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行易说的归宿是知行合一说

知难行易说的归宿是知行合一说

四、知难行易说的归宿是知行合一说^[19]

由检讨许多学者对知难行易说的误解与批评，可以使我们从反面间接去了解此说的意义。对于知难行易说的证明和对于能知必能行与不知亦能行两条绎理的义蕴的发挥，可以使我们从正面去了解此说的意义。但知行合一说不仅是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伟大贡献，而且也是关于知行问题中外古今哲学家最根本的见解。若不把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的关系探究清楚，则知难行易说里面便有许多烦难的问题，未能解决，根据总觉欠稳固。所以由研究知行合一说以求明了知难行易说的根据，可以说是从后面或里面以求深一层了解中山学说的哲学意义。

这里面包含着许多烦难而复杂的问题：第一，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是不是根本不相融？中山先生表面上似乎反对知行合一，胡适先生亦说知难行易说太把知与行截然划分为二事了，足见两说好像是根本冲突的。然而，也有充分理由认为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是不冲突的，若以阳明“知行合一”的理论与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精神来融会阐明，两者是可以结合起来的。至于如何剖析发挥中山先生的思想，容下节讨论知难行易说时，再来解答。^[20]

我们这里先讨论中山先生对于知行合一说的批评。中山先生欲打破“行之维艰”说的难关，以达其革命建设的目的，亦曾“以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以励同人，惟久而久之，终觉奋勉之气，不胜畏难之心。……予乃废然而返，专从事于知难行易一问题，以研求其究竟”。足见他亦曾致力于知行合一说，求助于知行合一说，以求实现其革命理想。因体验到知行合一说，含有宋明儒者太注重腐朽的封建道德和个人静坐涵养心性的神秘气味，不合于振奋群众、革命建国之用，才提出知难行易说以代之。其不合用处约有两点：（一）不能推翻“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说，（二）不能鼓起力行的勇气，使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平心而论，他这种批评是正确的。因为知行合一说只是一种理论，说明知与行有合一而不可分的关系，这种理论即使是正确无误，对于道德修养和鼓励力行革命的勇气，实无直接帮助，所以当王阳明早年注重纯理论的探讨时，他常竭力发挥知行合一之说，但及他晚年指点人作道德修养时，便很少提知行合一的理论，而直接教人致良知。所谓“致良知”，简浅点说，就是努力使知与行合一之意，亦即努力使关于道德的良知或善的观念，立即见诸行为的意思。王阳明因注重道德方面的笃行，感到知行合一说还不够用，进而提出致良知之教。则中山先生因注重革命建设的重大行为，因而感到知行合一说的不合用，进而提出知难行易的学说，以使人无所畏而乐于行，确是很有见解。且亦应为王阳明所赞许。由此愈见王阳明致良知与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学说，其目的均在注重认真行为或笃行实践^[21]。

而且依知行合一的说法，知行应同其难易；盖知与行既然合一而不可分，则知难行亦难，知易行亦易。知仁政难，致仁之良知，推不忍之心于天下亦难。有科学知识难，作科学实验之行亦难。好好色，恶恶臭之行易，知好色知恶臭之知亦易。故知行合一说，虽异于傅说“知之匪艰”的旧说，却未必针锋相对地反对傅说之说，亦并未从行之匪艰，知之维艰出发，明白推翻旧说，以鼓励奋勉实行的勇气。至少阳明之反对旧说，尚没有程子“特立独行煞不难得，只是要一个知见难”一语之深切著明。所以为奖励奋勉实行的勇气起见，中山先生放弃知行合一之说，亦有其道理。他说王阳明之教，在使人勉为其难，而未鼓励人乐行其易，似亦平允中肯。因为王阳明思想中实缺乏本假设以实验探索，秉信仰以力行冒险，亦即中山先生所谓不知亦能行的近代精神。不过，我们须得替阳明辩护者，即阳明教人勉为其难，非谓知易行难，乃勉为知识与行为一致的难事。盖阳明非谓知易，亦非谓行难，他乃是认为致良知难，知行合一难，不致良知，知而不行，行而不知，皆属甚易，欲教人力避知而不行，行而不知之易事，而勉致良知，勉为知行合一之难事。

