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草帽
3．丢失的草帽
寻帽一如寻梦。丢失“草帽”一如丢失自己的精神归侬和灵魂寄托。过去的时代不复存在了，过去的“草帽”也不复存在了，有的只是社会的土壤和现在这个季节生长着的各种各样的草，需要自己去选草，编织“草帽”。尽管心灵深处有迷茫的地带，但谁也不愿意真正一直迷茫下去。没有支点、没有主题的人生是无法长期忍受的。
1988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我们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大学生朗朗的诉说》一信。这封信在全国尤其是大学生中间引起强烈反响。朗朗来信揭示了当代青年社会化与世俗化的冲突，表露了他们精神支柱动摇的心态。在这封信的催生下，1989年初引出了一场关于“寻帽”的更为大规模的讨论。虽然以后人们没有对它有过多关注，但当时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思的。
《中国青年》编者按这样写道：1989年第3期发表的无名同学来信，如石击水，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千百封来信飞向编辑部，大学生切磋琢磨，研究生座谈争论，，青年朋友热烈讨论“寻帽”现象。“寻帽”现象揭示了目标前青年社会化与世俗化的冲突。社会化需要他们成为进取向上的人，而世俗化则肯定及时快乐。他们刚刚成为社会化的“半成品”，却又被世俗化的浪潮所吞没。
奋斗与享乐是青生的两难选择。当时我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前现代化”阶段，物质基础贫乏，需要人们艰苦奋斗，但却出现了“后现代化”意识，以享乐、轻松和生活得潇洒为宗旨的人生哲学抬头。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究竟是戴“草帽”的人出了问题，还是“草帽”本身出了问题？无名同学的信，代表了变革时代相当一部分同龄人的心态：“我可以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但我不可以不快乐。"这种人生态度，不仅没有使他找到真正的快乐，反而使他陷入更深的迷茫。于是那曾使他充实、给他热望的“草帽”，又成了迷茫中的灯塔，前进中的路标。到底要不要“草帽”？要怎样的“草帽”？寻帽现象说明了什么？青年们在深沉地思索，痛苦地寻找。
复旦大学的顾晓鸣曾经写过一本题为《现代人寻找丢失了的草帽》的书，是把“草帽”作为一种象征来理解的。象征什么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比如象征理想、信仰、精神支柱，象征成功的社会角色，象征自我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而在八九十年代中国青年的那场讨论中，“草帽”是有大致明确的指向的，那就是人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及由此带来的充实感受。这个指向当然是在不断讨论中逐步得至厘定的。
讨论中有人认为：以往青年戴在头上的那顶“草帽”不是他自己编织的，而是社会为他选择的统一规格的样本，所以随着其内心需要的觉醒，丢失是很自然的。由此，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进行“理想还原”，在共产主义最高政治理想之下，允许和倡导人们合理科学地确立自己的个人理想、职业理想，形成多元的心态结构，使社会活力长盛不衰。大部分人认为：人不能没有、也不可能没有理想中的“草帽”，但并不是人人头上的“草帽”都合适。那么怎样才能编织一顶适合自己的草帽呢？这是广大青年关注的热点所在。
多数意见认为：为避免失败或构成精神危机，我们应该客观估计社会容量和个人自身能力，量力而行。个人的精神是否有真正的寄托，和他与社会的关系是否和谐有关。也有人认为：社会环境不尽如人意，社会给人的选择机会不平等，使人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草帽”。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社会环境是客观的，抱怨、发牢骚无济于事，最根本的是要适应社会，善于适应。在有限的环境中编织适合自己戴的“草帽”。
还有人深刻地指出：无名同学的困惑反映了传统观念和变革者的社会的冲突，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观念看待已经变化了的世界。过去的时代不复存在了，过去的“草帽”也不复存在了，有的只是社会的土壤和现在这个季节生长着的各种各样的草，需要自己去选草，编织“草帽”。许多青年谈道，以往总是别人为我们选择“草帽”：中学时戴着社会、家庭为我们选择的“考大学”这顶“草帽”，进了大学，需要一顶新“草帽”。
但一旦许多青年真要自己选择时，就感到茫然了，过去的“草帽”已不复存在，但又没有现成编好的“草帽”，因此“还没开始追求便已感受了痛苦，问题正在于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追求”。
“寻帽”现象说明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青年人的注意力越来越投向于自己所喜欢的事业，越来越注重实际，从而使大一统的理想模式发生了变化。做人的标准已不仅仅只有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人的思想多元化、兴趣多元化，追求也多元化。每一个人都不必由别人代替思考，而多元化的可能为青年更全面、更现实地确立人生追求，真正把自己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开辟了新天地。
寻帽一如寻梦。丢失“草帽”一如丢失自己的精神归依和灵魂寄托。由于当时的青年面临新旧观念的剧烈碰撞，身处一个无所适从的价值晕眩期。在没有找到自己的航标之前，孤独、焦虑、渴望精神家园的庇护是在所难免的。也许寻找“草帽”的痛苦在如今的青年一代身上已经相对淡化了，但问题并没有消矢。人，只要是人，就不能不梦想，不能不追求，而且不会简单地满足于物欲快感。人活着就有“想头”，连睡觉做梦也还在想：在梦中吃饭做事，离合悲欢。这不就是有所想吗？谁能一念不生、一尘不想？人活着就要穿衣吃饭，有事务缠身，被抛掷在这个世界中，衣食住行，与人共在，从而打交道、结恩怨、得因果，忧乐相侵、甜苦相扰。尽管你可以彻底排遣、精神解放。但这解放、这排遣本身之所以必要和可能，不又仍然是人们努力想的结果吗？
在世界而求超世界，在此有限的“活”中而求无限、永恒或不朽，再或者“打破砂锅问到底”，去追问人活着的道理、意义或命运。这些思考容易被看作是庸人自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硬要思量这些本无解答的问题干什么？真的存在不就在个体自我的当下片刻吗？一切仿佛都是私有化、瞬间化、无本质、无深度、无创造、无意义的。潇潇洒洒的同时也浑浑噩噩地打发每一个片刻，岂不是很好？游戏人生足矣，何必他求？用完就甩，活够就死，别无可说，历史终结。但是，青年自身走过的历程充分说明，只一个“玩”字实在还无法了结。尽管心灵深处有迷茫的地带，但谁也不愿意真正一直迷茫下去。没有支点、没有主题的人生是无法长期忍受的。这恐怕是“朗朗”们讨论“丢失的草帽在哪里”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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