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外交都很僵化的阿尔巴尼亚

内政外交都很僵化的阿尔巴尼亚

二、内政外交都很僵化的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从1951年起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到1980年先后实施了六个五年计划。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突出单一的公有制、优先发展重工业、集中的计划管理。但不同的是，它始终不渝地突出和强调这几方面，而不是随着苏联的调整而调整。

阿尔巴尼亚把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的私有都视为资本主义，因此，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比如，在描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史书是这样写的：“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和主要流通手段——工业、矿山、运输业、银行、商业变成了社会公共财产，以及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基本完成，基本上消除了多种成分的经济，代之以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1960年，社会主义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九，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占批发商业的百分之百，占零售商业的百分之九十。国民收入的近百分之九十来自社会主义成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根据社会经济的这些根本变化得出的结论是：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58]与此相适应，阿尔巴尼亚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60年，工人及其家属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劳动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人民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三点六。”^[59]正是根据这样一些指标，1961年2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宣布：阿尔巴尼亚进入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进入20世纪70年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又进一步提出“要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开刀”，加速为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创造条件，培育“共产主义的萌芽”。在经济发展结构上，阿尔巴尼亚强调集中力量快速地发展重工业。一五计划（1951—1955年）确定的目标是：到1955年，阿尔巴尼亚要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进一步提出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三五计划（1961—1965年）期间，除了大力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工业部门，还要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如铜矿、镍矿加工业，黑色冶金业和化工工业。1971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宣布：五五计划（1971—1975年）的目标是把阿尔巴尼亚由一个“农业—工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为此，在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60年代中期全国完成了农业合作化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又提出合作社要向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发展，所有牲畜都要集体饲养，农民市场全部取消。在经济管理体制上，阿尔巴尼亚由国家用总的计划来组织、领导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经济计划、国家预算、价格政策、工资制度、对外贸易等都是全国统一的，企业仅仅是服从国家统一领导的生产管理单位，市场经济、价值规定等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调节方式而加以排斥。在分配方面，阿尔巴尼亚极力缩小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之间以及他们内部成员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别，逐步缩小“资产阶级权利”在分配领域的作用。1975年3月，霍查甚至提出：私有财产观念是一种可怕的毛病和社会主义的敌人，人们应当“为反对资产阶级化而斗争”，向私有财产“开战”。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在经济建设方面进一步放大了苏联模式弊端，在生产关系方面搞“一大二公”，脱离本国缺少资源和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而片面地、高速地发展重工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穷过渡”。因此，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发展虽然比较快，但同东欧其他国家比起来仍然是最落后的。

然而，阿尔巴尼亚强化的不仅仅是苏联经济模式。在政治方面，阿劳动党凌驾于国家之上，不受任何限制地领导一切。1971年11月，霍查在阿劳动党六大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没有党中央或政治局事先作出决定，国家的或党的任何重大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主要问题都应先由政治局进行研究，然后交给政府，由它落实贯彻政治局的决议”。^[60]实际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都集中在霍查一个人手中。在强化个人权力的同时，霍查还不断进行党内清洗，排除异己。1944—1981年间，阿尔巴尼亚先后发生了十三起重大的“反党案件”。除了前面讲过的科奇·佐泽案件之处，影响比较大的还有：50年代中期的“屠克·雅科瓦和贝德里·斯巴修案件”，“地拉那市党代会案件”，1973—1975年间揭发和处理的政界、文艺界、经济界、军界的三个“反党集团”等等。^[61]其中，在1973—1975年的清洗中，阿劳动党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和三分之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消失，被清除的“官僚主义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代理人”、“阴谋家”和“变节者”共三万多人。^[62]

