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民族分裂

反对民族分裂

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只是在鸦片战争后因帝国主义推行对华侵略分裂政策使我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受到了极大挑战。孙中山认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决不能掉以轻心。根据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受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分裂的社会现实，孙中山曾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崭新政治理念。

第一，孙中山对“民族自决权”问题，作了认真探索和思考。民族自决，是解决国家和地区民族内部矛盾和纠纷的一般纲领和指导方针。民族自决，从历史上考察，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而提出的原则与方法。民族自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性质和内容。资本主义确立或上升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和建立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民族国家，曾用“民族自决权”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因此民族自决对于建立民族统一国家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

帝国主义时期，民族问题远远超出一国的范围，成为世界性被压迫民族解放问题。于是，争取民族自决权又发展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等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武器和手段。

“十月革命”后，俄国无产阶级对民族自决又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反对民族歧视、压迫，坚持民族平等立场，尊重各民族自由分离，或自由联合的意愿，充分享有民族自决的权力。各民族在不受外力操纵干预，在真正独立自主条件下通过全民公决，确定各民族的归属。这是彻底行使民族自决权的体现。

孙中山从历史演变中，对民族自决权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认识和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曾提出“民族自决”问题。孙中山说：“威尔逊主张打灭德国的强权，令世界上各弱小民族以后都有自主的机会，于是这种主张便被世界所欢迎。”^〔97〕当时印度、越南、波兰、捷克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在“民族自决”的鼓励下都参加协约国与同盟国作战。孙中山说：“我们中国也受到了美国的鼓励，加入战争，虽然没有出兵，但是送了几十万工人去挖战壕，做后方的勤务。”^〔98〕孙中山看到，“到了战胜之后开和议的时候，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觉得威尔逊的主张的民族开放和帝国主义利益冲突太大，所以到要议和的时候，便用种种方法骗去威尔逊的主张。弄到和议结局所定出的条件，最不公平。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不但不能自决，不但不能自由，并且以后受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经过这个历史巨变之后安南（越南）、缅甸、爪哇（印度尼西亚）、印度、南洋群岛和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埃及以及欧洲的几十个弱小民族，都大大的觉悟，知道了列强当日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完全是骗他们的。所以他们便不约而同，自己去实行民族自决。”^〔99〕

从严酷的历史教训中，孙中山曾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他说：“由此可见，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样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100〕

实际上，帝国主义国家用所谓的“世界主义”否定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生存权，正是其统治全世界、奴役世界弱小民族的险恶政治图谋的大暴露。

第二，孙中山曾提出过“民族自决”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种考虑，主要受到俄国废除沙皇时代的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政策的影响。但是“民族自决”显然同中国国情和历史传统不符，于是进一步提出了“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的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方略。这个方略，不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来考虑，它们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传统心理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因而构成中国建设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治基础。

孙中山抛弃所谓“民族自决”，根据中华民族大团结和民族认同的历史传统，明确提出“五族共和”的建设民族团结与共和政治的国家新的理念，正是对民族历史传统观念的提升和更新，为其民族主义思想撰写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列强为了实施民族分化政策，曾对我国边疆民族上层集团实行收买、威逼等各种罪恶手段进行分化，以实现其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分裂出去，达到分而治之的政治阴谋。

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全国进入民主革命高潮之机，更变本加厉地实行民族分裂的罪恶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帝国主义煽惑挑唆下，外蒙古以哲布尊丹巴为首，西藏以达赖三世为首的蒙、藏上层分子，即掌握教权、政权的活佛、贵族及高级僧侣等趁机发动妄图脱离祖国的武装叛乱进而严重威胁到我国民族团结和统一的大局。孙中山非常关注蒙、藏上层分子分裂祖国的事态及其发展。他指出：“以此次蒙、藏离叛，达赖活佛实为祸首。若能广收人心、施以恩泽、一面以外交立国。倘徒以兵力从事蒙、藏，人民愚昧无知，势必激其外向、牵连外交、前途益危，而事愈棘手矣。”^〔101〕并认为令人忧虑的事是“现在蒙、藏风云转瞬万变，强邻逼视、岌岌可危”。^〔102〕在这种形势下需要保持高度冷静，不能任谣言惑众，扰乱人心。“故文主张此后蒙、藏消息，责成各该处办事长官逐日报告政府一次，由政府再分送各报登载，既免误传，且得真相。”^〔103〕以正视听。只有掌握事实真相，才能作出正确决策。据孙中山分析：“蒙古不欲取消独立者，西藏为之臂助也。如欲使蒙古取消独立，必先平西藏，以为取消库伦独立之预备。西藏平，则蒙古之气焰息矣。西藏之向背，关乎蒙古独立与否，蒙古不独立则边警息矣。”^〔104〕尽人皆知，蒙、藏上层集团的叛乱，显然具有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正是因为英国、沙俄别有用心的煽动和策划才导致叛乱事件的发生。孙中山强调必须使用武力削平叛乱，才能打击帝国主义分裂中国，乘机取利的政治图谋。但是，蒙、藏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更需要在弄清是非的原则下，加强“宣慰”，消除民族对立情绪，增强民族之间的团结。他说：“对于蒙、藏独立，余实主张用激烈之武力解决蒙、藏问题，藉儆反侧，蒹以杜外人狡启。俟一大致解决，再派善于辞令深悉蒙、藏语言者，前往宣慰，较单纯用剿者，似易收效。”^〔105〕进而指出除对少数叛乱头目及骨干实行“痛剿”外，对于广大藏民、蒙民则要做好分清是非，清除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工作。

历史表明：袁世凯北洋政府处理蒙、藏问题，多次出现重大失误，造成难以挽回的结局。孙中山为此指出：“袁始终以外援为生命，终于以蒙古为诱食耳、依靠俄国。”^〔106〕最后竟在沙俄政府蛊惑下，外蒙从此脱离祖国而去。

当时孙中山处于在野地位，不能参与政府决策，只能大造社会舆论。他向参议院呼吁：“望诸公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此事关系民国存亡，务望留意。”^〔107〕当然只靠劝告建议，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是无力扭转整个形势的。

孙中山以自己的胆识、魄力和崇高政治责任，特别重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睦团结，对于帝国主义列强妄图制造民族分裂破坏国家统一的种种阴谋诡计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揭露其侵略野心与阴险图谋，并实行坚决抵制。这正是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大业的无比关注，强烈爱国思想的深刻反映。

我们从孙中山维护民族团结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清醒地看到民族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世界，但是先进的中国人在接受民族主义理论和从事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并不是西方民族主义的简单延伸，更不是机械地模仿。孙中山根据我国国情和民族革命的客观需要在利用西方民族主义思想资源的时候，加以认真改造。这种改造既显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鲜明特色，同时也反映出对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因而具有民族主义的时代特征和独特魅力。

【注释】

〔97〕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3页。

〔98〕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3页。

〔99〕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3—224页。

〔100〕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23—224页。

〔101〕与袁世凯第三次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第181页。

〔102〕与袁世凯第三次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第181页。

〔103〕与袁世凯第三次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第181页。

〔104〕与袁世凯第三次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第186页。

〔105〕与袁世凯第十二次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第189页。

〔106〕与日本驻沪领事有吉明的谈话，《孙中山集外集》，第216页。

〔107〕致参议院电，《孙中山集外集》，第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