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行易说的绎理

知难行易说的绎理

三、知难行易说的绎理

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将知难行易认作已经证明了的根本原则，则“能知必能行”与“不知亦能行”便可说是这根本原则的两条绎理。绎理就是从根本原则抽绎出来或推论出来的道理。能知必能行，无异于说能难必能易，或既能做比较难的工作，当然必能做比较易的工作。这就是从“学识之难关一过，则其他之进行易如反掌矣”的原则推出来的必然结论。所以除非你根本不承认知难行易的原则，假如你接受了知难行易的前提，理论上你便不能不承认能知必能行的绎理。

不过就事实看来，常识方面好像总觉得“知而不行”或“能知未必能行”的事例实在异常之多。譬如，理论上我能知道孝悌的意义，但行为上就未必能实践孝悌的义务。革命理论家未必能作革命的实行家，政治学研究得很好的人，但未必能作实行的政治家。这层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解答。第一，从事实上说，可用孟子“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话来解答。即是在原则上承认能知必能行，但事实上偶有能知而不能行者，乃由于“不为”，或不肯行。并不是不能行。但何以一个人既已能知之后，本来应该能行，而他仍不去实行呢？这又有三种不同的原因：（一）因为分工的关系，一人不必兼知行于一身，知的方面业已立言，行的方面不必兼去立功。学者、理论家既已担任知难的工作，则行易的事，尽可让他人为之。（二）由于懒惰的习性，一个人习于懒惰，虽明知道德律令，而不肯敬谨实践，虽明知卫生方法，而不肯实行卫生，虽明知革命方略很好，但不肯身体力行去进行革命。（三）知而不行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惑于“知易行难”的谬说，认为知乃易事，实行起来太艰难。遂养成不求真知、畏难苟安、因循偷惰的习惯。所以应该从心理上加以根本改革，知道了知难行易的道理，自可鼓起实行的勇气，坚定成功的信心。灼见深信，凡正确合理的思想，精密周详的建设计划，立身行己的道德原则，只要把知的难关突破了，实行起来，必定可以成功的。这就是中山先生提出知难行易说，坚持能知必能行的苦心与教训。所以“能知必能行”不单是理论上推论出来的必然原则，也不仅是确实可靠的事实，而且是人人应具的信仰。我们应该相信能知必能行，才能够铲除畏难苟安的惰性。所以他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足见他常常注重信仰，不过这信仰建筑在学说上。

第二，要从理论上根本打破“知而不行”、“能知未必能行”的常识的错误，就不能不借助于王阳明所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学说了。换言之，为什么知而不行？只是因为知非真知，知未透彻，知的难关尚未突破，故不能发为真切笃实之行。泛泛口耳之知，既算不得真知，故不一定能发诸行为。我们想做一事，若不能力行，或行起来发生弊病，并非知而不行，乃是由于我们的知识根本上尚有缺陷。假若有了明觉精察之知，必然会发生真切笃实之行。所以中山先生能知必能行之说，实在包含着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宗旨。所谓能知必能行，无异于说，知必能与行合一，如果表面上好像有能知未必能行的事实，那乃是因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中山先生对于能知必能行之理，很少从正面积极地加以逻辑的发挥，所以他没有看出来他的学说与王阳明暗合的地方。但他却根据他个人亲切沉痛的革命经验，消极地从反面将“不能行由于不知”，或“不知故不能行”的道理，说得异常透彻感人。他举出他所坚持的党员入党须宣誓和政府官吏就职须宣誓一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宣誓一事只是一种仪式，行起来可以说是最容易不过了。但当时政府不能实行此事，党员亦不愿行此事，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宣誓典礼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假如大家真能理解宣誓的意义与价值所在，则实行起来容易极了。由此可见关于革命建国许多应行、能行、易行的大小事体，终至被忽视，贻误大局未能见诸实行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附录陈英士（其美）致黄克强书中有一段，最足以表示当时党内的人因知识不够，思想错误，致使他的革命思想不能实行，很可以作“不能行由于不知”之说的注脚：“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耶？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耶？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而欲痛涤吾非者也。”中山先生著《心理建设》这一册书和发表陈英士（其美）这封信的目的，实在是诚恳希望党员和国民，对于他的主义、方略、宣言、计划，尽皆及早采取陈英士“痛涤前非”的态度，由相信知难行易，相信能知必能行，进而相信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理想必能见诸实行。