在文化教育方面，霍查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必须为消灭思想和文化领域中旧社会的残余而斗争”。他还进一步提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在各个领域，在人民内部和党内不断开始阶级斗争，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权阶层。他甚至把官僚主义作风、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等都列为阶级斗争的‘对象’”^[63]。在1966年11月召开的阿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霍查提出了要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任务，其目的是在全体劳动人民的意识中大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彻底根除资产阶级思想，对新人进行全面的共产主义革命教育和锻炼。“只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不获全胜，那么，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就是不巩固的和没有保障的。”^[64]为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文化革命。除了让群众以文字形式公开批评自己和别人的“闪电报”运动、彻底解放妇女运动、文艺工作革命化运动之外，思想文化革命最重要内容有两方面。第一，学校的革命化运动。由于认为学校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阿劳动党不仅重新审查整个教育体制，采用新的教育方法，而且要求学校与生产紧密结合，实行“学习—生产劳动—军体训练”三结合的教育制度，工人和城乡劳动群众监督学校的全部工作并对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教育”。第二，反对宗教、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运动。1967年，阿尔巴尼亚宣布废除宗教，关闭全国2 169座教堂、清真寺和修道院，取消一切宗教活动和宗教节日，销毁宗教书籍和宗教文物，更换与宗教有关的地名、人名。

在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不仅对苏联模式认同的程度最强，而且在实践上把这种模式推向了极端。之所以如此，至少在认识层面上，阿劳动党把苏联模式的经济和政治特征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在对外关系方面把这种认同作为处理同所有国家关系的准则。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不仅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任何交往，而且先后因此与苏联和中国反目，成为既反“帝”又反“修”的孤家寡人。

阿尔巴尼亚国小力微、在巴尔干半岛上也没有什么特殊地位。战后，苏联对它并不在意，在东欧国家中就没有让它加入共产党情报局。但是，阿尔巴尼亚不仅坚定地选择了苏联模式，而且在外交上也紧跟苏联。苏南冲突发生后，阿尔巴尼亚是最早恶化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和在党内清洗“铁托分子”的。从此之后，阿尔巴尼亚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过程中便有了一种以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定亲疏的特征。

苏南冲突发生之后，阿尔巴尼亚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摆脱了南斯拉夫的控制，依赖的对象由南斯拉夫全面转向苏联。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逐步改善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阿劳动党高层有人要求重新评价南阿关系和为佐泽等被处决的“铁托分子”平反。但是，这些人反而又都被霍查清洗了。1955年5月，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否定了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阿劳动党随后在致苏共的信中指出：情报局决议“除了个别策略性问题以外，是完全正确的”^[65]，实际上是委婉地反对赫鲁晓夫访南和为铁托恢复名誉。苏联对此毫不理会，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更进一步承认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1957年4月，霍查、谢胡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会谈时，赫鲁晓夫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南斯拉夫的谴责过于严厉，苏联将会继续同南斯拉夫改善国家和党际关系。阿劳动党后来认为，这次会谈是它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第一次直接交锋”。^[66]

1958年，南共联盟公布新党纲后，在中苏两党的带领下，全世界六十多个共产党展开了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就是在对南斯拉夫的这次批判中，阿劳动党同苏共和中共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苏共在批判南共联盟时注意留有余地，仍保持着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弱。南斯拉夫5月派海军舰队代表团访问了苏联黑海港口，苏联则于7月派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参加苏捷斯卡战役的庆祝大会。相反，中共在批判南共联盟时，从一开始弓就张得比较满，而且影响到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从趋势上看批判的力度越来越强。除批判的言辞十分激烈之外，中国随之将驻南大使伍修权召回，不久南斯拉夫也将驻华大使召回，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降到代办一级。对苏共在批判南斯拉夫态度上的逐渐软化，中国党是十分不满的，因此在继续对南共联盟采取强硬的批判态度的同时，也明显地表达了对苏共的不满。在此过程中，阿劳动党与中共由于在批南问题上的一致性而越走越近。

苏共二十大和1958年批南运动加深了苏共和阿劳动党、苏共与中共的分歧和矛盾，但促使中阿两党更为接近。新中国虽然成立后不久就与阿尔巴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但1953年之前也只局限于外交礼节上的往来，外交级别也低于各自同东欧其他国家的交往。两国互派大使是在1954年，而进一步扩大交流是在1956年以后的事。总之，“直到1960年之前，我们两国的关系，总的说来是有限的”^[67]。阿尔巴尼亚首次公开与中国站在一起是在1960年6月20至25日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会议期间，苏共同一些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突然发难，在许多问题上指责中国共产党。阿劳动党代表团站出来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不能单凭一方面的材料来判断中苏两党的分歧，必须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阿劳动党也因此遭到赫鲁晓夫的斥责和其他东欧国家党的围攻。布加勒斯特会后一个月，谢胡在约见中国驻阿代办时说：阿劳动党将坚持马列主义，坚决支持中共的观点，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虽然都很小，但绝不向任何力量屈服，要为马列主义而生，为马列主义而死。^[68]9月初，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出席越共代表大会，在中苏日渐恶化的争论中，继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方。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霍查同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霍查说阿劳动党不同意布加勒斯特会议的做法和反对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政策。赫鲁晓夫则指责阿劳动党反对苏共的观点，会谈最终破裂。^[69]16日，霍查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言批评苏共的理论和政策，反对苏共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斯大林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等问题上的观点，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他说：“苏联同志在布加勒斯特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是不正确的。”^[70]

