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蒙第四章

西斯蒙第

第四章　西斯蒙第

我们已经看到：18世纪的社会学说还没有发展到超出共产主义的水平。它们展示了共产主义所有独特的标志：自觉的和公开承认的乌托邦主义，文学和感情的色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一种基本倾向——尽可能将与经济利益有关的一切都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

这里，注意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没有依据平等主义的精神来界定共产主义，尽管这种精神对共产主义来说是不容置疑的。共产主义始终要求劳动果实应该由所有公民平等分享，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它也似乎难以接受其他任何形式的安排。因为一旦我们同意除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外财富没有任何其他存在理由，倘若超出这一界限，财富就会在道德和社会的意义上变得很危险，那么，既然对每个社会成员来说财富都同样是必不可缺的，那它就应该平等分配。然而，平等分配只不过是以下原则的一个后果：财富的社会角色应该降低到最低限度，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可以消除财富。由于平等分配是一个次要和偶然的结果，所以它可以与财富的相反角色毫无矛盾地取得一致。的确，如果经济功能是一种杰出的社会功能，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它们应该从社会的意义上组织起来，尽可能变得和谐和有效。不过，这并不能决定上述财富应该得到分配的方式。

不论出于何种理由，如果我们相信保证社会和谐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劳动产品分为相等的部分，那么，我们也许会像共产主义者那样去要求平等地分享它，我们既不用肯定共产主义理论也不必否定社会主义理论。例如，这就是路易·勃朗（Louis Blanc）所持有的论点。所以，我们不该被表面现象所蒙骗——不论它们在现有的概念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应该避免用一种表面的特征来定义共产主义，这既不是其本质的特征，也不是其独有的特征，我们应该紧紧把握住我们已经明确阐述过的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区别。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将经济功能置于社会生活中的边缘位置；而社会主义则尽可能将经济功能置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共产主义者所构想的社会是禁欲的，而社会主义社会本质上应该是一个工业社会。为了防止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人们应该始终牢记：它们是两种性质相反的学说，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但是，即使被这样界定的共产主义就是18世纪的社会学说，我们还是早在那个时代就遇到了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萌芽。首先，是一种反对传统的社会不平等的情感；其次，是一种允许国家拥有最广泛的权利的国家概念。如果将它们应用到经济秩序中，那么，第一个因素将会产生出一种改变这种经济制度的愿望，同时，第二种因素将会提供实现这些改变的手段和必要工具。然而，这两者都不能实现上述结果。因为这两种观念的形成与政治组织有关，所以，它们也被用于政治组织之中，激发了由大革命实现的转型，不过，它们几乎不可能将这种转型扩展到政治之外。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些倾向显然都是革命事件所带来的结果，我们也许会假定：在它们导致经济变化之前，不得不先使政治结构发生转型。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没有早在18世纪就能清晰展现，是因为当时大革命还是一个未完成的事实。我们将会说：社会的成熟发展似乎有可能先于这两种观念向经济领域的扩展。可是，正如目前的讨论所说明的那样，这种有关大革命终结之时正是社会主义诞生之时的假设，得到了事实的证实。正值帝国结束之际，尤其是在大革命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明确确立起来了。

亚当·斯密的学说刚刚被萨伊（Jean－Baptiste Say）介绍到法国来，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Trait ésur d’Économie politique）一书（只是复述了大师的理论）就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萨伊先是在科学协会（Athenæum），随后在“艺学和商学院”（Conservatory of Arts and Trades）的官方职位上授课，很快就有了很多拥趸。不过，与观点相反的或人们认为观点相反的不遗余力去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学说相比，他的想法几乎没有得到+过明确的阐述。这两种想法同时出现，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其实同出一源。两者都是同一社会状况的产物，只是对这种状况的解释不同而已。但是，在这两种解释下的基本社会事实本身显然是相同的。这两个相互敌对的学派具有一种很近的亲属关系。它们来自相同的起源，所以，它们拥有的共同点也比人们通常认为的多得多。

