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白吃的午餐

没有白吃的午餐

1．没有白吃的午餐

我之为我，自有我在，这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应有的操守。

人头潺潺的上海著名商街淮海路，隔不多远就有红绿灯，红灯闪烁，年轻的双腿照迈不误，从容不迫，看见权当没看见。究其原因是对规范和秩序的漠视。这种漠视与从小养成的习惯不无关系。漠视的结果是交通事故发生率的提高，是生命创伤的不可挽回。这里面就有一个收获与代价的比较问题。就以交通为例，“吃”到红灯，自觉地将车停下，虽然付出了时间的代价却换来了行车安全。但许多人尤其是性急的年轻人这种意识就比较缺乏，闯红灯成了冒险的快乐，有规则也不去好好遵守。这样一来即使绿灯通行也未免要左顾右盼，弄得神经紧张。也许偶尔赚得几分钟却彻底丧失安全感，从代价上看很不上算。

相对于乡村，城市生活如霓红灯闪闪的海岸充满诱惑。在那里，青年可遇到大师，怪才可碰到千古知音，艺术家可以有成批的羡慕者。各种开阔眼界的对话如长青藤上的花朵绽放。但收获本身是需要大量付出的。城市里的青年才俊得承受拥挤、冷漠、风尘、污染以及少得可怜的私人空间。

就说考试吧，它是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人为制订的严格标准。可以设想，一旦没有各种考试，社会会乱到什么程度。许多人才正足借考试之实而选拔上来的。但同时，人们也承受着考试制度不完善带来的代价。它无论如何免不了偶然性，既有考生临场状态问题又有考题可信度的原因。考生再怎么复习，考题再怎样推敲，考试只可能保证较大概率的成功。既知考试作为普遍衡量的尺度不尽完善，要偿付代价，那么走人情关系、特殊处理又如何呢？从某个个体局部来讲，或许能算是一种理性行为，但积累成群体行为则未必是理性的。关系学干扰着中国社会生活中现代秩序的建立，遏止着一般等价物与普遍标准的社会功能。如果做任何事情都要找熟人、托关系、攀门子，那么社会正常的交换就要受阻，成本就会急剧上升。一言以蔽之，将要偿付更大的代价。

再来看妇女解放运动。在漫长的父权社会里，家庭关系中的角色模式是确定的，杜绝越轨行为的结果换得秩序与安全，但那些才华卓绝、个性突出的女性就被遏制在这个角色模式中难以发展，这是父权制的代价。1949年以后，我国政府推行了男女平等政策，呼唤妇女解放，动用行政力量的结果是普及了一种观念：即女子拥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在就学、择业、参政方面有了充分发展其潜力的机会。但它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妇女解放运动是以扶持弱者、抑制强者为手段的，使男子不再那么男子，使女子活得像男人。其实，妇女解放总不是为了把女人变成骏马和雄鹰吧，男女平等只是权利而不应是结果。女子有权进行公平竞争，但其结果不是社会恩赐。

由此可见，人间少有只问收获不付代价的事，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们要在比较代价得失后再作出理智的选择。

由收获与代价意识的紧密相关、如影随形，我们联想到作为人的权利和责任意识的重要性。青年人动则“我要’，我有权”、“我想”，多半考虑的是自身的权利，殊不知，权利只有与责任联系在一起时才真正有内容。

现实生活中权责分离、偏重一极的事常常发生，比如“我”与“我们”这样两个概念的实际运用就反映出这种矛盾。

如果曹雪芹寿比南山不老松，活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他站到书柜前签名售卖《红楼梦》，一定会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的书！”没错，这“满纸荒唐言”是他的心血凝聚而成，名副其实。但是被“炒熟”的所谓当红写家是没资格这么说的。可笑的是他们照样脸皮厚厚地嚷嚷：“这是我的书”、“我的历史”、“我的注释”。活像某个小市民在街头有了个“亭子间”总满口“在我家里”一样。鉴于炒作的作家在其书中往往别人的东西比他们自己的还要多，他们最后还是说：“我们的书”、“我们的历史”，显得有些祸福共当的气度。很奇怪，另有一些时候，人们更乐意说：我们“大家”而不是“我”。这往往与承担责任的事情有关。责任当头，问到某个个人，即使他是拍板者，也会“据理力争”：“这是我们共同商量的呀！又不是我一个人定的。”“造成这样的局面又不是我的错，凭什么不怪别人只怪我？要罚大家一起罚。”“我们”、“大家”成了推卸责任的挡箭牌，死活也不让那个作为个体的“我”有所承当。触及到自身利益、荣誉、权利时“我”字当头，涉及义务、责任、要求时好用“我们”，这大概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应当引起注意。

在我们看来，对于众力所成的事，要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合众力能成大事，化腐朽为神奇。人类文明瑰丽的成果，不是哪一个个人能独创出来的。有这样一个“我们”做背景，纵然著作等身、个人事业猛进也能永葆大智者的谦和。这种谦和不是表面上讲一句“我取得的这一点成绩是与我们的领导分不开的”之类口头文章，而是内心深处对群体力量的信念和依靠，是在此基础上的更新与创造。而在义务、责任面前，则不能躲在“我们”背后看风景，相反，应善于发现并敢于承担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责任，敢于说“我”。没有个体的自律与承当，道德的前提就不存在。淹没于“我们”的无“我”天地，个性终将成为无家可归的东西。什么时候用“我”、什么时候用“我们”，这不仅是个修辞问题，而且关涉到社会风气问题。当一个人将“现在大家都那样”、“我们那里谁都那样”当成自身要各种权利的托辞，他的责任意识就很可怀疑了。我之为我，定有我在，这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应有的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