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行政”的村庄

二、“被行政”的村庄

村庄是村庄里的人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在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利于耕种和繁衍的地方就是安居的所在。中原地势平坦利于耕种，但无法承载人口的迅速澎胀，谁该离开好地方去遥远偏僻的荒蛮之地，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所以，战争从远古一直打过来，打到尸骨到处埋、人口满天飞，打到很拙劣的一块地方也能够心满意足、心安理得地繁衍后代。所以，村庄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村庄里的人们自觉自愿的选择，任何时候都是强势政治的结果，村庄里的人们怨不得祖先。

也许那些为逃避战乱从遥远的北方迁徙南方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权力的延伸。这些人初到南方时称自己是客家人，心里可能还做着“回到家乡、回到北方”的梦，没想到这一回南方做“客”，做了几千年，做出了一个中华大地的千古奇迹。其实从北方来到南方的拓荒者又岂止是自称客家的人们?人口的迁徙伴随着战争的乌云翻来覆去，天知道自己到底来自何方。考古发现，我的家乡赣中平原曾经有着和殷商同时期同样繁荣的文化。为什么后来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然，何以至于大墓惊现壮观青铜器场面时，人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消弭了这一地区的传承文化?也许战争和迁徙更贴近历史本身。

好在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华夏子孙。但是，理想主义者似乎不应该忘记，村庄的表情不仅是村庄本身的流露，而且是政治驯化的结果。在政治驯化过程中，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们又是实现政治驯化的工具。

多年以来，我行走在农村的土地上，看惯了农村的土地和村庄，习惯了农村的风雨雷电，摸透了农民的小小心思。对于农村的一切，我熟识如家中的任何物件，从没有对那一件特别的用心。而现在村庄把我紧紧地揪住，是因为我离开了村庄，是因为我怕村庄离我悄远去。我知道这是多么可笑的臆想，但是我宁肯愚蠢地相信。因为村庄太小，小到任何人都可以去搬动。可是村庄也太大，大到一头托着农村的现在和未来，另一头又维系着中国社会的平衡和倾覆。

我人生的大部分经历连着农村，我曾经和所有农村孩子一样怀揣着进城的梦想，可是命运之神又把我甩向农村。现在我已经进入中年，我在想，我应该为我的乡亲、为我自己的阶层说点什么，尽管我仍然是多么的无奈，但是我还是可以从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中，告诉人们来自村庄的感受。

1980年代的最后两年，我在县机关屁股还没有捂热，就奉调下乡镇去锻炼，做着一个村的蹲村干部。我说的村按照有关法律已经不能叫做行政村，它是多个村庄联合的自治组织，由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衍化而来。注:我以为这句话得留可。我带着情绪住在村支部书记家里，跟着村里的一帮干部行走在各个村庄。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村庄里的人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毫无意识地跟着他们行走在村庄里，上房揭瓦，下栏抓猪，该出手时就出手。其实那时候我不敢手软，也没权力手软。一般乡镇干上房揭瓦、下栏抓猪这样的活都是大兵团作战，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我不动手别人也会动手。更主要的原因，我不愿在众人面前表现我的懦弱和无能。

可是有一件事情还是让我手软了。这一年的农业税征收，乡里规定完成任务的最后期限是9月1日，完成任务可以得奖，没有完成任务受罚。有一个村庄欠账很多，村支书带着我们去突击。这是一个移民村庄，房屋都是新近做起来的，有的还没有竣工，还在砌着墙，还在刨着木。我们去的这一家刚刚竣工，因为接收地少，夏粮打下来大概都让工匠和帮工的吃了，我们到处看了看，并没有余粮。这家的主人解释说，过几天到库区收了那边的谷子，再来缴公粮，请求宽限几天。干部们不同意，说没粮就折金。这家主人又说，建房都是亲戚们帮忙，哪里还会有钱?这么讲了几个回合，有人就动起粗来。男主人表情扭曲，眼睛腥红，席地而泣。本来人家为了国家水电建设，抛家舍业，异地落户，而且马上又面临开学，想想也是凄苦。这时候有的村干部叫嚣着要掀他们家的楼板，女人死死地按着梯子，嘴里喊叫着。我立即叫停，容许他们宽限几日，可这一“宽”，移民村的任务就都“宽”了。到了交账的日子，我老实交了罚款。那时候乡镇干部的工资好像就百十来块，钱交罚款了，但我心里还是比较踏实。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这件事，后来我做着乡镇长和乡镇党委书记的时候，还常常告诫我的那些行走在乡间的同事们:一个被扭曲的村庄，心理一定不会正常，表情一定不会自然，在村庄的心里一定会长满荆棘，总有一天你再去村庄的时候，它会扎得你鲜血淋漓。

其实我相信，所有的乡村干部都不愿意去干这些事，只是他们也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乡镇干部的工资常常是联着“三要”任务，你不出手，上级就动你的手。所以我想逃避。两年锻炼期满后，书记问我是否留下来做个副乡长，我没有考虑就告诉书记回机关。过了几年，我在机关里转了一圈，又下乡镇去了。不过这回我不是做一个村的蹲村干部，而是做一个乡的乡长。这时已是1990年代后期，农民对于政府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怨声载道，在民怨沸腾的环境中我开始学习做乡长。