萨伊的著作可以追溯到1803年。早在1804年，费里埃（Ferrier）就在一本题为《论政府与商业之关系》（Du Gouvernementconsid ér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1822年已经出到第3版）的著作中抨击了这个新学派，并反对柯尔伯特（Colbert）的传统，这一传统后来被内克尔发展到亚当·斯密的观念中。与此同时，加尼尔（Ganilh）在《政治经济学理论》（La Theorie l’Économie politique）中也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说法。1815年，维特里（Aûbert de Vitry）在他的《论公共苦难与幸福的真正原因》（Recherches sur les vraies causes de la mis ère et de la félicit é publique）一书中则对亚当·斯密及其门徒认为工业主义可以没有调控和约束的乐观主义倾向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这至少是有疑问的，尽管现代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的财富决不会将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任凭有钱人摆布，不会因为无餍的贪婪而使穷人无路可走，不会因为愚昧的工作而变得野蛮，不会因为滥用享乐而使富人麻醉沉迷，不会因为刺激无耻放纵的欲望为社会埋下混乱无序的种子，因为根据他们的箴言，财富会使穷人与富人的激情同在，会通过积聚国内财富而增强国家的外部势力。”⁽¹⁾但是，真正给予这些批评者那令人烦恼的忧虑的证明的，则主要是德·西斯蒙第的著作。

起初，德·西斯蒙第（Simond de Sismondi）是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他1803年出版的《论商业财富》（Richesse commerciale）所体现的精神与曾经启发过《国富论》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是，正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他逐渐“被事实和观察所牵引”，不得不接连抛弃这一占据统治地位的学派所持有的原则。早在1819年，他就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或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一书，其中，他明确阐述了一种新学说。我们将以他稍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研究》（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来着手探讨这一学说，本书所表达的观念与他的早期著作和1821年后发表的文章的主要部分是相同的。

西斯蒙第认为，现代经济体系确实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副壮丽的景象。人类的生产活动从未达到过这样的高度。生产“在扩大自身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面貌。店铺琳琅满目；车间中，人们对人类能够借助水、风、火来实现自身目的的力量赞叹不已。每个城市、每个国家都拥有大量的财富。每个人都希望把多余的物品送给邻居，科学中的新发现也使交通以令人惊诧的速度发展着。这是人类获取财富的技能所带来的胜利”。⁽²⁾然而，所有这些表面繁荣的迹象是真正的繁荣吗？集体的舒适生活，所有财物难道真的增长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们能够大量堆积起这些累积起来的财富？“如果我们比经济学家更关注历史，在更有利的位置上比较现在与过去，就可以考察能够将所有劳动果实汇集起来的一切；看得见的科学奇迹，能够使人力、资本、运输方式、全球范围的通信成倍发展的欣欣向荣的活动，能够使我们的生活步伐变得如此之快的热情，能够使我们竭尽全力去战胜别人的竞争，等等。然而，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纪取得了物的胜利时，我们也会发觉，人们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加贫穷”。⁽³⁾

的确，在这种新的体制中，谁是幸运儿呢？决不是工人。西斯蒙第用最黑暗的色调描述了工人在英国的处境，这个国家被人们当作是工业主义发展最典型的国家，人们最能够看到这种体制的影响。⁽⁴⁾企业的领导，即雇主也不是上述体制中的幸运儿。工商业日益集中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群体的规模每天都在缩小，在数量上也必然是有限的。进一步说，那些始终会受到赞许的新发明出现的可能，或者说，那些能够毁灭他们的无法预见的竞争对手出现的可能，以及人们对破产的恐惧，都近在咫尺，尤其是在工业发展非常迅速的时候，所有这些都会使他们始终处于无休无止的焦虑状态之中，从而使他们很难真正享受这种不稳定的繁荣。有人也许会回答说，从这种工业过热中获益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因为如果这种获利不是真实的，那么它一定会扩展到大量的消费者中，因而也会扩展到下层阶级中——他们在人数上是最多的。但是，西斯蒙第却说，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劳动者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的，除了生活必需品外不会再有任何东西。⁽⁵⁾这样，他们所得到的就不会比以前更多，但他们被迫付出的劳动却比以前强度更大，对健康更有害，更令人沮丧。这样，每当过剩的财富被生产出来时，（根据目前的观念）每当该有一种普遍的富裕时，都将出现贫穷和苦难的增长。

这样一种结果似乎是很悖谬的。不过，西斯蒙第依然着手去证明：从经济组织的新条件中仍将不可避免地、必然地产生这一结果。他的全部证明依赖于以下两个命题：第一，集体福祉意味着生产和消费完全达成平衡；第二，新的工业体制使这种平衡无法以一种常规的方式确立起来。