由于阿劳动党坚定地站在中共一边，苏联于次年单方面撕毁对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合同，撤回在阿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和根据协议驻守在阿港口的苏联舰队，拒绝阿参加华约组织会议，1961年12月甚至中断了同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这些举动大大地激怒了阿尔巴尼亚，两国关系修复之路被阻断。但是，中阿关系却日益密切并快速升温。在政治方面，最能体现中阿关系亲密性的是周恩来1963年12月至1966年6月间三次访问阿尔巴尼亚和谢胡1966年4月和1967年9月两次来华访问。为了表示关系亲密，中阿两国都给了对方以超高的礼遇。周恩来访阿时，阿劳动党和政府所有的领导人都出面接待或会谈，每次还在地拉那举行10万人以上的群众集会进行欢迎。谢胡访华时，中方除毛泽东以外的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前去机场迎送，北京还组织了百万群众夹道欢迎。^[71]在经贸方面，1961年，中阿签订了一系列的协定、议定书和换文，中国为阿提供大批贷款、成套设备和技术援助。1961—1969年，中国向阿提供了15．5亿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2 100万美元的自由外汇，15．4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援助，包括修建军工项目，提供了飞机、坦克、军舰、导弹、火炮以及大量枪支、弹药、汽车等军需物资。^[72]两国1965年的双边贸易额比1960年增长了14倍。中国提供的都是阿尔巴尼亚急需的物资，其中有些也是中国短缺或不能生产而需要进口再提供给阿尔巴尼亚。对于这一时期的中阿关系，霍查在1966年阿劳动党五大的报告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自己处于困难和不得不克服严重的自然灾害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封锁所造成的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们以国际主义的、兄弟般的和无私的援助。这对于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粉碎经济封锁和加强国防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感谢他们过去和现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给予我们的不可估量的援助。”^[73]

不过，在关系亲密的外表之下，中阿两党之间也有许多分歧和矛盾，只是因双方刻意隐藏而没有显现出来。第一，阿劳动党不同意中国组建包括苏联在内的反帝统一战线。1962年6月，阿劳动党派代表团来华与中共讨论进行国际斗争的策略和战略。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阵线必须把苏联也包括在内，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希望阿劳动党同苏共会谈并放弃苏共必须承认错误这个前提。1964年，中国共产党又多次向阿劳动党提出这样的建议。^[74]阿劳动党坚持认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以苏联领导人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割的”^[75]。第二，在反修策略方面，阿劳动党对反中苏两党举行会谈，认为这不如直接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在1964年赫鲁晓夫生日的时候，毛泽东给赫鲁晓夫发去了贺电，而阿劳动党却宣布褫夺1959年授予赫鲁晓夫的“地拉那荣誉市民”称号。第三，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共产党提议除南斯拉夫之外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派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促使苏共领导转变观点。阿劳动党不仅拒绝这个建议，而且认为中共的建议是反马克思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是帮了各修正主义政党的大忙，对国际共运造成了很大的伤害。^[76]第四，阿党反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对苏联进行斗争。1964年7月，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谈话时说：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的领土，斯大林统治时的苏联也在二战期间侵占了一些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的领土。阿劳动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边界问题有害于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会给赫鲁晓夫指责中国是“民族沙文主义”提供借口。阿劳动党提出：罗马尼亚、日本等国同苏联的领土争端都是于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形成的，如果中国支持这些国家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则会给人造成斯大林侵略了别国领土的印象，直接威胁到斯大林的声誉。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中阿关系开始“变味”，70年代出现了裂痕，毛泽东去世之后彻底分裂。1968年8月的苏联侵捷敲响了中国防范苏联侵略的警钟，1969年3月的珍宝岛武装冲突后苏联扬言要对中国施行“外科手术”打击。另一方面，美国尼克松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国传达谋求中美和解的愿望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把反对苏联威胁放在首位，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试图组建包括美国、南斯拉夫、西欧、第三世界等在内的反苏统一战线。然而，中国方面的这些变化，尤其是对南斯拉夫和美国态度的变化，引起了阿方的强烈不满。

