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先知后行

王阳明

第三章　知行合一问题——由朱熹、王阳明、王船山、孙中山到《实践论》

由于《实践论》副题目标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自然会引导人们把它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它给了我们一些新启示、一个新钥匙去重新评论和评价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宋明哲学家关于知行关系的原来看法。

中国哲学史上对知行问题作了多方面的讨论并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当首推朱熹。朱熹对知行问题的基本思想是把知行分出为二截，坚持知先行后。他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提出了有名的先“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后“笃行之”的步骤。他总认为学者应先格物穷理，后方能躬行实践。他生平所艰苦用力的工夫就在于“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他一再地说：“义理不明，如何履践？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他如何履践？也只是空！”他这种看法与程颐所说的“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强行者，安能持久？”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对于他这种把知行截然分为二事，然后又去求两者的结合或兼而有之的作风，我们首先应肯定两点：第一，他本人的确从他自己的生活里躬行实践了他自己的学说。他自己确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逐条实行，面面皆到。格物穷理与躬行实践，进学致知与涵养用敬，两方面他可以说是终身不苟地认真办到了。这种艰苦认真，求知与笃行并重的态度，今天也是特别值得人们重视的。第二，他的学说，尽管有许多困难和流弊（详下），在某种意义下，或至小就常识表面看来，也是一般人所常常奉行的原则。如先到学校去求知，毕业后方到社会各机关去服务；如先研究理论，把思想搞通，然后方可好好的做工作。又如举办一件事业之前，先办学校或讲习班培植工作干部，以及先了解情况，方开始行动的工作方法，也多少合乎朱熹先知后行的原则的。所以朱熹先知后行的说法如果是错误了的话，也是很接近常识，代表一般人所常犯的典型的错误的。

然而以封建时代为背景的朱熹，他所说由学问思辨而笃行的步骤，实即是“学而优则仕”的另一说法。他主观上自以为他的学说可以造就出能知、能行，兼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于一身，或学问文章道德事功兼备的大政治家。但社会的实践证明了在几百年来的封建统治和科举制度下，他所谓学问思辨事实上就变成了进京考试的举子的“十年寒窗苦读”，而他所说的“笃行”也就具体化为举子金榜题名后的“飞黄腾达”（韩愈“示儿”诗中语）。换言之，他的先知后行说，在封建社会的客观实践中就成了“先读书后作官”的人生观。他的学说被统治阶级利用作为巩固封建剥削、束缚个性、桎梏思想、阻碍进步的工具，并非偶然。

