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经济危机

严重的经济危机

一、严重的经济危机

东欧国家的经济危机，从表层上看是经济增长停滞、恶性通货膨胀、外贸条件恶化和高额债务负担等现象，但深层次上却是经济体制的失灵。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计划经济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超强的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迅速建成工业项目。但是，它的缺陷也很明显，即经济管理方式是粗放型的。对管理者来说，最重要的业绩不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计划任务。即便工厂有能力超额完成任务，管理者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上级制订下一年的计划所根据的是前一年的产量。这样一来，计划制定者得到的信息严重失真，计划经济因而成了一种特殊的“无序”经济。在资源分配方面，公有制经济实际上成了一种“官僚所有制”经济。管理者控制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而普通劳动者并不能分得经济发展的好处，因而单靠意识形态的激励和对美好未来的许诺已激不起他们的劳动热情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以强制增长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模式并非没有经济增长的极限，通过最初一代人“节衣缩食”换取的高速经济增长，无法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率迟早会逐渐下降，而且越来越明显。每一代人为下一代人留下沉重的包袱（由于总是推迟，紧急和繁重的任务将不断累积）和极不协调的经济结构”^[1]。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在70年代中期达到极限，此后开始大幅度下滑，1973—1987年的年经济增长率从3．9%下滑到了1．9%，到1988年几乎停滞不前甚至负增长。以1988年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率为例，波兰是4．1%，匈牙利是－0．1%，捷克斯洛伐克是2．2%，保加利亚是2．6%，罗马尼亚是－0．5%。与1987年相比，只有波兰是增长的。^[2]

第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短缺经济”特征更为明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效益被特权阶层截取，但由于各国经济增长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计划经济下的福利政策还能够维持。然而，70年代中期后，随着经济停滞，各国的福利政策遇到很大困难，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给匮乏的现象更为突出，凭票的分配方式逐渐难以维持。^[3]80年代后，东欧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有限的价格改革，缩小行政价格，扩大虚假行政价格（Pseudoadministrative Prices）的应用领域，部分地放开物价。匈牙利开始实行竞争价格，以国际市场作为国内定价的基础。波兰采用新的价格法，形成官定价格、调节价格和合同价格相结合的价格体系。捷克斯洛伐克对批发价格进行经常性调整，较少批发价格对零售价格的影响，并且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基本工资和奖励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制度。保加利亚实行了国家统一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和奖励价格相结合的混合价格体制。南斯拉夫公布新的物价法，对物价体制进行改革。新物价法的核心内容是改变过去由官方机构控制价格的办法，实行自由形成价格制度，政府只对少数（约占8%）的商品价格进行控制。^[4]价格机制改革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中，南斯拉夫和波兰最为严重。南斯拉夫的通货膨胀率1981年是46%，1985年是76%，1987年的通货膨胀率突破3位数达到118%，1989年则上升至1 256%。波兰通货膨胀率在1980年为9．1%，1988年为61．3%，1989年则达到244．1%。通货膨胀率较低的匈牙利，在1988年也突破了两位数达15．5%，1989年达17%。^[5]恶性的通货膨胀使普通劳动者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他们对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社会制度失去了信心。

第三，对外贸易困难重重。一方面，东欧国家在与苏联的贸易中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1973年后，受全球石油危机的影响，苏联提高出口的能源、原材料等商品的价格，东欧国家处境愈加不利。1973年时，苏联对东欧的贸易逆差为631．5百万卢布，之后则转为顺差且数额不断扩大。东欧国家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苏联。^[6]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国家要求加强相互之间的横向联合、加强与西方国家经济合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匈牙利的经济学家提出：“经互会成员国应回到40年前季米特洛夫设想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合作，而不能主要依靠苏联。与此同时，必须积极发展经互会以外的联系，只有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匈牙利的经济才能发展。”^[7]这不仅说明了东欧各国与苏联的离心力增强，更说明了他们对作为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经互会市场开始丧失了信心。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的商品又不能顺利地打入西方市场。由于经互会相对封闭，东欧各国的产品远离世界市场，缺乏与世界先进产品的竞争力。另外，东欧国家没有及时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和工艺的推动力，这导致生产技术与工艺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在新科技革命的条件下，西方国家逐渐增加高知识、高技术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份额，而东欧成员国出口产品仍是涡轮机、发电机、收割机和挖土机等一些传统的机械产品，无法与大型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产品竞争。因而，东欧国家通过发展与西方国家贸易来逐渐摆脱苏联控制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最后，债务危机。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东欧各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向西方国家举借外债。到80年代中期，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等国背负的债务都在100亿到300亿美元之间，超出国际公认的外债警戒线，形成了债务危机。对此，有学者指出：在东欧，“债务危机成为一个自为的过程，在80年代开始令人绝望地愈演愈烈”^[8]。到了80年代末，匈牙利的负债总额是其出口额的两倍，保加利亚的负债总额是其出口额的三倍，而波兰则达到了五倍。为偿还债务，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不得不支付其40%、45%和75%的硬通货收入。东欧国家每年要用5%—8%的GNP收入来偿还债务，不仅严重地削弱了它们的投资能力，而且不得不靠借新债来偿还旧债。^[9]比如匈牙利，1988年的200多亿美元贷款只有40—50亿美元用于投资，其他部分则全部用于偿还旧债。^[10]

经济增长停滞、“短缺危机”的加重、外贸条件的恶化和债务危机，这些只是东欧经济结构性危机的表象，因为任何一方面的改革如果没有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合是很难取得突破的。改革已经到了必须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的地步，这一任务应该由各国共产党政府来完成。然而，受意识形态教条的束缚，它们在经济危机面前只是做一些不触动经济制度的小修小改，收效甚微，以致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威胁到了政权的合法性。对此，有学者指出：“在政府的分配下，盈余的收入也与经济增长一样消失了。原本良好的不断增长的生活水平也停滞了，早熟的福利国家失去了基础。包括就业在内的最低限度的……都难以保证。最初单纯的经济危机演变成了全面的政权危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