第一个命题很容易确立。我们不妨想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人，自己生产他所消费的一切东西。他会生产多于他所能消费的东西吗？他会积累财富吗？是的，但只在某种程度上如此。他首先提供给自己的东西，是那些一经使用便即刻消失的东西，如食物；其次，他提供给自己的，是那些使用时能够给他带来长时间享受的东西，如衣服；最后，他给自己准备的是那些可以从现在用到将来的东西，比他的寿命还久，如房子。在做其他事情前，他必须努力保证自己能够获得即刻消费的基础。除了第一种必需品外，如果他还有财产，就该建造一个储藏物品的场所。为了使他的生存更安定，他不想让自己的一日三餐都依赖于每天的劳作，而是试图储藏足够他一年食用的小麦。同样，除了他实际穿着的衣服外，为了防备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他会做更多的衣服，尽管他并不指望立即穿上它。通过这种方式提供他日常使用的物品和用来储藏物品的钱后，即使他还会进一步增加可供消费的财富，他也会不再干活了。他宁愿选择休息，也不愿生产那些他不可能使用的东西。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其情形和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一切显然是相似的。它已拥有供社会成员消费的物品——社会成员已经获得了用于直接消费的一切，以及用于储备的钱——以防备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而在这两种物品的数量已经得到保证后，多余的其他东西就没有用了，也没有什么价值了。当财富积累到这种程度，超出了消费需求，就不再被人们视为财富了。除非生产者能够找到一个消费者来购买他的劳动产品，否则，他就不能够从劳动产品中获利。正是购买者使这些劳动产品具有了价值；因此，如果他没有购买者，就什么都不是。

没有经济学家能够否认这种证明。然而，根据萨伊、李嘉图及其追随者的观点，消费与生产之间的这种必不可少的平衡是自我确立的和不可避免的，不需要任何人来关注这种事情，如果社会中的消费没有增加的话，那么社会中的生产就不会同时增长。如果说商品能够无限增多，那是因为它们总能够找到需要它们的市场。事实上，他们说，我们可以想像100个生产者生产1000袋小麦，100个羊毛生产商生产1000厄尔的织物，为了简化这个问题，我们允许他们之间直接交换各自的产品。然后，再让新发明出现，使两者的生产力都提高10倍。那么，这些人就会以11000厄尔的织物交换11000袋小麦，这样，每个人都发现他们会穿得更好，吃得更好。新的改进措施会使12000厄尔的织物与12000袋小麦相交换，如此这样进行下去。商品的每一次增加，总会增加这些商品生产者的快乐。

然而，西斯蒙第的回答是，这种解释为人们的需求赋予了弹性，可人们并没有这样的弹性。现实中，制衣者不会因为他能够织出更多的织物获得更好的胃口，如果1000或12000袋小麦足以满足他的需求，那么，他就不会去寻求生产更多的织物，这只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可供交换的纺织品。对衣服的需求很少是严格固定的。在比较好的家境下，农夫会买两到三套衣服以供换用。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有一个满足上的界限，没有人仅仅会因为收入的增加就无限扩大衣服的储备。这样一来，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呢？他不再需求更多的衣服，而需求更好的衣服。他会丢掉那些他已经穿惯了的衣服，想要更精致的衣服。随后，他就会让目前普通服装的制造商失望，鼓励其他制造商人取代他们，生产华贵的服饰。同样，服装生产商也不会需要数量更多的小麦——他无法消费掉它们——而需要更优质的小麦，或者用肉代替面包。这样，他就不会让工人生产更多，相反，他指望工人被解雇，或部分被饲养牲畜的人取代，而且，部分麦田也会变成用来放牧的大草原。

这样，所有的剩余产品就必须保持平衡并且是可以交换的，如果它们与消费保持相应增长的话，那么它们之间仍会保持平衡关系。从它们增长到超过某一点开始，它们就不再相互提供市场了。相反，为了给新的、质量更好的商品让道——这些商品是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倾向于相互抵制和压制。这些新产品并没有添加在旧产品上，而是替代了它们。农民生产比过去更多的产品是没有用的，为了将剩余产品交换出去，制造商就必须努力生产出多余的织物来。反之，他就会使后者无事可做。他通过他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以及他为他们提供报酬的预期来安排这些制造商，改进他们的机器，并用价格更高的产品取代他们的剩余产品，于是，平衡状态便以这样的方式最终重新确立起来。但是，这种转换并不是根据事实本身实现的，而构成了一种多少有些严重的危机，因为这意味着损失、新的代价和一整套劳动的重新安排。事实上，这依然意味着多余的商品仍旧是没有用的，丧失了所有的价值；投入到生产这些商品的工具上的资本也已经被毁掉了；工人们则会陷入失业的状态，或不得不去从事新的工作；变换工作的所有损失都已经由工业承担下来；等等。所以，我们已经远离了生产与消费之间完美的和谐状态，而根据英国学派的观点，这种和谐却是自动确立起来的。

