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序言

初版序言

初版序言

本书是一部未完成作品的开篇，是有关社会主义史的第一部分讲义。1895年11月到1896年5月，涂尔干在波尔多大学文学院开设了这门课程。

在涂尔干的著述和思想中，这一部分是以研究为主导的：

我们先从问题的由来说起。早在师范学校时期，涂尔干就因其个人的偏好，以及政治和道德兴趣所引发的氛围，与饶勒斯（Jaurès）和像奥梅（Hommay，死于1886年）这样的其他朋友一道，献身于社会研究的事业。此后，他通过极其抽象和哲学的方法，把这一问题纳入“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关系”的题目下。1883年，他又将个人与社会之关系确定为他的主题。通过对他的理论及各类事实的不断分析，涂尔干在他提出《社会分工论》的初步计划（1884年）到完成初稿（1886年）期间，终于认识到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应该属于一门新的学科：社会学。然而，在当时，尤其是法国，这门学科处于一种很不妙的境地，因为最近一批孔德主义者飞扬跋扈，使社会学受到了百般嘲讽。进一步说，社会学还远没有牢固地确立起来。孔德、斯宾塞，甚至是埃斯皮纳（Espinas）和德国的沙夫勒（Schaeffle）和冯特，也只能表明他们有关社会学的哲学思想。不过，涂尔干却担负起了为社会学提供方法和塑造实体的使命。这样，他有关社会主义的研究也由此中断了。

这一理论和学术上的使命，带来了《社会分工论》（1888—1893）的成稿、“论自杀”（1889—1890）、“论家庭”（1888—1889）和“论宗教”（1894—1895）等教程。倘若再加上《社会学方法的准则》（1896）和《自杀论》（1897），这便是涂尔干所教授的整个社会学领域。涂尔干的思想也获得了明确的形式。创建一门学科的基础，当然会消耗他的大量精力。可是，涂尔干并没有遗忘掉他的出发点。

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依然是他最深的关怀。《社会分工论》和《自杀论》都包含职业群体所具有的道德、政治和经济上的意涵。在最终以演讲的形式发表的“论家庭”教程（1920年发表于《哲学评论》）中，涂尔干也指出，如果不使个人在国家面前显得孑然一身，如果不使个人在无政府和奴役的交替状态下生存，那么，就必须将家庭群体曾经拥有的部分古老的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赋予职业群体。目前的这篇教程，即《道德教育》教程（1925年出版），便重新回到了涂尔干明显带有道德和政治色彩的著作中的这一核心思想。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即《权利与风尚生理学》教程的一部分）中，涂尔干再次拾起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计划在出版本书后，出版这篇教程。

不啻于此，上述观念如此重要，以至于深深印在了一些伟大人物的心中。我们知道，1893年后，索列尔（Georges Sorel）就曾在《社会变异》（Devenir Social）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中用过这样的观点，虽然学术性不强，也不很准确，却非常敏锐。后来，革命工联主义（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也部分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顺便说一下，这种观念应该成为一种纯粹的历史观。有关这一主题，我们有很多话要说。因为在这个事件中，从1893年到1906年，我们（至少是我们中间的某些人）不仅仅是见证人。

不过，直到1895年，涂尔干都无法从他的著述中抽出片刻时间回到社会主义的研究。就像我们将会从本书中所看到的那样，甚至当他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研究时，他也没有离开过他惯常的观点。涂尔干是从一种纯科学的角度将这种学说当作一个事实，研究者应该冷静地、不带任何偏见和立场地研究这一事实。他将社会主义视为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解释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人们若要作出解释，就必须分析那些迫使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和马克思等这些人去提出道德、政治和经济行动的新原则的社会压力。此外，我们认为，这篇教程也是应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去分析某种观念之起源的模式。

的确，通过这种无偏见的研究方式，涂尔干同时满足了他在道德思想和科学思想两个方面的需要。他试图申明立场，并对此作出证明。他也倾向于通过一系列事件（有些是微小的、个人的事件，其他则是一些更为严肃的事件）来表明这一立场。他的立场与激进的道德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或基督教经济学家的立场并不一致，因为后者在《社会分工论》中发现了他们所要反对的集体主义。由于出现了这样的冲突，涂尔干失去了巴黎的教职。在他的学生中，有些最出色的学生转向了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盖德（Guesde）主义。在一个叫做“社会研究”的小圈子里，有些人像在其他地方研读斯宾诺莎那样研读《资本论》。涂尔干发觉，这种倾向与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对立的。1893年，在一次由这个圈子和波尔多工党组织的会议上，饶勒斯大加称颂涂尔干的著作。可是，如果说是埃尔（Tucien Herr）在1886—1888年间使饶勒斯转向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恰恰是涂尔干在1886—1889年间使他脱离了政治上的形式主义和肤浅的激进哲学。

