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的“六·一七”事件

民主德国的“六·一七”事件

一、民主德国的“六·一七”事件

相对而言，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无论在社会发展模式还是对外关系上都能与苏联保持一致。民主德国在20世纪50—60年代虽然发生过许多事件，但除了东柏林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苏联模式和针对苏联本身的之外，其他事件更多地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因为民主德国是苏联与西方对峙的最前线。保加利亚则始终看苏联的脸色行事，社会发展一直比较平稳，国内很少发生政治或经济事件，更无与苏联之间的公开矛盾和冲突。

民主德国本身就是苏联同西方国家尖锐对峙的产物，苏联对它的控制甚于对东欧其他国家。主要是在苏联的推动下，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46年4月合并成德国统一社会党，该党宣称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民主德国没有经过人民民主制度时期。国家刚成立时的临时人民议院和临时人民政府表面上是多党的，可起主导作用的却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共和国总统威·皮克（Wilhelm Pieck，1876—1960年）、政府总理格罗提渥和第一副总理乌布利希都是该党的领导人。1950年，德统一社会党三大通过的新党章提出以联共（布）为榜样，使德国统一社会党向“新型党”转变。在经济方面，民主德国在完成了恢复经济的两年计划的基础之上，从1951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内容是：第一，提出了发展的高指标，“工业生产要比1950年增加90%，比战前翻一番；谷物和豆类同期增长25．3%，油料作物增长近60%，饲料增长43%；全部工资基金增加131%，食品、消费品和农产品平均价格降低28%”^[83]。第二，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无论快速发展还是重工业优先，都需要厚实的工业基础和大量的资金，而这些恰恰是民主德国的软肋。民主德国在原德国经济区中以农业为主，工业相对落后于联邦德国。“按1936年统计，民主德国地区的国民收入占当时德国全国国民收入的22%，工业潜力的39%；只拥有1．3%的铁，7%的钢，26%的有色金属和25%的电机工业。”^[84]问题还不止如此，战后德国要负担巨额战争赔款，东占区主要赔给苏联，西占区主要赔给英法等国。除了经济基础不如联邦德国之外，苏联对民主德国采取了“抽血”的做法，而西方对联邦德国却是“输血”。对此，有著作是这样描述的：“东部地区的拆迁一直持续到1953年，这期间苏联通过拆迁厂房和设备（600多家工厂和大量机器设备）、收取占领费、索要产品和苏联股份公司的收益，所获得的价值估计达664亿旧马克；而西部地区的拆迁实际上在1947年就基本停止，西方美英法三国拆迁设备的总价值估计在15—50亿旧马克之间。从1948年起西部地区得到了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大量援助，而东部地区却遭受西方的经济封锁。”^[85]

因此，民主德国的五年计划实施起来困难重重，经济形势也日益变得严峻起来，人们对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德苏关系越来越不满。“六·一七事件”就是在这样背景下爆发的。

为加快重工业发展，提高积累率，1953年5月28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在6月1日之前对所有工厂的劳动定额作一次全面检查，把它平均提高10%。事实上，这一指标必须通过明显地减少工资和增加工时才能达到，因而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有的企业开始出现小规模的罢工。为了平息事态的发展，民主德国党和政府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设法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调整同苏联的关系。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和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带领的德国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6月3日与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进行了会谈。为了使民主德国跟上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内外政策调整的步伐，苏联领导人要求民主德国进行变革，如农业合作化应本着自愿的原则，放慢重工业发展的速度等。在苏联的催促下，6月9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提高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社会经济形势的“新方针”。决议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和东德政府过去曾犯了一系列错误，这在一些规定和条例中都有所反映，例如，重新调整食品定量供应的规定，接受荒芜了的农业企业的条令，实行特别征购措施，以及严厉的提高税收的办法等等；同时，也忽视了个体农民、个体商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等这样一些平民阶层的利益，另外，在实施上述规定和条例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县和地方政府也曾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致使许多人逃离共和国。”^[86]在此基础之上，德国统一社会党颁布了一系列改正措施，政府根据中央政府局的决议于11日公布并实施。然而，无论是党还是政府对群众最关切的提高劳动定额问题都避而不谈。更有甚者，工会机关刊物《论坛报》6月16日的一篇文章还对所有对定额问题产生“误解”的人提出了警告，强调“有关提高定额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87]。