这是赣南山区的一个乡，到处是山，几乎没有几块平地，乡的规模不大，11000多人分成六个自治村，财政规模很小，空转占五分之一，农业税占一小半，工商税占一多半，而生猪税又占工商税的一多半，也就是说乡财政的盘子里基本上装着村庄奉上的蛋糕，这是乡里用于发放干部和教师工资的钱，乡里要用钱全靠从村庄里收上来的统筹、水费和各种罚款。在窘迫的财政境况中，我深深意识到村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没有理由不关注村庄。在我的记忆中，全乡97个村小组我都去过。实际上，山区的自然村落远远不止这些，有的村小组包涵了五六个自然村落，若以存在计，中国的自然村落到底有多少，如果不去重新统计，恐怕谁也说不上准数。

赣南山区村庄或依着山坡排列，或拗着山脚环绕，或就着山窝开基，还有一些单家独户的房屋离开村庄远远的，独自占山，房屋建在半山腰。村庄都很小，有的几户，多的十来二十户。建筑多为干打垒，与赣中平原的民居有较大区别，但功用大同小异，属于四扇六间，其中两间为前后厅。普遍有院，不管大小大都铺了水泥，主要是代替晒垫。院子里有压水井，杂房，厨房，猪牛栏等建筑。村庄的空地很少，路也狭窄，紧巴巴的就着一个坡，或者绕着一个窝。村庄四周的田块也很小，最小的田块大概也就几个平方米，打下的谷子不够一家人吃一餐。

赣南很大，村庄很小，给我的印象是穷。我做乡长的时候还看不到几栋砖混结构的房子。赣南山区大都居住着客家人，人很热情，也爱干净。去义庄的时候印象尤深。这个村庄很远很偏，从乡政府过去大约40多里地，骑摩托车可以走上20里地，剩下的路只能步行。我决定要去看一看的时候，村里的书记不太情愿，说是没事跑那么远去干吗?我执意要去，他只好陪着去。走了几个小时，快吃中午饭的时候才到。因为没有电话，事先没法告知，村民小组长见我来很是意外，高兴自然，说了很多客气话，马上又吩咐家人做饭。

村书记陪着我东瞧瞧西看看，进村的时候走得急没有细看，这会儿看着，感觉这个村庄着实很漂亮，有些世外桃园的感觉。村门很窄，两座山逶迤下来，只让出几米的空间，旁边有一条小水沟，流淌着细细的泉水。村庄的先人进山开基的时候架了木桥，站在木桥上看过去，山窝窝幽深空旷，房屋沿着沟溪两边而建，十几户人家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次序井然。两边的山，山顶没有乔木，半山腰而来，树荫浓密。很多人家的院子里都栽着桃李，这会儿果子已经下树，树枝经过撕扯显得十分疲惫。猪圈里有几个小猪吃着食，几只狗跟着我们，十分的殷勤。这么转悠了几圈，只闻到菜香，却不见组长来喊，又和村书记聊了些修路的情况。饭菜上桌的时候，我很是惊讶，这一时半会儿，哪里弄的这么多菜?吃着山里人家的饭菜，喝着客家人自酿的酒，心里很温暖。我想，一个村庄纵然再穷，也需要尊严。

转眼又到了征收农业税的时候，进度是考验乡长能力的标准。其实，我也知道乡镇要粮仅次于要命，难度实在很大。但是吃了这碗饭，再难也要去面对。蹲村的干部说，桥头村压根进不去，他们集体抗税，问我怎么办，是不是请派出所出面?我说不必，我去看看再说。去了桥头村，才知道这个村在水库里边，房屋在山坡的阳面排列开来，并不整齐。在一位退休干部家里聊过，才知道公社修水库时村庄迁过一次，水库淹没了不少田土，但公粮的基数一直未减，村庄里的人们一直想不通，但又没有办法。现在农民负担重，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公粮基数再减不下来，就是抓去坐牢也不交了。一家家走过，人人都是一腔怒火。我请财政所和村干部核实过，答应他们先征后返，老百姓这才不情愿地把税交了上来。

老百姓高兴了，我的日子却难了。有人说，过去收得好好的，现在说免就免了，这个窟窿谁去补?也有人说，搞农村工作没有两下硬工夫还是不行。我全然不理。我想老百姓的要求合理，我也没做错什么，管别人说什么呢?其实，村庄不需要太多的抚慰，如果把属于村庄的给了他们，村庄的表情就一定会生动，如果把强加给村庄的拿开去，村庄的表情就一定会灿烂。

冬季计划生育活动月在县里的精心安排下拉开了帷幕。按照班子会的安排，书记以下都要带队搞计划生育。我带着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开进石虎村。但出师不利，刚上场就在道士家卡住了。道士是名副其实的，给人做道场看风水，家境很不错，但香火却是不旺。道士有钱，也交得起罚款，但他说不是这个道理，穷的交不起，不是也生吗?你们收了别人多少，我交多少，难道我有钱，罚款就一定要足额吗?就这么软磨硬泡，到临近断黑的时候，道士说去隔壁乡亲戚家借钱。我不同意，征收社会抚养费的通知早给你下了，为什么早些时候不去借?既是这样，钱也不用去借了，把几样值钱的东西先搬到村里去，什么时候钱交了，再把东西领回去。道士不同意，执意要去借钱。我说这么晚摔着了你谁负责?你执意要去就写个字据给我。我明白道士的小九九，无非他是想给我来个金蝉脱壳，万一真要摔了，或许还能来事。我的话点了道士的穴，他不再说什么，大队人马推着道士家的摩托车搬了道士家的大电视机扬长而去。

吃饭的时候，大家说道士是刁民。我说，所谓刁民，是怀有刁理的村民。刁理也是理，难道不是吗?你有办法把农村的事都捋明白了，捋公平了，刁民就没有了。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者，纵然你再有智慧，也是无能为力。所以在乡镇工作，有时候要图个心安理得，不然一味唯上，简单蛮干，村庄里一定会鸡飞狗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