可是，问题不啻于此。只有用奢侈品生产替代以前的生产形式，上述平衡才能够重新确立起来。然而，这种替代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不是无限的。奢侈的生活是一种闲暇的生活，可普通人能够支配的空闲时间范围有限。当他不从事任何工作的时候，才会穿好衣服；当他工作时，就用不着它们了。但是，从不做任何事情的人的数量不会很大，工人们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也不会很多。人们说，对于所有多余的消费来说，衣服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除了懒汉外，人们不会因为交情在桌子旁边消耗掉无限的时光，或到剧院去听美妙的音乐。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构成的生活必需品也有一个界限，尽管无法精确确定，却总是存在的。

因此，说生产可以无限增长，同时又能与消费维持平衡，这不符合事实，因为在一种既定的文明状态中，消费不可能超出某一水平。生活必需品的数量范围很窄，而且，生产者也不可能超出这一范围而免受损失。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他必须让自己提高产品的质量——但是，产品质量本身的完善也有界限。对多余物品的需求，像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一样，都有一个界限。无疑，这种界限不是绝对的；如果舒适的普遍状态扩大了，那么这种界限也会随之向外延伸。这样，工人就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也能够让自己更好地适应奢侈的生活。但是，并不是说过度生产就能带来这种结果，因为人们不会仅仅因为收入越多就越舒适，人们也不会仅仅因为生产越多就收入越多。所以，在每个历史时期，总会有这样一个时候：如果生产不能打破与消费的平衡关系，就不能继续前进；如果不出现严重的混乱，就不可能打破这种平衡关系。这是因为，要么这种没有用的剩余产品没有一个人买，所以也没了价值，它像渣滓一样，使生产者的得失一样多；要么卖掉这些多余的东西，但生产者不得不开出一个低价。可是，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生产商将被迫降低工人的工资、使用资本的收益以及所支付的租金，等等。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普遍的过度生产将是一场一切反对一切的斗争，一种暴烈的、严重的斗争，胜利者也不会从中获得真正的利益。因此，为了使生产能够通过低价销售而安全地使自身从剩余产品中摆脱出来，就必须降低与之相关的所有人的收入。但是，每个人正是根据收入来调节开销的，也就是说调节消费的。如果他降低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会随之减少。这样，他就会处于困境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人们不可能成功地通过人为的办法提高消费水平，除非在另一方面降低消费水平。人们可能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这样，人们在一种根本没有解决办法的处境中无穷无尽地挣扎。

所以，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远不是不可避免的——反而是极其不稳定的，很容易被扰乱。根据西斯蒙第的看法，正是我们经济生活的新条件使这种不平衡长期得以存在。从前，当市场非常有限的时候，当市场没有超出村庄、小集镇或邻近地区的范围时，所有生产者都能细致地估算出他必须供给的需求量，并相应地限制他的劳动。然而今天，当市场几乎没有界限的时候，这种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也就消失了。人们不再能够精确地判断出他必须供给的需求范围。工业家和农民都相信在他们面前有一个无限广阔的市场，他们倾向于无限扩大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些无限的期望也激起了人们没有止境的野心，为了满足这些被如此激发出来的欲望，每个生产者都尽其所能多生产产品。另外，如果他确知自己抓住了一个到手的位置，就经常会不得不扩展它的范围。这是因为，人们感觉到自己处于竞争对手的包围之中，他甚至都不认识这些对手，他总是担心他们会将一批剩余产品投入他的市场中，他由此会失去对这个市场的拥有权。为了防备外来的侵害，人们不得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为了避免使自己陷入被动保卫自己的境地，他只能主动出击了。他之所以增加自己的产量，是为了防止其他企业的过度生产会给他造成威胁。

总之，正因为今天个人利益是不一致的，也不受任何约束，所以，才会使人们看不到可以调节生产的、与社会需求相一致的共同体的利益。这是一场生死决斗，这场战斗已经强加在那些极度兴奋的人的身上，这种过激之举使个人和社会双方都精疲力尽。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当财富的生产像今天这样缺乏系统管理、缺乏计划的时候，结果只能带来痛苦和苦难，而不是富庶。因而，西斯蒙第得出结论说：“从我们刚才的解释中可以得到一个论点，它与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的那些学说是矛盾的。如果有人说个人利益的斗争可以促进所有人的最大利益，这决不符合事实。一个家庭的兴旺需要家长根据收入情况合乎比例地调整开支，同样，在促进公共福利的过程中，最高当局必须监督和限制个人的利益，从而使它们能为社会的普遍利益作出贡献。它不能忽略收入的所得和分配情况，正是这种总收入，才必然会将舒适的生活和社会的繁荣扩展到所有阶级之中。最高当局特别应该承担起保护穷人及工人阶级的职责，因为这些人在自我保护方面是最为无力的，他们的苦难则代表着这个国家最大的灾难。”⁽⁶⁾