中山先生又批评知行合一道：“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发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而言，则甚为适当；然阳明乃合知行于一人之身，则殊不通于今日也。以科学愈明，则一人之知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而以经济学分工专职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这根据近代科学上分工专职的原则，以批评“合知行于一人之身”的旧思想，也就是理论家与实行家应分工合作，不必合于一人之身，立功的行者不必兼立言的知者，立德的实行家亦不必兼立言的理论家，打破兼学问事功，兼三不朽于一身的旧思想。不过这可以说是校正一般中国人的思想的对症良药，但这不一定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本身所犯的毛病。因为阳明之说，不是教人合知行于一身，乃是教人合知行于一时，所谓即知即行是也。一个实行的政治家，言行一致，不开空头支票，不欺骗民众，就是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他并不是要这位政治家兼作博学的政治理论家，才算是知行合一。又如就理论家言，只要他立说是出乎本心，发乎诚意，自己深信不疑；可以身体力行，不自欺欺人，为维护真理起见，即为自己的学说而牺牲性命，亦所不惜。有了此种为真理的热忱与诚意的人，就是阳明所谓知行合一的思想家或理论家了。盖知行合一的要旨，在于诚或诚意，不诚无物，不论理论家、实行家，均不可说话不算了，均不可不有诚或诚意，均不可不致良知，或者换句话说，都不可不说真心话，都不可不照科学良知办事说话。并不强迫一个学者理论家去作政治事业，立战功，才算是知行合一。许多人都误以合理论家、实行家于一身为阳明知行合一之旨。赞成此说的人，便以为非似王阳明之兼军事家、哲学家于一身，不足言知行合一。反对者，亦多持分工之说以反对知行合一。实际上都不免误解了阳明真意。中山先生提倡近代分工专业的思想是对的，但持此以反对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他不免错怪阳明了。戴季陶虽思想反动，但他曾于早年追随孙中山也说了一番恰当的话：“中山先生自幼及老，一生不断的好学深思。因为他好学深思，才能知人所不能知，因为能知人所不能知，才能行人所不能行。”这一段以中山先生自己的生活作例证的话，说明了知难行易，知先行后，知主行从，伟大的事业基于超卓的识见的道理。同时也说明了知行合一，超卓的知见与超卓的行为合一，知人所不能知与行人所不能行合一，也就表明了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不惟不矛盾，而且互相发明。

况且，中山先生自己“能知必能行”之说，如不仅是经验的报告，信仰的假定，而欲求理论的圆通，必须建筑在知行合一上，基础方为稳固。因为能知必能行，质言之，即知行必能合一之意。何以知行必能合一呢？盖因王阳明早已指出“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真知必能见诸实行，一般人所谓知而不行之知，傅说所谓知之匪艰之知，皆非指真知而言。盖求真知必难，求真知之难关一突破，必易见诸实行。无卓绝的知见，只是模糊口耳之知，当然不能发为事功，作伟大事业的基础。这就是说，“能知必能行”，反之，“未知故未必能行”，“不能行由于不知”种种说法，皆归结于“知行合一”。能知与能行合一，未必知与未必行合一，不知与不能行合一，知人所不能知与行人所不能行合一。

又中山先生分析人类获得知识逐渐进化的过程，认为“皆从冒险猛进而来。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且明白指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为近代学术文化进步的特征。中山先生所谓“以行而求知”，岂不是由行以求与知合一吗？所谓“因知以进行”，岂不是由知以求与行合一吗？足见中山先生不以单纯的行为满足，必行以求知；不以单纯的知为最终目的，必由知以进于行，其最后归宿亦在于求知行合一。知而不行，不能因知以进于行，不能为真实的知识。反之行而不知，不能以行而求知，亦不能谓为完善的行为。足见最真之知，最善之行，都是知行合一之知，或知行合一之行。所谓“以行而求知”，即是由经验中得学问，由生活中求知识，由行为中或实践中增知识，见真理，由事实中寻理论。所谓“因知以进行”，即是由理想实现为事实，由计划完成为事业，由学术应用为事功，由理论发出为行为。由行以求知，可以说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因知以进行，可以说是“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前者代表詹姆士－兰格等心理学家的说法，后者代表王阳明就知行本质立论的说法。两说虽相违反，但归根于知行合一之说则一（请参看拙著“知行合一新论”）。所以我尝说，知难行易说应以知行合一说为基础，不然则理论不坚实；知难行易说应以知行合一说为归宿，不然则理论不透彻。今中山先生对于知难行易说既有坚实理论，且有透彻发挥，故表面上虽似微有反对知行合一的话，而骨子里实已包含有知行合一的说理，且对于知行合一说有新的贡献，新的发挥。^[22]

