的发展让诺沃提尼吃不消了，他求助于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通过他于12月8日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请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勃列日涅夫也曾打算为诺沃提尼撑腰，可遇到了捷共党内大多数反对诺沃提尼人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好说：“同志们，这是你们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事。苏共和苏联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96]

没了靠山，面对着不妙的局面，诺沃提尼一度想铤而走险，企图发动军事政变逮捕主张改革的捷共领导人，甚至把杜布切尔等人的逮捕证都签发好了，但因没得到军方的支持而未遂，诺沃提尼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终点。1968年1月初，捷共中央做出了两项决定：一是将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这两个职务分开，诺沃提尼辞去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只担任共和国总统。二是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2月，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报纸《人民防御报》首次披露了诺沃提尼1967年底曾经打算策动军事政变，全国上下哗然，诺沃提尼不得不于3月下旬辞去总统职务。5月，捷共中央撤销了诺沃提尼中央委员资格并将其开除出党。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1921—1992年）是“布拉格之春”的主要领导者。他生于1921年，其家庭与美苏都有渊源。杜布切克的父亲是由社会党转变过来的老共产党员，曾经是美国“伊利诺伊社会主义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杜布切克出生前不久，他才带全家回到捷克斯洛伐克。1925年，杜布切克又随着父母移居苏联。在苏联，杜布切克在制模学徒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39年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加入了捷共。解放后，杜布切克于1955—1958年再一次来到苏联在莫斯科党校学习，毕业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后，担任捷共斯洛伐克区委第一书记。从1960年起，杜布切克开始进入捷共中央，先任中央书记，后又被选入中央主席团。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仅四个星期，杜布切克就来到莫斯科，拜会了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Nikolai V．Podgorny，1903—1983年）。捷苏双方发表的公报说：这次会谈是热烈和诚挚友好的，对于所涉及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至少表明，诺沃提尼的去职和杜布切克的继任当时得到了苏联的认可。

从苏联回来后，杜布切克加紧改革计划的制定和实施。1月，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专门委员会开始起草捷共的当前行动纲领。2月6日，杜布切克主持召开党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行动纲领草案，会议要求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级党组织“都应积极参与制订行动纲领的工作”。3月，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分别同各州、县的党组织举行讨论会，征求它们对行动纲领草案的意见和看法。3月28日到4月4日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作出了三项重大决定：一是提名斯沃博达为共和国总统。二是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97]（以下简称《行动纲领》），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设想，宣布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三是改组了捷共中央领导机构，一批支持改革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有这一切都为“布拉格之春”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并公布了《行动纲领》。《行动纲领》属于什么性质的，到底应当怎样评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政治立场不同的人有截然相反的评价。捷共自己认为这个纲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文件”，在新的未知的条件下“开辟和实践了新道路”^[98]。中国学者认为：它标志的“不仅是经济体制上的彻底改革，而且是政治体制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一次综合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改革运动”，“明显地表现出捷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和苏联模式的束缚，有鲜明的争取独立自主的做法”^[99]。西方学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捷共的《行动纲领》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无害文件，满篇是含糊不清的、如坠五里云雾的表述。”^[100]还有的说：“这次改革运动被视为是一次来自上层的清洗改革运动，并没有严重挑战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原则或苏联在该地区的主导权。党的改革者打算把他们提出的决议、策略牢牢地限制在1948年建立的政治秩序和基本框架中，不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观提出质疑。”^[101]然而，苏联和参加镇压“布拉格之春”的东欧其他一些国家则把这个纲领视为反对苏联和反对社会主义的。

《行动纲领》要冲破苏联模式，摆脱苏共和苏联的控制，在内政外交方面追求独立自主。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状况来看，捷共的步子还是很大的，带有突破性。也正因为如此，才不为苏联所允许。《行动纲领》公布后，全面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也轰轰烈烈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展开了，“布拉格之春”在5至6月达到了高潮。其表现，一是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的改革主张得到了广大党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他们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身于这场改革运动。许多人积极要求加入捷共，还有许多人甚至将自己的金银首饰献出来支持杜布切克的改革。二是《改革纲领》中的许多具体措施都通过政府而制度化，通过国民议会而法律化。捷共的改革进程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直持续到8月苏联等华约五国出兵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