从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来看，他知先行后的方法论没有看见知识的感性的和实践的基础。他孤立地机械地分知行为二截，方法不辩证，没有看出知行的内在联系和知行之反复推移矛盾发展的关系，这是很明白的。如果再从客观实践去考察他的知先行后说，尤免不了下列三个缺点：（一）先知后行说可能使人沉溺于书本知识，不能也不愿参与社会政治上的实践和斗争，因而也就是老停留在学问思辨阶段，去作纯学问，为学问而学问的书生生活，而根本忘掉了实践，甚或轻视实际工作。其实朱熹本人便嗜书如命，自称每得一册新书，便忘寝与食，一气读完。相传他撰有四时读书乐的诗歌，竭力形容读书的乐趣，无形中便会令人觉着实践斗争之苦。所以他本人与别人一谈论学问，便觉沉疴去体，但一参与实际工作便闹情绪，或者与朝中其他权贵不兼容。他应召入京从政三次，共仅立朝五十九天，几次都是拂袖而去。（二）如坚持平日对于“四书”“五经”的书本知识，奉为教条，不了解客观情况，单凭主观命令去施行，去实践，就会陷于教条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三）由于所学与所用（实践）脱离，有的人在搞实际政治、处理兵农钱谷时，便率兴将书本知识抛开，专凭个人资质的聪明，在经验中、在实际生活中去临时摸索、临时应付，这就难免不陷于缺乏原则性和学理基础的经验主义的偏差。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是想补救朱熹知与行相脱离的偏向和弊病。他主张即知即行，知行之间没有长远的距离，当知道时直接即发为行为。一念之动就是行。学问思辨本身即是行为，不是在学问思辨之外或之后，另有所谓行为。同时孝父、事兄、从政的行为中本身即包含有学问思辨。他举例说，好好色，恶恶臭，皆是于见好色闻恶臭之时当下即发出好好色、恶恶臭的行为。犹如看见老虎当下即发出逃避的行为，推之见父自知孝，见兄自知敬，都是良知，也都是当下知行便是合一的。知行不合一，一定有了蒙蔽或阻碍，是我们须得克服的病态。阳明把知行关系说得接近感性了，也更注重实践了。他的知行合一说使得一般平民均可在短期内受到感悟，使得满街的人均可以做圣人，使得人人相信他当下的直观、直感或内心的认识，因而敢于打击传统的风俗礼教、圣贤的权威和书本上的教条。换言之，使得在层层封建压迫下的人敢于发“狂”。对于在科举牢笼下的人也有相当解放的作用。他尝说：“不以不得第为耻，而以不得第动心为耻。”所以阳明学说向左发展便产生了接近唯物论的感觉主义者和浪漫的反抗礼教，敢于发狂，敢于打破男女、农夫与士大夫的界限的“猖狂末流”。它在当时有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不过阳明学说的基本观点虽对朱熹的知行二元论有了相当补救，但他仍坚持“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知先行后或知主行从说，不过知行的距离比较短一点罢了。他所说的知行合一，不是唯物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经过曲折反复，千锤百炼，矛盾发展，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了的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结合，而只是主观上内心体验里“随感而应”，“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甚或由静坐方法得来的个人道德修养的境界。因此，他的知行合一说表面上好像注重实践，然而于改革社会、提高生产、研究自然的科学实践都没有什么裨益。而事实上社会的实践反而证明了他的学说一方面为当时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小地主阶级中那些笑傲王侯、放浪形骸、脱离政治社会的风流名士，或为狂放自恣的个人主义者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另一方面，他所谓见父自知孝、见兄自知敬的良知，也说得太主观、太先验、太简捷了。不懂得良知也是有中介性的，也逃不出外界环境、习俗与教育的制约。因为在久被封建统治下的农民，也可以见地主自知敬，见统治者自知畏。这也是良知吗？这也是知行合一吗？足见良知说在客观社会实践的考验下，确有很大的麻痹革命意识、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保守性。

当然我们也许批评阳明未免太苛刻，他也经过泛滥于词章，出入于佛老，然后归本于孔孟，又经过政治上受迫害坎坷困顿，到贵州龙场一悟，才达到良知的大道，这是有一个曲折过程。阳明所谓良知并不是生理学上所谓人人生来就有的“天赋观念”，而是理性之知、德性之知，是通过教养生活的体验和文化陶养，更能促进良知的清明锐敏，也可说经过格物穷理不断学习的过程。所以对于一个大哲学家的学说，我们要看到它在历史社会上的影响，又要看到它经过多少内在变迁发展的过程，庶不致于诬枉古人。

王阳明之后，对知行问题有重大贡献的哲学家要推王船山。船山首先向重书本知识，持离行求知，先知后行说的朱熹予以批评。他认为“下学而上达”，“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皆是孔子显明主张行在知先的证据，故他坚持“不可离行以为知”的实践论。他又反对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他是“以知为行，而不以行为行”，“销行以归于知”，实无异于“重知以废行”。因为阳明以一念之动为行，以学问思辨、内心修养为行，实即不免抹杀了真正的改革社会政治、改变物质环境的行。就这一点说，王船山对阳明的批评是很中肯的，而且是倾向唯物论的。

