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差里的村庄

三、剪刀差里的村庄

“剪刀差”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籍里，念初中时开始学，一直学到参加革命工作，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从来没有较真，从来都没想过较真。是村庄里的事让我把这个概念化了的东西搬出来解释村庄的现状。

有个村庄叫良坊，我知道其名的时候，在同一个县的另一个乡做书记。正做着和良坊村所在镇同样的一件事:税费改革。良坊村出名正是因为税费改革。

2002年上半年，税费改革的帷幕徐徐打开。省里的税改精神主要有两条，一是必须严格执行田亩计税的原则，二是必须实现人均减负20%的目标。这两条说起来好像没有问题，但一操作起来麻烦就大了。原则自然不是问题，既然是税，按照田亩计，合理合法，问题是按照这个原则目标又难实现。原来，农民负担既有税又有费，以费为多。而费的一半是依着田亩分摊，另一半则是按照人口分摊，这种摊法在一个乡镇范围内人均负担相差无几。现在搞税费改革，取消“三提五统”属于费的部分，在确定负担总额的前提下，只按田亩计税，这就意味着在人均耕地悬殊较大的村庄，不可避免地出现负担悬殊，也就是人均耕地少的负担轻，减负目标可能远远超过20%，而人均耕地多的则减负目标无法实现，个别村远远达不到减负20%的目标。

良坊村人均耕地多，按照税改原则，税改后负担虽然也有减少，但离省里20%的目标相距太大，村民有意见，拒绝在税改表册上签名。良坊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多，里外一说合，农民就上访了，队伍浩浩荡荡，说是县里不给解决就到市里，市里不给解决就赴省府。

当时我所领导的税改面临着比良坊村所在镇更为严重的问题，因为库区淹没土地的原因，库区内外村庄人均耕地相差悬殊，要百分之百地执行省政府的政策，初步测算，有的村减负可能达到50%，个别村可能还要增负。当时我提出的意见是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所谓尊重历史，就是过去的负担人均差别不大;所谓面对现实，就必须按照政策的精神，以实现减负为原则，制定相对合理的税改方案。田亩少的打足一点，田亩多的往下压一点，反正农村田亩有40平方丈的，也有60平方丈的。按照这个原则，测算的结果虽然减负目标还是相差很大，但都在政策目标之内。良坊村一闹，省里又有了新的指示，说原则不能变，目标要实现，乡镇要讲究方法，实事求是地为农民解决问题。我看着这些指示，惊出一身冷汗。倘若群众不理解，再好的方法都是有问题的。如果我辖区的群众要闹，我真的没辙了。

上级就是上级，任何时候都站在绝对正确的位置上。可是他们是否知道，农村情况千差万别，一个死政策纵然再好，操作起来也是会被骂娘的。好在这个时候免除农业税的端倪已经显露，舆锋指向都是免除农业税。这个情况农民也是知道的，只不过谁也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事实上，农村的许多事闹归闹，该怎样还会是怎样，所谓胳膊扭不过大腿。况且根据我的了解，绝大多数乡镇干部还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不愿意制造麻烦。

2003年，我调到良坊村所在的这个镇，任统党委书记，距离良坊村上访也就几个月。我去的时候税改已经结束，税改的事尘埃落定，满意也好，美中不足也罢，这会儿都吃了定心丸，消停了。没过几个月旱情接踵而来，良坊村傍着赣江，旱情十分严重。我去过多次，帮着解决抗旱的设备。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良坊村的人，知道了一些良坊村的情况。良坊村除了田地多，在外工作的人多(其实也没几个，只是有两个当上了县处级领导，特别显眼)，还有一个特点是泥瓦匠多，基本上家家户户可以摊上一个。按照当时的工匠工资，每天至少不低于60元，一个工匠如果生意好一点，年收入可以达到12000元。这对于辛辛苦苦扒拉土地的农村家庭，的确是一笔了不起的收入。

由于良坊村离镇政府不远，人面自然要熟一些，常有人来聊天。说到税改，来人却是摇头，说悔不该当时闹，税改过去刚两年，种田就有了补助，还是按计税面积发的。估计良坊村当年为了实现减负目标，在田亩上往下压了压，这种情况我是知道的。我笑笑，意味深长地说，吃亏上当的事本来就说不清，何况政策的变化。很快城镇建设有了起色，建筑业热起来，良坊村的工匠跑火。偶尔遇到一个认识的，他感谢我，说我把城镇弄起来了，他们的生意好多了。在这样有一茬没一茬的相处中，我与良坊村半生不熟地度过了几年。2008年良坊村申请新农村试点，良坊村在外面工作的同志还打过招呼，我不敢怠慢，亲自坐镇，和农民兄弟一起研究过很多事情，对良坊村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良坊村和我的家乡一样，傍着赣江，但不如我家乡开阔，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区。村庄房屋的坐向比较乱，有的朝南，有的朝东，有的朝西，甚至还有朝北的。坐向这么乱的村庄的确不多见，可以说表象也是相当不好。奇怪的是良坊泥瓦匠多，却不见一栋有特色的房屋。按照道理，手艺人多，手头活钱也多，自然应该有些不满的建筑。然而，与我过去在山区工作的地方比较起来，只不过少了些干打垒房屋，村庄里用烂砖头垒起来的菜园子到处都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其实良坊村的地理环境还是不错，三面环水，符合我说的有“眼塘”的特征。但良坊村“眼塘”荒芜，周围杂草丛生。大概这一类塘都是春天蓄水，夏秋灌溉，所以才会弄出这么副模样。