涂尔干非常熟悉圣西门、沙夫勒和马克思等社会主义的各种根源，他的一位名叫奈格利克（Neiglick）的芬兰朋友，在他逗留莱比锡期间就曾建议他研究社会主义，涂尔干从内心里反对所有阶级间或国家间的战争。他所渴望的是仅仅有益于整个社会，而不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变革，即使这部分人拥有人数和势力上的优势。他认为，政治革命和议会改良都是徒有虚表、代价极大，而且滑稽有余、严肃不足。因此，他总是不让自己去顺从某一政党的意志，尤其是国际性的政党组织。即使是在德雷弗斯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和道德危机中，他起到过相当大的作用，他也未曾改变过他的看法。所以，他始终不为所动，他“同情”（就像如今我们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者，同情饶勒斯，同情社会主义。

为了用自己的眼光和学生的眼光来证明自己，为了有一天用整个世界的眼光来证明自己，涂尔干开始着手对社会主义进行研究。他所开设的公共课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所发表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定义，也深刻影响到了盖德和饶勒斯，他们声明自己完全赞同涂尔干的观点。涂尔干准备在他掌握并研究过的蒲鲁东著作的基础上，于1896—1897年开设一门研究蒲鲁东的课程，就像他曾开设过的有关圣西门及其后继者的课程一样。此外，他也准备拿出第三年来研究他当时还所知甚少的拉萨尔，以及他已经很熟悉的马克思和德国社会主义。涂尔干喜欢把他的研究限定在这些社会主义大师的著作和思想上，而不是他们的个人生活或二流作品。

可是，1896年，涂尔干承担了主持《社会学年鉴》的工作，重新返回到学术研究中，《社会主义史》依旧没有完成。他经常为不能继续或重新开始这项研究而感到遗憾。

所以，这部著作只有第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定义、社会主义的由来、圣西门。今天出版此书，略有些晚了。但是，在涂尔干教授这门课的时候，社会主义学说史还几乎没有得到重视，更提不上有多大发展了。后来，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布吉安（Bourguin）、纪德（Gide）和里斯特（Rist）已经出版了他们的著作。社会主义也已经传播开来，工人阶级的力量和政治上的力量已经开始显现出其自身的价值了。圣西门已为人所熟知；的确，一战以后，几乎每个人都称自己为圣西门主义者。

大量著作都已经澄清了涂尔干当时没有解决甚至没有提出的问题。夏莱蒂（Charlety）有关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的著作利用了所有的现代史料。布格勒（Bouglé）和哈莱维（E1ie Haléy）为巴扎尔（Bazard）等人的《圣西门学说释义》所撰写的精彩导言也充分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细节。迪马（Ceorges Dumas）和勒鲁瓦（Maxime Lerov）的传记作品甚至没有被纳入此列。

不过，我们还是要将它发表出来。首先，本书陈述了一个细致而经典的社会主义的定义。另外，除非我们犯了大错，否则，今天依然没有一种有关社会主义由来的综述，能够在清晰度和力度方面可以与之媲美。最后，涂尔干带有批判和历史意味的观点（例如，对社会主义起源的看法）就其本身来说无疑具有哲学的意义，也许甚至可以说是经验意义上的真理。

在这些讲义中，有些部分曾经发表于《道德和形而上学评论》和《哲学评论》中。我们衷心感谢这些杂志的编者允许我们在这里重新出版这些讲义。

讲义的手稿已经被仔细整理过，只有极少数段落无法识别。我们不准备去弥补缺失。每一处修改均用括号加以注明。我们也已经核对了引文。除了加上各章的标题外，我们对原文未作任何改动。此外，我们不得不删掉一些讲义内容，但没有触及讲义中的重复部分。

这篇手稿被划分成各篇演讲。我们间或将这些演讲分开，编成各章和成书——这并不难。所有标题都是涂尔干自己的标题。

涂尔干夫人（Madame Touise Durkheim）几乎誊抄过全篇手稿。我仅就一些难以阅读的段落向她请教过。疾病和死亡使她在第十一讲停顿下来。第十二讲到第十四讲的内容也已准备就绪。⁽¹⁾

马塞尔·莫斯

【注释】

(1)也许，莫斯的意思是说，第十二讲到第十四讲的讲义已经准备完毕。其后的讲义已经被删去。——英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