船山自己的学说，可称为唯物的或重行的知行合一说，与阳明的重知的知行合一说正相反。他重行或重实践的理由可归纳为二点：第一，“知可诡而行不可诡”。意思是说，知是主观的空疏的，可以欺骗人的，可以不兑现的。而行为是客观的现实实践，是无法掩饰欺骗的。因为行不可诡，故可用行为或实践作为检验或考核知识的真伪、诡与不诡、能兑现与否的标准。由此足见船山之重行，已含蕴有以实践作为检验人的认识真理的标准的意思了。第二，“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以行为功，行不以知为功；行可得知之效，知未可以得行之效。”他的意思显然是说，行在发展上较知更高，行的内容较知更丰富。行中必包含有知和知的功效，而知中不必包含有行和行的功效。王船山这种说法多少也包含了黑格尔所谓“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实践不仅有普遍性的优点，并且有现实性的优点”的意思相近。譬如说，某人有爱国的行为即包含那人必兼有爱国的知识。但如说某人有爱国的知识，却不能肯定说那人有爱国的行为。因此，他虽在新意义下赞成“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的旧说，但他仍坚持行先知后说，因为“先其难而易者从之矣”。他不仅认为从发展看来，事实上行是在知之先。他复坚持以为从方法上或从努力的程序上说，我们也应先行后知。换言之，他不仅认行是在知先，且复认行应在知先。但他复进而对于知行的关系予以辩证的分别与结合。他指出致知与力行既有区别，“故功可得而分。功可得而分，则可立先后之序。可立先后之序而先后又互为相成。则由知而知所行，由行而行所知，亦可云并进而有功”。知所行，是知识从实践中来；行所知，是知识须回到实践中去。所以船山似乎补救了朱熹、阳明的偏弊，而达到了唯物成分、辩证成分比较多的行先知后和互为相成的知行结合说。可惜他对知行说发挥得不多（以上所引各段仅散见于不甚令人注意的《尚书引义》一书中），没有把知行问题作为重点，有力地提出，而且他在孤僻的石船山中所著的书，在二百年异族统治下未得传播，没有发挥他应有的进步的实际影响。我们希望他的坚贞的爱国主义和重知行结合的实践思想，在今天将可从毛泽东的实践论出发予以新的评价和新的发掘。毛泽东早年曾组织了“船山学社”，作为联系同志进行研讨学习的机构，足见他对王船山的肯定。

孙中山先生1918年所发表的关于知行的学说即《孙文学说》，反映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知行问题的看法，在意识形态上已跨进了一大步。从表面上去看，他着重在比较知行两者孰难孰易，未涉及问题的本质，故他对于问题的提法也好像是不够深彻似的。他认为少数人所能掌握的理论知识难能可贵，而多数人只是缺乏知识，接受先知先觉者领导指挥的实行家，这未免太明显地反映资产阶级的意识了。不过中山先生毕竟是推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百折不挠，英勇伟大的革命领袖，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伟大的先行者，他的“知难行易说”不但是指导多次武装革命的实践，也总结了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而且他把知与行，理论家与实行家不惟划分为二截，认为难易悬殊，虽理论上实践上似乎都不免有困难，但也有其实际的苦衷。他明确指出，说知难，目的在于勉励人作高深专门的科学研究；说行易，目的在于唤醒人民，鼓舞群众去参加革命促进民主。并想破除当时很流行的对革命问题的畏难苟安、麻痹落后思想。他已经在他的学说中充分表现了五四运动时期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了。