我上面所说中山先生对于知行合一说有新看法、新发挥：第一，他提出“能知必能行”之说，与阳明“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之说相表里，足以发挥知行合一，知必能与行合一的学说。第二，他提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新知行合一理想。于阳明“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说法外，兼辅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新说法，更为圆通周洽，更富于鼓励力行的勇气，不惟使人“乐行其易”，其使人能循序渐进，由行以求知，由易以进于难。第三，阳明讲知行合一，着重在个人正心诚意，道德修养的成分居多，中山先生的知行合一说，则扩大来通论一切学术文化上、革命事业上的知行合一。第四，我尚发现中山先生曾新提出了“社会的知行合一说”，惟他只提及端绪，我们拟特别提出略加发挥。

要想进一层明了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的关系。要想知道什么叫做社会的知行合一说，须先考察一下不同派别的知行合一说。盖知行合一说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说，亦有数种不同的派别：第一，为价值的知行合一说。此说认知行合一是应当如此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也就是认为知行应该合一，我们应该努力修养，促使我们的知与我们的行合一。价值的知行合一说中又分两派：一派为理想的知行合一。此派以朱子为代表，他先将知行截分为二事，然后再求其合一或兼备，他说“行与知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又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这都是说明知行应合一之理。至于求知行合一的方法，他指出三个可行的途径：第一，知行交养并进。即是他有名的一面致知，一面涵养，进学在致知，涵养须用敬的说法。第二，他又主张先知后行，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然后笃行。这是他主持白鹿洞书院所提出的学规，这是最接近常识，但又为世所诟病，特别受王阳明的指责的说法。第三，有时他又主张，若自觉欠缺笃行工夫，则不妨先从力行着手，以求与知合一。所谓“行有未至，则从行上理会”。若自觉欠知的工夫，便多去格物穷理，以求与行合一。总之，无论走哪条路径，最后目的是要达到知行合一，无欠缺的圆满境界。朱子以知行合一为最高的理想，故可称之为理想的知行合一说。另一派为直觉的知行合一说，以王阳明为代表。主张即知即行，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即是直觉的当下的知行合一。盖见好色（知），同时即好好色（行），闻恶臭当下即恶恶臭，这乃基于人心之同然的本然的直觉，不假造作的。又如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而往救之一事，乍见属知，往救属行。知行本来合一，没有距离，人只须自致良知，回复本心，则知善知恶之良知，自可与为善去恶之力行合而为一了。朱王两派皆认为知行合一为有价值，皆认吾人应求知行合一。不过朱子于不同时间中求知行合一，认知行合一是难于企及的理想。阳明即在当下直觉中求知行之合一，认知行合一为人心本来之体段，为人的良知，认求知行合一的修养为致良知。故两派皆可统称为价值的知行合一论。要想补充或发挥价值的知行合一论，作者新近提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这完全从客观事实、心理现象去考察知行必然的逻辑的关系，认为知行合一乃是普通的必然的客观事实。吾人不必力求知行合一，而知行自然合一，吾人即欲求知行不合一，也不可能。此说认为不仅人是知行合一的，即禽兽亦是知行合一的。不仅好人知行合一，即坏人亦是知行合一的。禽兽只有本能的知识，故亦只有本能的行为。禽兽知的方面，只有感觉而无理智，故行的方面亦只有冲动而无计划。足见禽兽的知与行是合一的。人的知识不正确，行为便陷于错误；知识肤浅，行为便浮躁；见解前后矛盾，行为便前后反复。知的方面“盲目”，行的方面便要“冥行”；知的方面“不学”，行的方面便“无术”。由此足见坏人，行为反复的人，也是知行合一的。至于就好的方面来说：真切笃实之知与明察精觉之行合一；超卓之知与超卓之行合一；知见之深刻与行为之沉着合一；理论之系统，见解之一致，与行为之坚定不移合一。简言之，知有高下，行亦有高下，最高级之知与最高级之行合一，最低级之知与最低级之行合一，这是自然的知行合一论大旨。这亦可称为普遍的知行合一论，盖以人人皆知行合一，并无例外。依此说则实行家固知行合一，实行家有实行家之行，有实行家之知。理论家亦知行合一，理论家有理论家之知，有理论家之行。吾人不能说实行家只是行而不知，亦不能谓理论家只是知而不行。只能说伟大的实行家有伟大的知与他伟大的行合一。鲁莽的实行家有糊涂的知与之合一。同时亦只能说伟大的理论家，有伟大的事业与好的影响与之合一。空洞歪曲的理论家，有荒唐错误的行为和恶劣的影响与之合一。且依自然的知行合一论，不仅人人皆知行合一，而且事事皆知行合一。譬如，就作战一事而论，不能严格只谓为行，而乃是知行合一之事。盖作战固须动手动足，作冲锋陷阵的行动，亦须有知识和思想，知敌知我，知战术战略，方能作战。不过就作战之为知行合一言，可谓知隐行显。一般人从表面上，就其显著方面来说，故多指作战为行之事。又如就读书而论，固为知之事，但亦须运动口耳眼目，亦须运动神经，亦未尝不包括行在内，故读书亦知行合一之事，不过知显行隐罢了。

