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三、“严寒来自克里姆林宫”

捷克斯洛伐克从4月到8月的大规模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要的阻力来自苏联。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布拉格之春”冲击的是苏联模式，要摆脱苏联控制，有比较强烈的反苏情绪。在捷克斯洛伐克总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开始着手为50年代大清洗的受害者恢复名誉的时候，捷共中央的《红色权利报》和国防部的《人民防御报》都发表了指责苏联的文章，它们认为“最大的罪恶昭彰的破坏法制行为并非我国的产物，而是贝利亚‘长臂’直接造成的”^[102]。《纽约时报》对此评论道：“1968年五六月份，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十分复杂的局面。改革者要求加快政治、经济改革的步伐。一些人也乘机闹事，制造事端，呼喊反共、反苏的口号，要求退出华沙组织。由于取消了新闻监督法，政府失去了对宣传媒介的控制，许多报刊刊登反苏文章，这便为苏联领导提供了捷领导人不值得信任的证据。”^[103]

不论从哪方面看，“布拉格之春”都远远超出了苏联所能容忍的底线了。随着捷克斯洛伐克这次改革运动的发展和深入，苏联方面也从关注转向施压，继而干预，最后出兵镇压，这也成了“布拉格之春”的另一条主线。

在4月9至10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迫切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会后发表的公报说：苏共“将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国防上的不断加强合作而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104]10天之后，苏共宣称：捷共四中全会出现了“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观点的影响”^[105]。5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1903—1976年）率领了一个军事代表团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提出派一个师的苏联军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境上，以便共同防御联邦德国，捷方没有同意这样一种明显侵害主权的要求。格列奇科又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一次小规模的“参谋人员训练演习”。可是，在得到捷方允许后进入的却包括装甲兵和空军等苏联的大部队，它们不是演习而是占领了许多军事要地。捷方既不了解来了多少苏联军队，也不能过问其活动。这次演习持续到了6月下旬，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和华约组织其他国家的军队近5万人，实际上成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占领的序曲。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议论报》发表了由瓦楚利克根据一些科学家建议而执笔起草的一份声明，题为《工人、农民、职员、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及所有人》。这份也被称为《两千字宣言》的声明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要求首先从共产党内开始民主化进程，二是反对任何来自外部的干预。^[106]但是，这个声明并不代表捷共，杜布切克也不赞成，捷共中央主席团公开表示反对，以免招来麻烦。苏联方面知道后仍然不依不饶，在7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进行施压。

7月初，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等华约五国领导聚会，主要议程就是讨论《两千字宣言》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威胁问题。五国领导人还分别致信杜布切克，要求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也参加。但是，捷共中央主席团经过讨论一致决定不去参加。7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致杜布切克的信中说：“应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要求和敦促，我们建议你们参加同志式的高层会议，讨论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局势。”^[107]捷共中央仍拒绝参加，五国领导人只好在没有捷方出席的情况下开了两天紧急会议，最后决定发出一封联名信，向捷克斯洛伐克发出警告：“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引起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这已经不仅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参加华沙条约的所有国家的共同事务。”^[108]

对于这封明显是干涉内政的联名信，捷共中央主席团答复说：“我们有充分理由说明捷克斯洛伐克没有所谓的反革命局势，社会主义制度也没有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也没有看出捷克斯洛伐克外交政策有根本的变化，也不存在将我们国家从社会主义联盟中分裂出去的威胁。”^[109]但是，为了缓和矛盾，捷共中央同意举行双方会谈。7月28日，布拉格和莫斯科同时宣布：捷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将于7月2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离苏联只有3公里的切尔纳（Cerna）举行会谈。会谈原定只进行一天，由于分歧太大，一直持续了4天。为了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压，《真理报》在会谈当天发表文章特别强调捷克斯洛伐克对苏联的经济依赖。会谈开始后，勃列日涅夫在一份长篇的声明中指责说：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背叛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奴仆。根据大量从捷克斯洛伐克报刊上摘录的各种言论，勃列日涅夫认为：新闻自由正在威胁着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作用，这最终会导致捷克斯洛伐克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代表团成员逐条地反驳了勃列涅夫的指责。杜布切克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唯一目标就是要建立“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斯沃博达也反驳了苏共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背叛了国际主义事业”的指责。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110]最后，双方决定于8月3日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捷克斯洛伐克与华约五国领导人的联席会议，就有关事宜继续商谈。

8月3日上午在布拉迪斯拉发城堡的明镜大厅，杜布切克、勃列日涅夫、哥穆尔卡、卡达尔、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年）和日夫科夫举行联席会议。实际上，勃列日涅夫等人对杜布切克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而杜布切克等捷共改革派却天真地以为自己占了上风。所以，会议只进行了一天，最后还热热闹闹地举行了一个《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勃列日涅夫与杜布切克又是拥抱，又是接吻，似乎和好如初，其实前者已经准备大动干戈。后来人们发现，这个《联合声明》已经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因为它说“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111]。

在以后的十几天里，杜布切克和勃列日涅夫都在加紧行动。前者在激进的群众的压力下，加大进行改革的步伐，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筹备捷共十四大并公布了准备交给大会讨论的报告提纲。这个提纲宣布：“我们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首先要求认真发展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决定的民主主义，为人们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敞开大门……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在其发展中同资本主义相比较要求有更多的公民自由，而不是更少。言论、通讯、集会、结社、旅行自由，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的更实际的人权。住宅权、就业和施展才能权、教育和发展才能权、个人财产权、民主代表权、维护自己的利益权以及参加决定和管理权——这些没有例外地适用每一人。”^[112]后者在克里姆林宫“鹰派”的促进下，则在进行干预的物质准备，17至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终作出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同日，勃列日涅夫用电话分别将这个决定通知给哥穆尔卡、乌布利希、卡达尔和日夫科夫。^[113]