从1969年起，中国停止了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也不再公开指责中国，10月双方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71年6月，中南两国外交部长发表公报，确认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发展关系的基础。1975年10月，南联邦执委会主席比耶迪奇（Demal Bijedié）访华时，毛泽东高度称赞铁托敢于反对苏联压力。同时，中国建议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进行合作，以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阿方反对中方提出的建议，霍查说：“中国给我们的建议事实上是什么呢？要我们去与铁托主义和解，去拥抱对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来说最凶恶的敌人，去拥抱对于我们马列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来说最凶恶的敌人。让我们自己去拥抱铁托，去与他和解，他25年来始终无所不用其极地压迫、摧残并奴役我们的祖国，并妄图使之变成南斯拉夫的第七个共和国！因此，周恩来正在教我们去背叛所有对我们来说神圣的东西：我们伟大的战争、我们的民族和马列主义。”^[77]对于中美关系缓和及中美建交，阿尔巴尼亚更是反对。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周恩来总理很快约见了阿驻华大使，解释了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的考虑及对美政策。8月，阿驻华大使转了一封霍查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78]在信中，霍查虽然表示不反对中国与美国进行谈判，但认为在中美尚无外交关系且处于敌对状态下，在知道尼克松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的情况下，中国接待他是不正确的，犯了一个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79]不仅如此，1974—1975年间，霍查先后清洗了那些与中国交往比较密切的负责军事和经济工作的领导人，罪名是同苏修勾结，试图颠覆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在经济工作中采用了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方法。

“四人帮”被粉碎后，阿尔巴尼亚开始公开批评中国。1976年11月，霍查在阿劳动党七大上报告中说：“‘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这些术语给为争取民族与社会解放进行斗争的广大群众造成幻觉，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躲避超级大国威胁的庇护所”，不能“依靠一个帝国主义去反对或者逃避另外一个帝国主义”^[80]。1977年7月7日，阿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之声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对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批判。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中国的名字，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它是针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而写的。8至9月间，铁托访华前后，阿尔巴尼亚的《人民之声报》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和解，这种做法是“机会主义”，同时大量地刊登论战性的文章，攻击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编辑部文章，论证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阐明了中国的对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这篇文章发表后，阿尔巴尼亚利用媒体、会议、群众游行等多种渠道和场合对中国展开批判，频率越来越密集，调子越来越高，反华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攻击三个世界的理论，指责中国对南斯拉夫和美国等国的外交政策，贬低中国对阿的援助，警告中国不要试图对阿“讹诈”、“封锁”、“施压”等。对阿方的这些攻击，中国采取不予回应的策略。1978年以后，阿尔巴尼亚又开始对中方提供的物品、派遣的专家进行挑剔刁难，指责中国的援助破坏了阿的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国专家“怀有损害阿尔巴尼亚经济的蓄意图谋”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停止对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撤回在阿工作的中国专家。至此，中阿两国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所结成的亲密关系彻底破裂。紧接着，阿尔巴尼亚开展大规模的反华宣传。其内容包括，点名批判中国领导人，完全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完全否定中国，认为中国的内外政策是“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第三个超级大国”，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否定中国援阿的意义，认为这种援助自始至终就不是国际主义的，目的是想把阿变成中国的附庸国；指责中国通过巴卢库、凯莱齐等反党集团干涉阿的内政，中国强迫阿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结成军事同盟。^[81]

继南斯拉夫、苏联之后，中国也成了“修正主义国家”。1976年12月生效的第二部宪法不仅把阿尔巴尼亚国名由人民共和国改为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而且规定在城乡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坚持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直到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彻底胜利，禁止宗教，取消一切税收，禁止同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建立任何经济联系。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就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任何外援和贷款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和前进的国家”^[82]。事实上，此时的阿尔巴尼亚已被苏联模式弊端浸透，无论是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标准衡量还是用今天改革开放的标准来衡量，它的所作所为都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