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的修筑

柏林墙的修筑

二、柏林墙的修筑

经过1953年的风波，民主德国在内部选择了更为谨慎的发展道路，即政治上保持高度的稳定性，而经济上则跟随苏联对某些方面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在前一方面，“民主德国领导岗位上的历次人事变动与领导人的更替，无论从它的过程，还是从它的影响看，都不带什么戏剧性，更未出现政策上的根本转变。1971年5月，执政17年之久的乌布利希宣布因‘年迈’而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内最重要的一次人事变动，他的继承人昂纳克稳定地接过了权力。”^[95]在后一方面，继1953年实行了“新方针”，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也开始讨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1957年苏联实行对工业建筑业进行大改组之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在1958年初召开的中央全会提出了进行改革尝试的方针，仿效苏联对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在具体做法上，根据地区管理原则取消了七个工业部，组建了一批由国家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地区性国营联合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将对工业和建筑业日常领导的重心下移。这次改组虽然有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但并没有解决部门管理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等问题，还助长了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1961年，民主德国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重新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集中领导。

然而，对民主德国来说，最大的麻烦还在于它处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最前沿。两德分立之前，苏联就曾因美英法在西占区单方面搞币制改革而于1948年8月4日到1949年5月12日对柏林与西部三个占领区进行陆路和水陆全面封锁，史称第一次柏林危机。10年后，苏联与西方国家在西柏林问题上矛盾再一次激化，1958年10月到1961年10月出现了持续三年之久的第二次柏林危机。第一次危机导致两个德国的出现，而第二次危机则导致柏林墙的修筑。

“冷战”开始后，东西德国成为两种社会制度、两大阵营接触点。美苏都想利用欧洲这块中心地带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柏林更是它们角逐的前沿。与统一的德国一样，柏林战后也分成了两部分。西柏林虽然是西方的势力范围，但地理上却在民主德国境内，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埋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颗“钉子”。西方国家特别重视西柏林，把它作为与苏联争夺欧洲的前线城市。当时东西柏林之间既无安全措施，也无边防检查。西方国家利用西柏林这个“铁幕”中的空洞，一方面派遣了间谍和恐怖组织对民主德国进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把西柏林装扮成“自由世界的橱窗”以便将民主德国的居民吸引过来。这种手段一度产生了效果，从1952年到1961年，共有二百二十多万民主德国居民通过西柏林逃到西方国家，其中多半是知识分子、科技人员、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对民主德国人口数量和社会稳定都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12—1994年）后来写道：“难道我们能够坐视别人利用开放的边界，在一场无可比拟的经济战中把我们共和国吸干吗？难道我们能够坐视西方在欧洲的心脏地区制造类似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战争动员和战争歇斯底里的升级吗？当柏林西区成为冷战的‘桥头堡’并且肆无忌惮地干着‘扰乱活动’时，我们能坐视不管吗？”^[96]于是，社会主义阵营也采取了强硬的应对措施。1958年10月，乌布利希发表声明说：西方由于违反波茨坦协定、武装联邦德国，因此再也无权占领柏林。柏林应当统一，应当成为民主德国的首都。紧接着，赫鲁晓夫也发表声明：废除柏林占领制度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尽快地改变西柏林的地位，将它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市”，美、英、法等国应直接同民主德国谈判，否则，苏联将单方面采取行动，把苏联在柏林行使的权力移交给民主德国政府。赫鲁晓夫还指出：西柏林是一个“恶性肿瘤”，必须对它进行“外科手术”。如果西方国家将坦克开到柏林、企图用武力保住其地位的话，苏联的火箭就会自动发射。为了将西方势力从西柏林赶走并迫使其承认民主德国的地位，11月，赫鲁晓夫发出了一份限期为六个月的最后通牒。在这份最后通牒中，赫鲁晓夫要求其将各自军队从西柏林撤走，以维持西柏林的自由市的地位。否则，苏联将同民主德国单方面签署一项和平协定，让民主德国政府对出入西柏林的所有通道行使安全检查，“每个思维健全的人都应当懂得，苏联决不会让西柏林保持某种损害苏联的合法利益、安全和其他社会主义安全的状态”^[97]。