西斯蒙第所提出的治疗这些疾病的改革方案，并不值得我们作专门的解释。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经济秩序必需的重组，而显然是因为这种必需的重组似乎显得非常深入，以至于他不敢提出一个明确的计划。既然他相信这样一个计划超出了他个人的心力，他就只限于描述现有体制令人不安的缺陷，并希望如果一切有识之士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所有人的智慧就会汇聚起来，去完成个人心智所无法完成的事业”。⁽⁷⁾这样的分析足以表明，我们在这个时代所听到的声音与18世纪截然不同。如果说西斯蒙第反对过度生产的话，那不是因为他认为财富本身似乎就是不道德的，而是因为如果财富是在缺乏调控的情况下累积起来的，就不再会是有价值的；它们会将矛头转向作为其存在理由的目的，它所带来的也只能是不幸，而不是繁荣。西斯蒙第的意思不是说财富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增加。他认为，若使财富有益地发展，财富必须以消费需求为基础得到扩大。人们的平均收入，也就是人们生活的舒适性，必须有所增长，或者，社会人口的增加也有理由提高生产水平。这种需求既会导致供应的增加，也必须使整个机器运转起来。倘若人们不再等待劳动需求所带来的动力，“就可以通过已经预期过的生产提供这种动力，他正在做的工作与他留心看的工作是一样的；如果他不转动车轮的链条，就会猛烈地损坏其他车轮。这样，他就会打碎整个机器，使它无法运转”。⁽⁸⁾因此，这不是共产主义的问题（即限制实业的作用），只是让实业进行有益的生产。

不过，我们并不打算通过重申这一论述，把它当作无法回答的和最终的问题提出来。首先，我们可以从根本上将其视为逻辑的和辩论法的问题。它所表达的是事物应该怎样合乎逻辑地发生，而不是确立这些事物实际发生的方式。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这是应该发生的，而不是正在发生的。可是，我们不能用这种论述去设定如此复杂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观察比较，更少的假设推理。（其实，目前针对上述论述的批评都有同样的性质。）进一步说，西斯蒙第的论题是强调现有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不幸后果。不过，除非通过改革，否则，人们就不可能防止这种后果的出现，它们会带来很大麻烦。在这些不利的影响中，我们怎么样来确定哪一种影响是最显著的呢？每个人都会根据他的禀性和成见，在没有确立任何客观原则的情况下，为其中某种影响赋予更重要的意义。目前的状况，是缺乏控制所导致的所有危险，自由所带来的所有优势。前者是不可能避免的，除非部分地放弃后者。这种做法究竟是好是坏呢？当这一问题用不同的术语提出来时，我们会根据我们更加偏爱功能的秩序、和谐和常规性，还是比较偏爱紧张的和消耗大量精力的生活，给出不同的回答。

但是，即使这种理论以及与之相似的理论只有有限的学术价值，它们依然是很重要的征象，说明早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改变经济秩序的愿望了。从确切的方法上看，为证明这种愿望而提出多么响亮的理由，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这种愿望是确定的，也是一个值得牢记的事实，如果人们没有切身体验到苦难，它也不会产生。人们越是不把这种学说视为是科学的建构，就越是不得不承认它有现实的基础。直到现在，人们才能够看清人们所要求的那些变化的性质所在。这种学说所表达的，首先是对一种更有节制的、更稳定的实业生活的需求。但是，这样的需求从何而来呢？甚至在那个时候，有些人手中怎么会掌握有足够的权力使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无视与他们相反的需求呢？无疑，自18世纪以来，经济混乱的状况愈演愈烈，可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这种状况几乎不可能发展到这种程度：它足以解释上述全新的社会要求。我们看到，甚至在大革命前，这种倾向就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此期间，经济秩序之外发生了一种转型，从而使这种不平衡和不一致的状态变得比以前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但是，这种变化是什么呢？我们无法从这些理论中看清楚。我们必须认定：他们从这些理论中获得的现实观是一种偏见。他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没有多大关联的后果上，没有返回到原初状况中，可上述后果恰恰是从这种状况中生产的，而且，惟有这种状况，才能察觉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

【注释】

(1)Aubert de Vitry，Recherches sur les vraies causes de la mis ère et de la félicité publique，p.30.

(2)Sismondi，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Introduction”，p.9.

(3)Sismondi，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II，p.150.

(4)同上，p.152.

(5)Sismondi，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II，pp.154—155.

(6)Sismondi，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I，p.105.

(7)同上，p.71。

(8)同上，pp.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