根据上面对各种知行合一说的陈述，我们对于中山先生的思想可以有下列几点认识：

（一）他要想达到的知行合一，显然不是道德修养上的王阳明式的当下直觉的知行合一。他虽说反对理论家兼实行家于一身的不知分工的办法，但他决不会反对求知行合一的努力，决不反对致良知。

（二）中山先生对于知行合一说的看法，显然是很接近朱子。他先依据常识，将知行截然分为二事，然后“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以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以免陷于知而不行或行而不知的阙失，甚似朱子。他所谓“以行而求知”，近似朱子“就行上理会”的办法，他所谓“因知以进行”，显与朱子由学问思辨而进于笃行的路径相合。不过，朱子及阳明之谈知行合一，皆偏重个人立身处世、道德涵养方面的意义，而中山先生乃就学术文化、社会政治革命各方面去指出“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的重要，并指出“能知必能行”的事实。显然，远超过封建社会大哲学家朱熹的范围。

（三）从自然的知行合一论的观点来看，他所谓知难行易，实即是指显知隐行（如科学研究）难，显行隐知（如日常吃饭走路的动作）易。由显行隐知到显知隐行难，由显知隐行到显行隐知易。这无异于说，较高级的知行合一体（如科学之知与科学实验之行），难于较低级的知行合一体（日常泛泛的知识与简易的动作）。再就知行合一之事而论，他所谓知难，乃指一事之费心思的理论方面而言；他所谓行易，乃指一事的受知识指导动手动足等外表动作而言。如就作战而论，则定战略，知战术，知敌人虚实难；而排队前进作放枪杀敌的行动易。由此足见每事皆是知行合一而成。而知的方面必难，行的方面必易，普遍必然，无有例外。

（四）由自然的知行合一论中认事事皆知行合一的看法，则知中山先生亦持此说。他说：“夫知行合一之说，若于科学既明之世，指一时代一事业言，则甚为适当。”这是他明白承认的唯一意义的知行合一说。他认为只能就一时代一事业言知行合一，盖因每一事业皆须知行兼备，知行二者分工合作，方能有成；而反对就一人之身而言知行合一。盖一人兼知行于一身，有违分工之旨，他这种看法，我们可以引伸发挥，名之曰社会的知行合一论。因为我在“知行合一新论”一文中讨论自然的知行合一时，大都只就个人的知行的永远合一，自然合一，加以发挥。而未提及就一社会言，就一时代言，就一事业言，知行二者亦永远合一，自然合一，必然合一。所谓社会的知行合一说，就一人群、一社会所举办之大事业言，知行合一。譬如，就革命事业言，则先知先觉之知与后知后觉之行合一。就建筑房屋言，则建筑师的知识与千百工人的行为合一。就作战言，则统帅部战略指挥之知，与士兵作战之行合一。在此种社会的知行合一事业中，知属领导指挥方面，行属服从执行工作方面，知优良，则行亦随之优良，知谫陋，则行亦随之不竞。依此种知行合一体而观，则知的方面为主，行的方面为从，知难行易乃显而易见。再就每一时代、每一社会的知识水准与行为水准言，亦永远谐和一致。原始时代初民社会，就知言，混沌未开；就行言，朴野不文。中古时代的宗教思想与其社会人士的出世宗教的行为一致。近代社会中近代化的行为，与近代化的知见思想合一。当一个社会在过渡时代时，则大多数人思想上青黄不接、新旧脱节的知与行为上的矛盾反复、迟疑无主，相吻合一致。这就表明了中山先生所谓知行合一之说，指一时代一事业言，则甚为适当的话，不但颇有见解，合于事实，且实系对于知行合一说的一种新解释，新理论，新贡献，道前人所未道，殊值得我们特别加以表扬发挥。简括起来我们可以说，自然的知行说又分两面，一为个人的知行合一说，认为任何个人的知与行都是合一的；一为社会的知行合一说，认为任何事业，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其知行双方皆是合一的。而中山先生特别标出社会的知行合一说，认之为唯一适当可通的知行合一之说，如果善加理解与发挥，实于观察历史、改革社会、建树事业各方面，均有可以提供参考的指针的地方，尤值得我们注意。