结果，民众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从14日起，东柏林的一些建筑工人就开始罢工，反对提高劳动定额。罢工的工人还决定到政府办公大楼前示威，要求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亲自收回提高定额的决议。16日一大早，两千多名建筑工人在东柏林市中心举行罢工游行，然后向政府办公大楼前进。沿途又有许多人加入进来，到达后示威者已超过5 000人。开始时，政府只派工业部长赛尔布曼（Fritz Selbmann，1899—1975年）和国民议会委员哈韦曼（Robert Havemann，1910—1982年）出面，可示威者根本不听他们说话。后来，格罗提渥在群众的压力下走出大楼，但没有讲什么，与罢工者交涉的还是赛尔布曼。“赛尔布曼起初想叫工人派代表进部内进行谈判，但工人们既不肯派代表，又不愿意与赛尔布曼对话，也不让赛尔布曼讲话。游行群众高呼：‘要么格罗提渥出面，要么机器明天停转’。接着，游行队伍向城市中心开去。所到之处，都有人加入这一行列。示威游行群众与过路行人齐声高呼：参加吧！不要害怕！我们对这事情厌倦了！明天举行总罢工。”施特劳斯贝格建筑工人罢工委员会同东柏林的建筑工人决定第二天联合举行罢工，还提出了12条要求：（1）充分保证罢工发言人的人身安全。（2）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3）取消提高的劳动定额。（4）采取适应东德价格的工资标准，降低整个食品和消费品的价格。（5）在整个德国实行自由选举。（6）取消占领区边界。（7）撤走所有的占领部队。（8）取消警察部队。（9）立刻重新实行工人上下班的车票减价百分之七十五的规定。（10）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和被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人。（11）遣返所有的战俘。（12）取消对人民的监视。^[88]这时工人的要求已超出经济范畴，与要求政治民主和人身自由联系起来了。

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6月16日下午撤销了提高劳动定额的决定，承认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并没有能平息人们的不满。17日早晨，约八万人在东柏林汇成了新的游行队伍，并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据目击者报道，苏军坦克于当日清晨已进入柏林市郊，但在骚乱伊始并没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到了中午后才靠近政府大楼。其后用了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就包围并控制了整个大楼及周边地区。在苏军的配合下，下午东德当局宣布东柏林进入紧急状态。尽管如此，示威和暴乱活动仍断断续续延续到晚上。事件本身虽于当日基本结束了，但引发的动荡与混乱局势则持续了好几天，并蔓延到东柏林以外的地区。据统计，其后至少有270多个大小城镇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和骚乱，参加者30余万人。在东柏林，除了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等经济要求之外，示威者还提出“举行自由选举”、“撤走苏联占领部队”等政治要求。由于有来自西柏林敌对势力的煽动，有秩序的游行很快发展成为暴力行动。游行队伍撕毁民主德国领导人的画像，放火焚烧工会大厦、警察局和德苏友好大厦，冲进监狱，释放政治犯。由于柏林警察无法控制局势，苏军出动了坦克进行镇压。尽管苏军比较克制，仍然酿成流血冲突。结果，游行示威者中有19人被打死，126人受伤；警察中死4人，伤191人，围观群众死2人，伤61人。^[89]但是，“据西方估计，这次伤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上述的数字。目击者报道说：人们从这场斗争中可以看出，不仅双方死亡的人数很多，而且有无数对罢工表示同情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干部、人民警察和苏联士兵付出了很大的代价”^[90]。18日以后，东柏林和其他城市还有一些罢工和示威游行，但规模小得多。到20日，全国局势才恢复正常。