我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山学说的精华，不是他的知难行易说，而是他的知行合一说。虽说他的知难行易说在理论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他于发挥知难行易说时，根据他多年亲身革命的实践和他自己丰富的医学以及近代科学知识，却附带提出了许多有辩证因素和唯物因素的新颖见解。第一，他对知行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看法。他分人类进化的历史为（一）行而不知，（二）行而后知，（三）知而后行三时期。他指出了知识之前有实践阶段，为知识的来源，知识之后也有实践的阶段，为知识的实现。他的历史观虽不完全符合历史唯物论的尺度，然而他这种发展的看法却是新颖可贵的。第二，他提出“行以求知，因知进行”的实践程序，努力从实践中去寻求知识，又根据从实践得来的知识去指导和推进行为。换言之，他已多少有了知行的辩证结合，并且包含有知识从实践中来，且须回到实践中去的辩证看法了。第三，中山先生提出了“能知必能行”有必然性的重要哲学理论。真知必能见诸实践，真的革命理论必能发为革命运动。明确知与行之间有了必然的一致性。他不但证实了王阳明“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名言，而且也可以解释我们实际生活中行为有了偏差，由于我们理论觉悟不够，思想没有搞通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知行学说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对这个问题最高最新最进步的成就，也为他后来提出“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准备了条件。

本人由于受了实践论的启示，使我试用人们的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因而明白发现了朱熹、王阳明的知行说的缺陷，而指出他们的学说在社会实践中业已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不良影响。使我敢于初步的否定并批判我素所服膺并受过影响的程朱陆王的学说。

毛泽东的《实践论》从历史发展看，大大超出了由于时代和社会、环境及阶级局限所发生的知行论，而提高发展为代表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实践论了。他不像朱熹那样把知行分为二截，也不像王阳明那样在当下的直觉里或内心的良知里去求知行合一。他乃是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实践、生产实践里去求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他不像孙中山那样去作知行孰难孰易的比较，他不像朱熹阳明两人那样皆同陷于重内心生活体验、知先行后的说法，而提出知识出于实践又为实践证明的实践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住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武器，并灵活运用它来处理知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知行统一论。所以他在立场上、唯物观点上、辩证方法上以及问题的提法上超过了孙中山，扬弃了、发展了王船山的革命观点。他文中虽未提到他们，然而他又没有把他们的贡献完全抛开，他对于知行问题的重点提出，对于知行结合的注重和把实践提到最前面，以及在他的文章所包含的许多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思想和结论，都足以证明是尽量吸取了前人优良的成果的，这就使他的《实践论》于发展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时，复具有新颖的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理论。

知和行、知识和实践的关系是中国哲学上的老问题。毛泽东对这问题作出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结论，把知与行的内容都大大地丰富了。但对于知识方面的感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关系，毛泽东对于这个认识问题，却总结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如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即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这些话实在说得简明精要，而且深刻新颖。此外，毛泽东讲感性、理性和实践时还有一个新颖的意思。即是他一方面提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继承了列宁由感性而理性而实践的说法。但他又纠正了一般人误以为必俟经过感性及理性的认识阶段方可进而为实践的想法。他强调指出，即在主观的表面的部分的感性认识的阶段，即会有与之相应的行为产生。譬如，对帝国主义只在感性的认识阶段，就会表现出与义和团运动笼统的排外运动与之相应。对帝国主义逐渐有了理性的认识，就逐渐表现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实践与之相应。照这种看法，一方面固然可以由理性认识而能动地进展为革命实践，改造世界；一方面，感性认识固然可以能动地进展为理性认识，同时感性认识亦自然地、自发地会直接引起冲动的无远见的行为。这里毛泽东似乎于由感性而理性而实践的发展的认识论之外，又提示了感性阶段有感性阶段的行为，理性阶段有理性阶段的行为与之平行的联系着或跟随着的事实。这个看法的优点，在于可祛除以为感性认识只是认识，与行为无关的误会。同时复可使我们知道从感性认识进展到理性认识不仅是一认识过程，亦即包含了从凭感情冲动、直观意见、片面事实出发的行为，提高到照顾全局、把握本质、有的放矢的合理的实践的过程。这就是“知行历史的统一”过程。

《实践论》内容丰富，义蕴深远，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哲学工作者一个很好的指南。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认识论的一篇重要的哲学著作，我们现在还有对它再学习的必要。

（见1985年1月号《求索》双月刊。本文大部分材料，于1983年冬，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讲过，得到不少的帮助和启发。作者识198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