【注释】

[1]本章主体内容基于旧版第四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

[2]“反批评”旧版作“检讨”。

[3]“不偏于经验主义……的说法”旧版作“不偏于唯心论亦不偏于唯物论，而持‘有时物质条件决定精神，有时精神条件决定物质’的说法”。

[4]“须知程子……力行”旧版作“似与蒋先生力行哲学之旨相违悖。但须知程子所指斥者乃不知‘知难’，未用‘致知’工夫之盲目冲动的力行。而蒋先生所倡导之力行哲学，乃受过知难行易说洗礼后之力行，乃能‘致知难行易的良知’之力行。实具有深意”。

[5]旧版标题作“由可贵证难能”。

[6]“可用……的区别”旧版作“仍可采纳蒋先生对于‘礼’与‘动’的重要区别”。

[7]“抗战建国的共同纲领”旧版作“三民主义之”。

[8]旧版此处下接“换言之，因为由不知不觉转变为接受主义，服从领袖的后知后觉的人已大大的增多了”等文字。

[9]“他实际上……”旧版作“他实在包含有蒋先生所谓‘不行不能知’的意思，不过蒋先生是就事功方面说的成分多”。

[10]旧版此处下接“契合蒋先生‘不行不能知’之论”。

[11]旧版此处下接“蒋先生所谓‘不行不能知’也正表达了中山先生的精意”等文字。

[12]“中山先生”旧版作“这里我们可以附带一提蒋先生‘不行不能知’之说，对于中山先生‘不知亦能行’之说的发挥与补充了”。

[13]“发愤图强……的精神”旧版作“实行力行精神”。

[14]“中山先生力矫”旧版作“所以蒋先生提出‘力行’之概念，实把握住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真义，而避免了”。

[15]旧版此处下接“中山先生”等文字。

[16]“其契机……把”旧版作“今蒋先生再补充以‘不行不能知’，则语气更为剀切，意义更为深厚。离力行外无真知，则”。

[17]旧版此处下接“政治建设”等文字。

[18]“当然中山先生的学说……贡献”一段文字为新版所知，旧版此处作下列文字：“对于这个问题，蒋先生亦有一切实周至而又符合中山先生本旨的贡献。在‘行的道理’一文里，他提出‘难处着眼，易处下手，为大于细，图难于易’的行为步骤，这可以说是根据真切经验，提出知行先后最切实有效的顺序。由力行以求知识，就是从行易下手，而着眼于知难。假如只是忙迫懵懂地行，而不着眼在求和，则永远不会从经验中得学问，而行也失其意义与价值。假如，只是一味想寻求高深抽象的知识，而不从实际的体验与力行入手，则难免不陷于迂阔空疏，抽象支离，而知识将会与生活脱节。为大于细，图难于易，步骤清楚，层次分明，不躐等，不欲速，由浅入深，由易进行，能逐步进展，实下学上达，接引大众最平实可行的办法。所以他所谓‘不行不能知’，实具有‘不易不能难’，‘不自迩即不能行远’的教训”。

[19]旧版标题作“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

[20]“然而……再来解答”旧版作“然而，我们知道蒋先生认为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是不冲突的，不唯不冲突，而且他主张‘以阳明“知行合一”动的精神，再加上总理“知难行易”行的哲学来阐明，融会贯通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所以第二，这就牵涉到蒋先生和孙先生思想的异同问题了。究竟蒋先生异于孙先生，并且发挥推进孙先生思想的地方何在，又是须得考察的严重问题了。这一点容下节讨论知难行易说与力行哲学时，再来解答”。

[21]“注重……实践”旧版作“注重力行。今蒋先生提出‘力行哲学’，以图融汇贯通两家学说，更是有渊源有根据，深得旨要的说法”。

[22]旧版此处下接“蒋先生深得王学精神，且又服膺知难行易之教，灼然见其根本契合，同条共贯处，故毅然决然主张以‘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精神，再加上总理知难行易行的哲学来阐明，融会贯通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这实是有深识有卓见的话”等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