东柏林事件发生之后，民主德国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社会矛盾。6月21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第十四次中央全会，会后发表了《关于局势与党当前的任务》公报。这份公报承认：“中央委员会在这危急时刻只宣布一件事：即使工人群众不了解党的话，责任在于党，而不是工人。”它同时还提出：“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非得来一次转变不可！”^[91]更为重要的是，这份公报提出了十条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比如，增加社会福利，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增建新的住宅，增加民用电力的配额等等。7月14—2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又召开第十五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党的新方针和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进一步总结了“六·一七事件”的教训：第一，党操之过急而没有适当考虑到目前国内外的先决条件，这就造成经济建设步调过急，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第二，错误地想去消灭国内的中、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影响了对居民的物质供应，在某种程度上还扰乱了党和劳动群众的正常关系。第三，用行政措施去代替那种启发群众的广泛而耐心的工作。针对这些问题，决议根据苏共的建议也提出了“新方针”，其“主要内容是根本改善德意志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并在这个基础上相应地提高共和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92]。另外，这次全会还对中央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像苏共那样，取消总书记一职，改由数名书记处书记集体领导，乌布利希任党的第一书记。在经济方面，民主德国党和政府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和安定社会秩序，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将大批储备粮投放市场，缓和了食品供应不足的现象。第二，重新安排了生产定额和工资标准，以消除工人的不满情绪。第三，交通费用、养老金、抚恤金、社会保险费都作了相应的调整，提高了工人的福利待遇。在上述调整的基础之上，1954年3月底4月初，德国统一社会党举行的四大特别指出：必须进一步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加强国家机关同劳动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取消了党内按照候选人名单投票的选举办法，所有党的机关的选举，都必须自下而上用秘密投票方法进行。会议通过的《解决德意志民族切身问题的道路》指出：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统一德国是全党和全体德国人的基本任务。

德国统一社会党做出的这些调整，除了“六·一七事件”的影响之外，也由于苏联要求民主德国跟上自己内外政策上的变化，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方针”就是马林科夫“新方针”的德国版。为了促使民主德国进行调整，苏联主动减轻了民主德国的经济负担。“1953年8月，双方签署了停止战争赔款的议定书，仅此一项就减轻了民主德国大约25亿美元的负担。苏联还同意把33座德国大型企业无偿移交给民主德国，规定提供给苏联的占领费用不超过民主德国预算的5%。同时苏联向民主德国贷款4．85亿卢布。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苏联释放了5 500多名德国战俘，及时为民主德国输送了它所缺乏的劳动力。”^[93]

德国统一社会党是按苏共的旨意并在苏共的催促下进行自己的调整的。苏联有关机构负责人在“六·一七事件”之后给苏共领导人写了一份报告，在讲述事件的过程和分析了民主德国面临的经济问题之后，提出了改善民主德国局势的17条建议，既包括民主德国党和国家应当如何做，也涉及民主德国与苏联的关系，涵盖了德国统一社会党和苏联采取的上述那些措施。^[94]“六·一七事件”主要是普通民众对体现着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的党和政府一些具体政策的不满，因为由于苏联的控制，民主德国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面并没有像铁托、纳吉、哥穆尔卡和杜布切克这样的人，民主德国的内外政策基本上是随着苏联的指挥棒转。就这次事件而言，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承认自己有错误并作出相应政策调整的同时，对罢工者和公开反对苏联模式的人都采取了镇压政策。当时有一些知识分子要求建立一个“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六·一七事件”后又公开提出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讨论德国自己的走向社会主义之路，要求从内部改革德国统一社会党，抛弃斯大林主义，接受南斯拉夫的经验。然而，这些人都受到了镇压，1957年3月9日被高等法院判处2—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罪名是“反革命煽动罪”、“要葬送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和“迫使政府下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