1968年8月20日下午，两架飞机经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信号，声称飞机发生了故障，请求降落，等候从莫斯科空运配件，捷方按照国际惯例同意了。这两架飞机降落在布拉格机场上。走下飞机的乘客都脚踏一样的鞋子，拎着一样的手提箱。他们中的一部分留在候机大厅里，另一部分人坐着苏联大使馆的汽车进了城。机场的捷方警察虽然对他们的装束感到有点奇怪，但以为是过境的运动员，也就没有给予太大的注意。其实，这就是苏联人行动的开始，只是捷克斯洛伐克人还蒙在鼓里罢了。早在8月17至18日，上述华约五国领导人就在莫斯科召开秘密会议。在会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部署了行动计划：军队迅速占领布拉格的各个要害部门，不失时机地扣留一切企图逃往西方的人，行动的时间为20日晚11点半。

入夜，喧闹了一天的布拉格渐渐地寂静起来。布拉格的居民谁也没有料到灾难即将临头。11点半，那些坐在机场餐厅的苏联人几乎同时从箱子里拿出了机关枪，闪电般地占领了机场。停在机场跑道上那两架“有毛病”的飞机成了活动的指挥塔。刹那间，布拉格的夜空被飞机的轰鸣声划破，满载轻型坦克、装甲车和空降部队苏制安—12运输机以每分钟一架的速度从天而降。飞机一着陆，坦克和装甲车就在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带领下直奔市区的各个重要目标。^[114]与此同时，华约五国的军队从北、东北和南部强行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向布拉格挺进。具体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是苏联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格·巴甫洛夫斯基（Ivan G．Pavlovskii，1909—1999年）将军。不算空军支援和空运部队，他共投入了华约部队所属的20万人的兵力，其中苏联6个师，波兰3个师，东德和匈牙利各2个师，保加利亚1个师。由于罗马尼亚坚决不允许保加利亚军队穿越其国境，苏联只好先把保加利亚的军队从保加利亚的瓦尔纳空运到苏联的敖德萨，再从敖德萨运到东德接近出发的地点。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并且又是突然袭击，华约五国的军事行动进行得十分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出兵之后，华约五国政府公布了一份《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的呼吁书》。它声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成果在受到威胁。通过欺骗的手段，社会主义的敌人正努力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权力，破坏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同时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联盟，把它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这些行动也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其他成员构成威胁，也威胁到了欧洲的和平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捷斯洛伐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发出了邀请，“应这种邀请，为了提供兄弟般援助，我们来到了你们的国家，用我们共同的努力来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事业”^[115]。然而，一个多小时之后，布拉格的一个电台则播发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告全国人民书。它声明：“昨天，8月20日，大约23点，苏联、波兰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边界。这是在共和国总统、国民议会主席团、政府总理和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以及这些机关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捷共中央当时正在开会，讨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席团呼吁我们共和国的全体公民保持平静，对正在开来的武装部队不要进行抵抗。”^[116]

华约五国的《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的呼吁书》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声明，观点截然对立。华约部队到底是“不请自来”，还是有人“邀请”？在以后的20年中，无论是苏联，还是捷克斯洛伐克，不论是捷共党内的改革者，还是反对改革的人，对此都讳莫如深。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资料的披露，已经清楚，确实有人“邀请”苏联出兵。第一个请求苏联出兵的是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安·卡佩克（Antonín Kapek，1922—1990年）。他在7月底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请求援助。不久，另一封有五个人签名的秘密“邀请信”又转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手中。写这封信的五个人是：捷共中央书记英德拉（Alois Indra，1921—1990年），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科尔德尔（Drahomír Kolder，1925—1972年）、卡佩克、比拉克（Vasil Bil’ak，1917年—）和《红色权利报》主编什维什特卡（Oldichvestka，1922—1983年）。他们在信中说：“我国健康的民主进程付之东流，纠正缺点错误的工作收效甚微，党中央对社会的全面政治领导正丧失殆尽。出版、广播和电视实际上掌握在右派力量手里，他们极力对社会舆论施加影响，使敌视党的人畅通无阻地进入政治生活。这些人掀起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恶浪，造成反共和反苏狂潮。我们党的领导集团犯了许多错误，已经不能正确地捍卫和执行党的生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尤其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领导人已经无力继续成功地抵制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无力在意识形态方面以及政治方面组织对右派力量进行反击。我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着威胁。现在，我国政治机构和国家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瘫痪。右派力量为反革命政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我们请您，苏联共产党人、苏共和苏联领导力量以及贵国所具有的各种手段有效地支持和帮助我们。只有在您的帮助下，捷克斯洛伐克才能摆脱反革命的威胁。”^[117]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进行了任何重大社会变革，都不会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各方面的阻力。亨廷顿讲过这样一段不无道理的话：“改革者的道路是艰难的。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他们必须两线作战，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118]卡佩克等人无疑属于捷共内部保守派的主要代表。他们知道仅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抵挡住改革浪潮，于是，便想借助于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同样也十分不满的苏联的力量来扼杀“布拉格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