美、英、法等西方国家虽然不想退出西柏林，却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苏联6个月后真的与民主德国签署和约并将西柏林通过联邦德国的交通要道的控制权移交给民主德国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就不得不为西柏林的通道问题与民主德国进行协商或谈判，这实际意味着对后者的承认。它们断然拒绝了民主德国和苏联提出的要求，同时宣布不作任何让步并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西柏林。于是，两大阵营纷纷调兵遣将，屯兵于东西柏林、东西德国。中欧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东西方之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不过，美苏两大阵营只是以武力相互威胁，并没有真的交火。它们都清楚，对方也掌握有核武器，战争对谁都是灾难性的。对峙的双方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军事对抗的同时又都寻求解决危机的外交途径。先是米高扬（Artiom Ivanovich Mikoyan，1905—1970年）在1959年初来到华盛顿会晤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年），告诉他苏联提出的六个月期限并非最后通牒。与此同时，英国首相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1894—1986年）也来到莫斯科见赫鲁晓夫。接着，从5月到8月，美、英、法、苏四国外交部长在日内瓦举行了两轮关于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会谈，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会谈中，西方三国提出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的统一，苏联则要求两个德国各以独立国家的身份进行谈判，以便实现德国的统一。由于东西方观点大相径庭，四国外长会议在德国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无论如何还是缓和了危机的紧张程度。半年过去后，苏联没有单独与民主德国签订和约，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也没有发生军事冲突。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据昂纳克回忆，1959—1960年间，在美英等的扶植下，联邦德国国防军的兵力已超过35万人，多次与北约盟国的部队举行针对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军事演习。联邦德国甚至公然宣称：西方通过和平的途径迫使东方让步的各种可能性都已经穷尽了，剩下的办法就是用武力改变一切。^[98]另一方面，民主德国经过西柏林逃往西方国家的人日益增多，1961年6月有2万人，7月上升到3万人，到8月上旬每天就有1 500多人。前沿出现如此之大的空洞不能不使东方阵营的领导人心急如焚。此外，来自西德、西柏林占领区以及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可以按照一对四的有利比价，将西德马克自由兑换成东德货币，在这里大批购买便宜的食品和日用消费品。^[99]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乌布利希产生了构筑分割东西柏林的柏林墙的想法并通报给苏联领导人，后者建议将此想法提交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讨论。8月3日，会议如期举行。在会上乌布利希提出要对民主德国与西柏林、联邦德国的边界按照一般主权国家的惯例实施检查，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也同意这个建议。筑起柏林墙的决定在最后采取行动之前一直是绝对机密，会议的最终文件中对此决定没有做丝毫的暗示。根据1991年德国统一后开放的原东德档案，当时乌布利希认为柏林墙只是通向签订和约以及使西柏林问题以有利于东德方式加以解决的过渡性步骤，赫鲁晓夫则更多地将其视为解决柏林危机和迫使西方国家作出有利于东德的妥协的一个有效手段。

莫斯科会议结束后，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遂发表声明：鉴于欧洲和平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责成部长会议采取保障和平所必需的一切措施。次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将欧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尚处于开放状态的边界有效地控制起来。当天下午，乌布利希就签署了《关于民主德国与柏林西区及与联邦德国之间边界安全措施的命令》。根据乌布利希的命令，8月13日凌晨，民主德国的军队、警察和工人战斗队在国防委员会书记、后来成为民主德国最高领导的昂纳克的指挥下，对东西柏林的边界进行封锁，拉起一道道铁丝网。民主德国的广播电台同时发布特别公告宣布：封锁西柏林边界的行动是根据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一项特别决定而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保卫欧洲的和平、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9月15日在向赫鲁晓夫通报8月13日以后的形势时，乌布利希写道：“已按计划关闭与西柏林的边界。逐步实施相应措施以使敌人难以确定我们的目标，使我易于发现边界薄弱地点。我应当说，敌人采取的反对措施比我们预料的要少。”他在信中还说：前几年的经验表明，对于像民主德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在有开放边界的条件下，同像西德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是不可能的。这种可能只有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生产能力按人平均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时才能出现。^[100]对于封锁的进一步发展，有著作详细地描述说：“后来，民德政府又将当初匆忙建起的铁丝网进一步改筑成混凝土高墙并不断加固。经1963年至1964年大规模的建造，绝大部分地段都用水泥板构制而成，并在其顶部加上水泥圆管，在一些重要地段还建造了一道内墙，两墙之间为100米宽的‘无人地带’，其间有巡逻道、防汽车壕和防坦克路障，配有强光灯、电网、瞭望塔、警卫部队、警报系统、地雷、自动射击装置；在一些铁丝网地段还设置了装有一触即发信号的铁栅栏。盟军出入东西柏林只有一条通道，配备有装甲车守卫。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昼夜值岗，一旦发现有人非法越境，随时有权开枪射击。”^[101]人称为“乌布利希长城”的柏林墙就这样横亘在东西方之间。

柏林墙的筑成有效地阻止了民主德国的人口外流，也极大地限制了西方对东方的人员渗透。从这个角度说，它的确是保卫民主德国和苏东国家、防止西方颠覆和破坏的屏障。但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的大潮中，柏林墙经过近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一夜间便被推倒了。年逾古稀、患了绝症的昂纳克也因指挥修筑柏林墙，特别是下令向越墙者开枪而身陷囹圄。如今，柏林墙的遗址早已成为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一个景点，不同的人在这里怀有不同的心情，对往事更有不同的评说。无论如何，柏林墙曾经是划分东西柏林、东西德国、东西欧洲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