良坊村60来户，人口不足300，人均田2亩、地1亩，做泥瓦匠的家家户户都有，论说各方面条件都好，怎么村庄建设如此不济，这让人匪夷所思。与村小组长聊，算了他家的收入账。七口人，老俩口上有一个老母亲，下有俩男俩女，女儿都出嫁了，大儿子娶妻生子，在外打工，小儿子还在读书。老俩口带着孙子侍奉着老母亲，种着十几亩田地，田里每年可以卖出8000斤谷子，地里还可以卖出几百斤花生、豆子，农业收入大概不会低于10000元;过去小组长年轻时还会做木工，现在不做了，没有了这笔收入;过去养猪还有一笔收入，现在也不养了，没了这笔收入;大儿子俩夫妻在外打工，一年可以赚20000元左右，加上粮食直补1000多元，总收入过了30000元，人均4300元出头。小组长解释说，村庄的经济状况较为均匀，没有特别穷的，富一些的也不多。

算着村小组长的家庭经济账，居然多少有灰心。良坊村这十年经历了世纪之交农民负担最重、内心充满忧虑的几年，经历了税费改革和农业税降点、内心充满期盼的几年，经历了免除农业税获得粮食直补、内心充满阳光的几年。这十年也是中国农村最为跌宕的十年，农民的日子也确实好过了一些，但是老觉得被时代甩在了后头。免除农业税之后，大宗农产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有了较大增长，但一直稳定在一个水平上，收入不见增长，税改前人均负担大约是百十来块钱，照现在的家庭收入扣除这笔钱，日子也坏不到哪里去。当然，免除农业税之后政策给农村的利益不仅是减负，还有医保、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和住行等方面的改变，但是总体情况与城市居民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仍显扩大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政策的力度还是太小了。农民嘴里念着政府的好，可心里的小九九不定怎样。

在1990年代最后的日子里，当农民为政府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当上级官员声色俱厉地吆喝着乡镇干部作风简单粗暴的时候，我常常在乡长办公室的灯光下冷清地读书，我开始从国家体制下关注“三农”问题。因为1982年的一组数字让我无比震惊，我开始严重地注意到价格剪刀差。资料显示，当年全国农产品价格转移总额是740亿元，农业总产值是2785亿元，农副产品收购总额是1083亿元，按照剪刀差计算绝对值测算公式(价格转移总额在农业总产值中的份量乘以收购总额，即为当年价格剪刀差绝对值)，算出的结果是，当年国家通过价格渠道从农村创造的国民收入中转移出去的价值是288亿元，价格剪刀差是当年农业各税29．4亿元的9倍，是当年国家财政收入1212亿元的23．8%，而农业各税在当年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占比还不到3%。我在1999年12月的一则日记中写过如下文字:新中国成立以来，剪刀差像个幽灵，一直游荡在乡村，不知不觉地从农村吸走财富，让农民不知原由的感到身体的疼痛，却又不知病在哪里。

我和良坊村的人算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到人民公社解体的30多年里，良坊村每年向国家交售粮食45000斤，猪肉15000斤，花生和豆子3000斤;30年来累计向国家交售粮食150万斤，猪肉50万斤，花生和豆子10万斤;农村改革以来的30年累计向国家向市场提供商品粮又不下150万斤，够8000人吃一年，够150人吃60年。一个几十户的村子，为共和国的成长默默地奉献了几十年。当我们的国家日益强盛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回过头去重新审视他们的生存状况吗?现在有一种人总是认为农民没有负担了，农村的事情可以不去费神了。但是当我们对良坊村的情况做一番理性的梳理之后，你会发现，农村仅靠减负和少量直补，农民收入是提不上去的，因为农业产品的价格很多年来都恒定在一个水平上。同时，农业生产资源对于工业品的渴望也日益增强，随着工业品价格的提升，又抵消了政策给农民的一些利益。

价格剪刀差是一台大抽水机。1982年当国家机器还在计划经济轨道上运行的时候，价格剪刀差通过计划很轻松地就得以实现。过渡到市场经济之后，价格剪刀差应该温柔了吧?依然没有。一直以来，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始终都在国家的管控之下，每当城市市民感到物价上涨的时候，国家调控的剑锋就首先指向农副产品。国家工业的迅速壮大，使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较短时间里就迎来了工业化时代，城市化在工业的集结中看到了机会，城市的触角开始延伸到了农村，这时候价格的剪刀不仅剪在农业产品，而且剪在了土地等范围更大的领域。在体制思维的推动下，打赤脚的永远也追不上穿鞋的。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国家怀柔农民的政策一项接着一项，但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继续表现出强劲的张力，在收入坐标的上方，城市居民收入线像一条洋溢着丰收喜悦的牛鞭，而农村居民的收入线则自卑地被踏在了城市的脚下。

很多年来，我们一直走不出体制怪圈。国家每年通过价格渠道从农村抽走的财富无疑补贴了城市和工业，是农村把襁褓中的城市喂大，是本来脆弱的农业把原本脆弱的工业喂大，所有受益的城市市民应该对那些打着赤脚躬耕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可是农民没有享受到这种礼遇，相反，他们受到的是城市的歧视和工业资本对于他们的新一轮“剥削”。难道我们还不应该为农村说话吗?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扬着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旗，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无比自豪。然而，剪刀差里的村庄却仍然占据着我们这个国家最大的版图，生活着我们这个时代最多的人群。如果说心距土地越近，离时代就越远;那么，心如风筝离开土地飞了，离时代就近了吗?这显然是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