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有哪些重大作为

张之洞有哪些重大作为

张之洞有哪些重大作为？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

张之洞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概括和总结。毛泽东在谈及张之洞时曾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由此可见，张之洞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公元1837年9月12日，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当时其父张瑛任兴义知府）。张之洞自幼博闻强识，文才出众。11岁时，张之洞就已成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并作有《半山亭记》，名噪一时。《半山亭记》的全文刻于安龙招堤畔的半山亭。张之洞12岁时在贵阳出版第一本诗文集。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张之洞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第一名。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张之洞与贵州人李端棻（fēn）同时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在此期间，张之洞成为清流派重要成员，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吴大澄、张观准、刘恩溥、吴可读、邓承修、何金寿等人一起，高谈阔论，针砭时弊，纠弹时政，抨击奕訢、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时有“四谏”、“六君子”、“十朋”等称呼。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张之洞受命任山西巡抚，开始成为封疆大吏。后来张之洞的政治态度发生转变，大力从事洋务运动，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公元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张之洞奉命署理后又补授两广总督。在任职期间，张之洞力主抗法，积极筹措军饷和武器，并且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最终击败了法国军队。与此同时，张之洞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创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与操法训练士兵，设立广东水陆师学堂。公元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此后的十八年间，除两度暂任两江总督外，张之洞一直任职于此。他把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创立了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创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大力促进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的修筑工作。公元1894—1895年，张之洞奉命暂署两江总督，在此期间，他仿照德国营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后来又以此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了大力培养洋务人才，张之洞非常重视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先后创立了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型的新式学堂，并且曾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运动的过程中，张之洞还大量举借外债，开了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的先河。

公元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张之洞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强，必将深入”的形势，建议进一步巩固津沽及盛京的防御工事。10月26日，张之洞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本军队强渡鸭绿江，辽沈告急，张之洞再次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项主张。11月2日，张之洞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将旅顺重重围困，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和李秉衡，要求急速为旅顺解围，但均未奏效。

公元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出急电，建议他“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自己原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之后，张之洞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获悉清政府有割台海给日本的打算时，急忙致电清政府，力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两个：第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国必然会以军舰保卫台湾；第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这对英国大有益处，英国必然同意保卫台湾。3 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他积极抵御外辱；一方面建议他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政府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即求助于外国）。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再次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将士和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他“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然而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下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职期间，张之洞颇得一些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因此在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姿态出现。公元1895年秋，强学会在京师成立时，张之洞捐金五千两作为资助。不久，上海强学分会成立，张之洞被推选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帮助创办《时务报》。然而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矛盾日趋激化以后，张之洞转而与维新派分道扬镳，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且严厉斥责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人。

公元1898年4月，张之洞撰写《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制度，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公元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张之洞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并多次上书清政府，要求严酷镇压义和团运动。同年夏天，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政府对外宣战，张之洞却在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的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8月间，在英国领事的协助下，张之洞在汉口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公元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设立督办政务处，命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于是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合向清廷上了“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及调整中法关系十二事，采用西法十一事，成为“新政”活动的重要蓝本。公元1903年，张之洞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共同办理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过修改重新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次采用了近代教育体制。公元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张之洞在东南地区大力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因而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公元1907年，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次年，清政府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张之洞受命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后兼任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公元1909年，张之洞病逝，谥号“文襄”。其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