现在进而讨论知难行易的第二条绎理，“不知亦能行”。从知难行易的前提推论出不知亦能行的结论，意思是说，即使不能为其难者，亦可为其易者。难者诚有时不能做到，但易者总可以办到。就形式上推论起来，这条绎理可以说是明白无疑的原则。当然，也有人难的与易的两皆不能，但他并未说，不知必能行，只是说“不知亦能行”。事实上已承认了人类文明进化史上，有不知而行的时期，并且承认了大多数人皆是不知不觉的行者。则“不知亦能行”一原则，当然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但我们不要单从字面上去推论，我们要能看出这句话所含蕴的深厚意义，又要推出这句话所具有的逻辑困难。我深切感到这句话，一方面最富于新颖意义和深切的教训，但一方面又具有煞费爬疏的困难。第一，我们不能绝对地说不知亦能行，我们只能说不知亦能动，不能说不知亦能行。必有知识作指导方能产生“行为”，无知之行，只可叫做“动”。第二，本能的行为，能使有机体适应环境，有时甚至异常神妙，如中山先生所提到的螺蠃施蒙药之术于螟蛉而孵卵于其体中的例子（叔本华及柏格森均曾举此例子），以表示生物本能作用的神妙，虽不能叫做盲动，在常识上虽可谓为行而不知，但亦不得谓为绝对无知。盖本能之行，系基于本能之知。本能可称为最原始的知行合一体，故本能行为亦不得严格谓不知而行。第三，下意识的行为，如梦中走路，睡眠时驱蚊等行为，常识上虽可认为不知而行，但严格说来，亦不得说是毫无知觉。一个麻木无知觉的人，下意识中，亦不能产生任何行为。且下意识的反应，亦系意识作用积久所构成。假如梦中杀死人，亦不能谓为完全是不知而行，亦须负相当的法律责任。第四，不知而行的行为，即使不是妄动、盲动、蠢动、暴动的行为，也必是被动的行为，受外界刺激的反射行为。简言之，不知而行的行为必然是没有价值、不学无术的行为，不值得提倡鼓励的行为。中山先生何以力言不知而行的好处而加以鼓励呢？

以上是指出“不知而行”的说法本身的困难。我们一方面须切实明白此种理论上的困难，但一方面又要对中山先生“不知亦能行”之说，不要以辞害义，如加以善意的同情了解，便可以明了此话的真义，而得到切实受用的教训了。我们试细玩他所谓“不知亦能行”，实具有下列几种意思：

（一）不知亦能行，意即不“全”知亦能行，并非谓绝对不知，或毫无所知亦能行。我们迫于生活的需要，处事接物，不能尽加以从容优游精密研究后，方发出行为。对于事或人的底蕴，有时并无法得到充分的知识，但亦不能不予以应付。没有充分知识，并不一定说没有正确的知识。对于一事的关键，我们也许虽有所见，对于一人的性格，我们也许确有所知。但这种知见，并不能算充分，也不一定算是科学的知识。只能说是出于经验的直观或洞见，这就可认作“不全知亦能行”了。事实上许多大政治家决策定计，临机应变，大都根据这种特殊的知见，哪能凡事皆等待专家学者的研究报告后方作决断呢？所以中山先生说：“科学虽昌明，惟人类之事乃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意即知识不充分，不全知，仅略知其端倪，遽尔发出行为）之事，乃较之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如果凡事皆要“悉先知而后行之”，或皆要“全知而后行”，则不惟有似只从事研究游泳之术，而不下水学习游泳，失之迂阔迟缓、优柔寡断，以致一事都不能行。而且也就没有矢志以赴，“成败利钝，非所逆睹”的忠贞精神。

