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断裂”社会

第二节　城乡二元“断裂”社会

一、城乡人口素质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惠及全社会，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且出现了社会发展的严重“分化”。针对这种社会阶层、地域发展等差距拉大，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断裂的概念，并认为“断裂”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突出的特征。孙立平教授认为，所谓“断裂”，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是社会发展中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社会断裂至少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其一是社会等级与分层结构上的“断裂”。其二是城乡之间的“断裂”。其三是指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断裂”。断裂社会的实质是几个时代的成分并存，但相互之间又缺乏联系（孙立平，2004）。

从城乡社会“断裂”的视角出发，先考察我国城乡人口素质差异。人口素质，也称为人口质量。人口学所讲的人口素质一般指的是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4]。从人口学的定义上看，人口素质包括三个方面，但因为思想素质不好测量且不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所以关于人口素质概念，学界素有“二元观”和“三元观”之争，前者包括健康素质和教育素质，后者则包含了思想素质或道德素质。人口素质具有生物和社会双重属性，前者取决于生物遗传因素，后者取决于社会环境因素。一般人口学所讨论的人口素质主要着眼于人口的健康素质和教育素质，健康与教育均具有人口的自致特征（population achieved characteristics），而不是先赋特征（ascribed characteristics），这些特征直接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实力、教育、卫生医疗发展水平及其制度有关。下面我们从健康与教育两个方面考察我国城乡人口的素质变化。

衡量一个人口健康素质的指标之一是婴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的高低直接与这个人口的医疗水平妇幼保健条件有关，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健康条件的敏感指标。表6-5给出了我国部分年份城乡人口的婴儿死亡率。可以看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婴幼儿死亡率都在不同程度地下降。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存在且差距不小。2009年，乡村婴儿死亡率为17.0‰，高于城市一倍多；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农村为21.1‰，高出城市14个千分点。这些健康指标的城乡差异反映了城乡人口健康素质的差异，同时也反映了城乡人口医疗卫生条件的差距。

另一个综合反映人口健康的指标是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与人口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直接相关。表6-6数据显示，总体上看，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不断提高，从1982～2005年抽样调查，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了近8岁，处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城乡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差距明显，而且，20多年来，城乡平均预期寿命的差距没有实质性缩小，始终维持着5岁左右的差距。

表6-5　我国监测地区分城乡的婴儿死亡率

资料来源：卫生部：《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表6-6　我国分城乡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

资料来源：1982年、1990年、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5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反映人口素质的另一个维度是人口的文化教育水平。总体上看，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人口的教育素质不断提高。历次普查资料表明，我国人口的文盲率迅速下降，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在不断提高。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普查，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22.8%降到6.7%，人均受教育年限也由5年提高到了接近8年。可以说我国文化教育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从城乡二元结构去观察，城乡人口的教育素质差异依旧很明显的。如2000年普查，乡村人口文盲率仍高于城市4个百分点；乡村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低于城市人口9年的平均水平，这些差距反映了城乡人口教育素质的差距。

表6-7　我国分城乡人口的教育水平

资料来源：1982年、1990年、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二、城乡社会发展“断裂”

城乡人口素质差异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城乡二元社会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确经历了差距缩小再到从小到大、再到更大的过程。如1980年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对比为2.50（城镇比乡村），到1985年缩小到1.86；不过，到1990年，差距不是继续下降而是开始扩大，到1995年高达2.71，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水平。2005年超过了3，2009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12022元。若以国际上常用的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在家庭消费支出总额中的比重）来衡量我国城乡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城乡社会的差距始终存在。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是57.5%和67.7%，分别处在贫困和温饱阶段；到2006年，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8%和43.0%，分别处在富裕和小康阶段。城乡都在进步，但还未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城乡社会“断裂”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表现在教育健康等社会发展方面，人口素质的国家资源再分配上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差异。以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投入为例，我国学者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旧有的城市和农村地区教育和医疗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被逐渐废弃，城乡社会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深。特别是城乡社会二元差距原本很大，而且还在继续广大（张晓波，2003）。从表6-9数据中可以看到，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始终处在投入不足的状况，本来就属于低水平，而国家资源再分配时，农村仍低于全国水平。农村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也是如此（见表6-10），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缩小，而是持续存在。

表6-8　全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表6-9　全国普通小学、初中生人均预算内事业费

资料来源：教育部：《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表6-10　全国城乡人均卫生费用投入

续表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7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以上的统计事实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固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不可否认，在分享发展成果中，乡村人口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城乡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城乡社会的“断裂”在继续，“裂痕”在扩大。事实上，早年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其著名的《第三次浪潮》中，对信息社会的“断裂”做过一番预见；而2001年托夫勒再次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巨变时，又一次阐述了关于社会“断裂”的思想。他指出，中国的国情非常复杂，在960万平方千米内生活着三种不同“世界”的人。大约有7亿至9亿的农民生活在属于“第一次浪潮”的世界里，即还停留在农业社会，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2.5亿至3亿人口生活在“第二次浪潮”之中，他们还属于大生产的工业社会。中国只有极少数人跨入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第三次浪潮”，这些人口不超过1000万人。托夫勒认为，这样复杂的国情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相当大的难题。因为，每一个不同的社会组成部分都有不同的要求，更何况中国又有如此庞大的人口。^[5]在未来的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的三代“浪潮”比例会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发生历史性巨变，这对于我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