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一代开始转向自我导向型人格

我该怎么活

4．我该怎么活？

天使和撒旦的分别是什么？有没有既不太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的快乐道可走？

进入20世纪90年代，青年追问人生的话题在悄悄发生质的转换。关于理想、精神寄托的追求转向了实际人生较量，但理想性的力量仍然存在。大学生梅晓1991年1月给上海《青年报》的信及所引起的讨论就是这种为量的显示。

梅晓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诉说了她的困惑：“现代人注定要捧着灵魂生活，既不愿把它交给天使，因为这样太吃亏，也不愿把它交给撒旦，因为这样太卑鄙。我想问，在今天，天使和撒旦的分别是什么？有没有既不太吃亏又不卑鄙，既完善人格又不碰得头破血流，既有价值又不失感官生活的快乐之道可走？”这样的问题与寻找丢失的“草帽”相比，更人世了，也更具体了。

对于这样的问题，有人共鸣，有人谈不同看法，有人提出建议。无论如何，青年人讨论更多的不再是“为什么”，不再是反反复复、幽幽暗暗的意义寻找，而是“怎么样”，是具体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人应该怎样活着？不仅是青年人在思索，而且已成为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它是社会进入市场经济后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

80年代以前，几亿中国人，从青年到老人都遵循同一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这些价值和模式被认为具有无可辩驳的客观必然性，在这样的“万众一心”的背景下，自然没有给个人留下多少选择性的空间。从某种抽象的意义上说，当时中国人的社会性格具有“传统导向性”人格的若干特征。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加速，社会变化首先通过青年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转变折射出来。也就是说，青年一代开始转向“自我导向型”人格。

90年代的青年与以往不同了。“为什么”的问题已被逐步消解，代之以更具操作性的实在疑惑：人究竟怎样生活？大学生梅晓就坦然承认：自己的平凡不足于探寻生命的“形而上”的本质意义，只是不得不问，我该怎么生活下来？面对充满双重标准的复杂社会，她既不愿太卑鄙又不愿太吃亏。她承认文化的创造有其非功利性的精神价值，但更愿意追问这种创造活动本身的世俗化快乐究竟在哪里？她不再像潘晓那样要一个安身立命的理想性归宿，更关注从技术层面找一个安顿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既是受人尊重的，又将是不失快乐的。她代表了与她年龄相仿佛的那代年轻人的社会人格。

由理想之梦转向实际生活世界，这样的转型不是没有意义的。

人生的价值、人生的况味恐怕在青春的年岁里一时原本也回答不清楚。“刚放下课本，怎么去体察人生历史的苍凉？随口谈论臧否社会，何尝真正了解了人民最质朴的要求？”理性思索的使命全压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难言公平。所以青年人不如先埋头做些具体的事情，再凭其所见所感提出意见为好。“怎样生存”作为实实在在的提问，可以使青年此后欢天喜地地活得青春．，活得像青年。虽然，谁都无法否认：深刻地理解和思考生活有其存在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