（二）不知亦能行，即是“本假设以实验探索”的意思。因为“假设”就是一种不充分的尚未证实的知识，是对于一个问题，加以科学研究后，就提出解决此问题的新意见。此种假设的提出，或出于积久的苦思力索，或出于天才的触机，虽尚未证实成为真知识，并非十分可靠的结论，但已是知识上极可宝贵的发现。严格讲来，根据假设以实验探索，不能说是不知而行，只能说是以未至十分之知进而求十分之知。中山先生说：“科学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现也。”他所谓行其所不知，即是本未至十分之知而试验，而力行，以求达到十分之知，足见他所谓不知亦能行，不但道德上具有矢志以赴的忠贞精神，而且知识上复具有实验探索的科学精神。

（三）不知亦能行，亦即“秉信仰而力行冒险”的意思。他说：“伟大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信仰并不是没有理智，信仰中甚且包含有极高极深的知识。黑格尔说：“哲学而无情感，不是真哲学。信仰而无理智，不是真信仰。一个人说哲学冷酷，则此人不知哲学为何物；一个人说信仰是盲目的，则此人不知真的宗教及信仰。”怀疑一切，毫无信仰的人，不惟是理智浅薄，亦即是行为无本的妄人。不过信仰的对象却并不是我们所全知的对象，哥伦布之探险，亦有其知识根据，不过他的冒险伟业只能说是基于不全知而行，秉信仰而行。所以中山先生不知亦能行的本意，复具有英雄豪杰的冒险精神与宗教家的信仰精神。

（四）应用在革命建国方面，不知亦能行，不用说，包含有“服从领袖以坚苦力行”的意思。中国不知不觉的人尽管多，但如能团结起来服从先知先觉的领袖，接受指导，奉行主义，励行国策，则中国教育文化虽然落后，短期内亦可与欧美并驾齐驱。本来中山先生提出不知亦能行，在当时的主要用意，是求解答政治革命实业建设与文化教育的普及，知识方面的启蒙等孰先孰后问题。据说，中山先生在伦敦时曾与严复讨论中国问题。严主张一切皆须先从教育入手，待国民教育水准提高，近代新知识普及，方可言政治革命，是即代表一般学者及教育家知而后行的思想。中山先生则认为这种办法缓不救急。意谓有主张，有方案，有领袖，联合同志，亦可及早发动革命，提早使中国独立富强。这就是发抒革命精神的不知亦能行的理论。所以他对于中国许多新事业，皆可本不全知而行的精神去实验，也可以说一面实行，一面学习。“若以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识之完备，而后始行，则河清无日，坐失良机，殊可惜也。”他并不是不注意教育文化的普及，不过他认为不必俟知识的难关完全打破后才去实行。这是欧美科学发达后第三时期的办法，我们似乎正在文明发展的第二时期，即“行而后知”，或“以行而求知”的时期，故应提倡不知亦能行的试验冒险精神，也就是从实行中去打破知难的难关。^[11]换言之，“不知亦能行”之说，又复代表政治家和革命家领导群众以作革命建国事业的实行精神。