“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美苏学会了如何最大限度地考验对方的忍耐力，形成了双方均能接受的处理危机的‘游戏规则’，即多给对方一点回旋余地。”^[102]因此，第二次柏林危机之后，两德之间及其背后的东西方关系进入了稳定时期。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民主德国继续保持着政治体制不变、经济体制上紧随苏联的发展道路。

1962年9月，针对企业缺少经营自主权和生产积极性，企业经营好坏与生产者的利益脱节等问题，苏联经济学家叶·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提出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重视利润的激励作用、国家应当运用价格和财政等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等建议。围绕利别尔曼的这些建议，苏联理论界展开了热烈讨论。^[103]苏共中央1962年11月召开中央全会决定逐渐进行经济改革试验，1963年初又成立了对这次讨论进行总结和研究的专门委员会，1964年决定在莫斯科、顿涅茨克（Donetsk）等地八十多个企业中试行对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实行新的奖励制度。

在利别尔曼的建议以及其后苏共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示范下，民主德国不仅经济学界展开热烈讨论，统一社会党也采取了相应的改革行动。1963年1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作的政治报告中，乌布利希提出：新的任务要求坚定地在经济管理中实行生产原则，为此，要实行国营企业联合公司的完全负责制，使它建立在经济核算原则的基础上；要建立工业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以及改变对专区工业的领导；要吸收手工业、半国营和私营企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04]6月24—25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和部长会议举行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联合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准则》。从1964年1月1日起，民主德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经济体制改革。新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一是国家主要通过远景规划下达方向性的指示，企业和联合公司据此制订年度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协调。二是大力推广以利润为核心的经济杠杆体系，广泛采取成本、价格、信贷、税收、工资和奖金等手段，实现企业的经济指标，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三是下放经济管理权限，把中央和国家机关原来的许多决定性职权下放到联合公司、企业和地方经济管理机关。联合公司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控制和协调所属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企业接受国家下达的少数利润指标后有权确定经营、销售和财务方面的细节，投资主要靠自筹资金、贷款。按国家规定上缴纯利润后，企业有权利用自己支配的利润设立发展社会福利、后备和奖励等基金。

由于是党和国家主动倡导的，还由于在速度上和程度上与苏联保持着一致，民主德国的新经济体制进行得比较顺利，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比如，同60年代前半期相比，民主德国1966—1970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年增长率从3．4%提高到5．2%，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从5．9%提高到6．1%。1970年，国民收入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1 174亿马克，人均为5 820马克，比1965年增长22%。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有较大的提高，肉、奶、蛋等产品可以自给，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职工的最低工资从每月220马克提高到300马克。^[105]1967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七大将“国民经济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制”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大会还提出，这种体制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而且适用于整个社会的发展。

然而，新经济体制并没能一直实行下去。从内部看，这种体制是在经济结构极其不平衡、经济杠杆体系也不完备的条件实施的，虽然不同程度地解决了旧有弊端，可同时又带来新的问题。首先，扩大了经营自主权后，许多企业通过操纵微观生产结构和利用价格等经济杠杆的不完备在质量和技术规格上弄虚作假以谋求高额利润，造成产品品种减少，实际经济效果没有真正提高。其次，出现了财政基金和物质基金的比例失调，原材料、交通和建筑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加工工业，加剧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外部看，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被镇压，1970年反对改革的哥穆尔卡在危机中下台，这些既矛盾又复杂的事件大大地影响了民主德国新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实施。1970年9月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在讨论了近两年的经济形势、比例失调现象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之后，重新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和集中的计划与管理。人民议院1971年3月通过了取消一些经济条例的决议，5月又公布了国民经济平衡法。这样一来，联合公司、企业和地方经济管理机关的一部权力重新被中央收回，管理体制又回到了中央集权的老路上。

需要指出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民主德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也并非简单地倒退，而在重新强调中央统一管理的同时保留了新经济体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力图探索出一条既不过分集中，也不过于分散的管理体制。中央集权的管理与企业的独立经营相结合，国民经济计划与企业计划相互平衡。在管理经济中注意运用成本、价格、利润、信贷、工资、奖金等经济手段，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改善产品的质量，增加职工的收入。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解决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加强生产的集中化、专业化，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等问题，民主德国又开始实行联合企业的管理体制。1978年5月，德国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了扩建和新建联合企业的决议，决定在联合企业中实行科研、生产和销售三结合的原则，在国家统一计划和控制之下逐步将外贸企业并入联合企业，从而使后者可以直接进行外贸活动。1979年11月，民主德国政府通过了关于国营联合企业、联合企业所属企业的条例，明确提出要把联合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物质生产的基本单位。到70年代末，“民主德国在工业和建筑业中有129个联合企业。这些联合企业拥有约240万名职工，工业年产值2 600亿马克，占我国工业总产值的83%；建筑方面的联合企业年产值180亿马克”^[106]。最终，民主德国形成了一种中央集中管理下的以联合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管理体制，也被称为全国托拉斯化的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