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帝斗争的依靠力量

反帝斗争的依靠力量

依靠什么力量，废除不平等条约来振兴中华呢？这是摆在人们面前，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认识高度作出科学回答的问题。

孙中山从对现实的理性思考中，认为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联系国内各派军阀割据与混战，祸乱中国的现时政局及其背景，统一起来加以考察，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孙中山说：“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力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73〕“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这是原文），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74〕 表明他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间的相互勾结与利用的政治背景是洞若观火的。他曾用一个生动的历史事实阐述了英国与吴佩孚间的“默契”。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战败便得到英国的积极扶助。他说：“吴佩孚这次在山海关打败仗以后，退到天津，战事本可以结束。但是有某国人（指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引者）对吴佩孚说：‘长江是我们的势力，如果你再退到那里，我们帮助你，你还是很有希望。’所以吴佩孚才再退回长江。我说这些话，不是空造的，的确是有证据的。大家不信，只看前几个月某国人（指英国人——引者）在香港的言论，大吹特吹，说‘陈廉伯是华盛顿’，‘广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原文）政府发生’。”^〔75〕等等。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总是在新闻纸上挑战，要商团打政府，说商团如果不打政府，政府便马上实行共产”。^〔76〕孙中山进一步揭露：“最近更助陈廉伯在香港发行两百万元的债票，由他们的银行担保。像这种种举动，无非要延长中国内乱，他们才可以从中取利。”^〔77〕从当时英国同吴佩孚、陈廉伯的密切关系中，他看出英帝国主义“不但对北帮助吴佩孚，在南帮助陈廉伯，就是吴佩孚、陈廉伯以外的人都可帮助，中国的祸乱便永远没有止境”。^〔78〕

拨开历史的迷雾，便可发现历史演变的真实情景。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勾结中国各派军阀势力及其祸乱中国的丑恶行径，擦亮了孙中山的眼睛，使他清醒地意识到民主革命给封建军阀的重大打击，极大地削弱了封建势力，为中国展示出一幅良好的前景。

1924年11月，他说：“军阀现在已经被打破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主义。要打破帝国主义，便要全国一致，在国民会议中去解决。”^〔79〕国民会议运动是在北京政变后，直系军阀政权已被打倒、新的军阀政权尚未正式出现的特定条件下掀起的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运动。孙中山对之抱有很大热情。为此，他发自肺腑地号召：“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80〕孙中山在晚年仍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力求达成协议，共同完成建设独立民主国家的夙愿。这种崇高政治理想和为救国不怕风霜劳苦的高风亮节，给国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孙中山晚年为自己确定的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孙中山曾刻骨铭心地表示，“我个人今日之首要任务便在于：在国内，为国家之统一尽力，对外则期待国家独立的实现和全世界对于中华民国的国际平等的承认。”^〔81〕这表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在斗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提高，确实进入了一个成熟的时期。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崭新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发展到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再发展到提出“联俄”主张，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这便充分显示出他对民族主义的深化与时俱进，赋予民族主义以崭新的时代内涵。“联俄”是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外方针一致的。孙中山《遗嘱》中，把“联俄”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相提并论。热切地提出：“希望不久即将破晓”中国与苏俄“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的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82〕孙中山的崇高政治理想及对人类命运无限关怀的伟大精神境界，正是其民族主义思想闪烁的光辉结晶。它的形成与发展，标志着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的晚年在政治上突破自身的局限，完成了划时代的转变。

【注释】

〔73〕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9页。

〔74〕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8页。

〔75〕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0页。

〔76〕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0页。

〔77〕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8页。

〔78〕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1页。

〔79〕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1页。

〔80〕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1页。

〔81〕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82〕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