中山先生^[12]“不知亦能行”之说，表面上虽说有许多困难，而其精意所在，义蕴无穷。举凡不计成败利钝的忠贞精神，试验探索的科学精神，注重信仰的宗教精神与冒险精神，革命家、政治家的发愤图强、虚心谨慎行以求知的精神^[13]，均可由“不知亦能行”一语以总括之，以鼓励之。这较之希腊人和宋儒所持知难行易的说法，而偏重玄思冥想，支离繁琐，缺乏力行冒险勇气，那就更为健康无弊，更具有近代精神了。中山先生力矫^[14]希腊人与宋儒由持知难行易说而重知轻行，玄思冥想之蔽，^[15]一则曰“行而后知”，再则曰“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则其注重从行为中求知识，从经验中得教训，从事功中得学问的意思，已甚显著。其契机所在，即离笃行外无真知，把^[16]行与知的关系，说得更为密切，愈接近知行合一的学说。且根据行与动的根本区别，则所谓“不行不能知”，乃是说知是建筑在“行”上，不是建筑在“动”上。盲动、妄动、暴动、蠢动，不能得知识，惟有目的、有计划、有秩序、有理智指导的行为，方能给人以真实可靠的知识。而且也必须有目的、有计划、有秩序、有理智指导的动作，方叫做“行”。于是前面所指出的中山先生“不知亦能行”之说，所包含的几层逻辑困难，也就因而解除了。

现在再谈知行着手先后问题。

知难行易说之提出，当然有教人作事时要能权衡难易缓急，俾得“知所先后”的目的。但小之个人处理日常事务，大之实行革命建国事业，究竟应从较难的知着手，抑应从较易的行着手呢？这个问题，中山先生未曾明白讨论。但我们就他的建国方略的次序，先心理建设，次社会建设，次实业建设而言，则他似主张先从知着手。所以他说：“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又说：“先奠国基于方寸之地。”又说：“革命先革心。”这些精辟的话，可以说就是主张建国先从知难的心理建设入手。有了心理建设的知难基础，则实行社会建设^[17]，工业化或现代化建设，自易成功。政治社会上了轨道，则实行实业建设，更属易事。但是当他规定革命的三个时期为由军政、训政而宪政时，则他似乎又主张先从行易的军政、维护秩序、防止叛乱的时期起始，由易而难，由需要知识教育较少的军政时期，逐渐推进至需要知识教育程度较高的训政和宪政时期，足见知行着手的先后，不能死板规定，须就事论事，权衡实际情形，相机斟酌。他一面主张“以行而求知”，是即先行后知，一面又注重“因知以进行”，是即先知后行。故先难后易可，但这大半是依理而言，为少数有志之士说法；先易后难亦可，但这大半是依实际事件的权宜，为接引广大群众的说法。中山先生的立说，是以教育中国全体民众为对象，似乎比较着重于先易后难、先行后知的步骤，所以特别再三提示“不知亦能行”，“行以求知”，“不知而行”，“行其所不知”等说法，实具有启导愚蒙，接引大众的苦心。这样看来，朱子论学，注重先知后行，先作学问思辨功夫，而后笃行，是以造就司马光、王安石式的学问、道德、文章都很好的宋朝宰相为目的。而王阳明之学，注重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致良知之教，目的在接引群众，感化平民。这种看法，似不无道理。证以日本明治维新，清末的戊戌变法等运动都曾受阳明学说的影响。中山先生对知行先后问题的看法，可以说是不废朱学，但比较更接近阳明。当然中山的学说，是基于武装推翻满清的十次革命，并总结辛亥革命后种种挫折的结晶，不必多从哲学史把它与朱王联系。这里只是附带提一下《孙文学说》对于哲学史上知行难易与知行合一两问题的贡献。^[18]

附释：以上一段比较朱王的看法，虽未必是，但却多少是根据焦循的说法。焦循是乾嘉时期的学者，但不陷于汉儒与宋儒的对立，在宋儒中他又看到程朱与陆王两家各有其时代背景，特殊效用。故阮元称他为“通儒”。焦循说过：“余谓紫阳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阳明之学所以教天下之小人。紫阳之学用之于太平宽裕，足以为良相。阳明之学用之于仓卒苟且，足以成大功。……良知者良心之谓也。虽愚不肖不能读书之人，有以感发之无不动者。……天下读朱子之书渐磨莹涤为名臣巨儒，其功可见。而阳明以良知之学，成一世功效亦显然。然则为紫阳阳明之学者，无容互訾矣。”（见《雕菰楼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