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耶，《社会财产和民主》

富耶，《社会财产和民主》

书评　富耶，《社会财产和民主》⁽¹⁾

尽管经历了思想中的所有革命，富耶仍忠实于他的调和方法。各个对手也依然有某些东西能够引起这位精细的辩证理论家的兴趣，他活跃的头脑发现自己并不显得十分的安逸，而是纠缠于各个体系的冲突之中。在我们感受到的只是些矛盾学说的地方，在我们必须从中作出果断选择的地方，富耶所看到的却只是言过其实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可以相互补充，甚至彼此互为前提条件。因此，他在学术综合中依次把决定论与自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卢梭的道德观与现代社会学结合了起来。而这一次，他想要调和的是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

一

个人财产自然不仅是由于私利的原因才是可取的，它具有自身的合理基础；它是生活的根本法则。对个体来说，活的细胞必须为自身在运动中扩张自己的力量找到食物。否则，它就会把自己消耗掉，而后死去。同样，在死亡的痛苦下，社会细胞的劳动必然迟早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返回自身。因此，如果在某个地方有一种完全由单个人创造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就应该完全属于他。这大体上就是向个人主义作出的让步。但是，没有保留和限制的绝对所有权并不会由此得到证明，因为我们光靠自身的力量是不能创造出任何东西来的。我们所生产的只是形式，我们的所有努力都只是在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这一来源不是我们的人为产物；那么，我们为什么应该永久占有它呢？作者的答案是，只要没有人类劳动使自然的肥沃土地变得富饶，它们就毫无价值可言。但是，假若自然的土地是贫瘠荒芜的，人类劳动又能生产出什么来呢？此外，我们还发现，若要人们承认肥沃的土地和贫瘠的土地具有同等价值，或者说“满是鱼儿的池塘和鱼儿不能存活的池塘具有同等价值”，着实是件困难的事情。就算这个奇怪的论题能够得到证明，人们也依然必须承认，在每个产品中，除了个人劳动之外，人们也可以发现大量的社会劳动。如果经过我家的门前修建一条大马路，那么这条马路立刻会获得双重的价值。我没有付出任何的努力，我纯粹是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利的。我有什么权利这样呢？这个事实并不是出于证据的需要而挑选出来的例外情况。如果我们在自身内搜寻真正可以划归为我们自己的东西，立刻就可以合计出总数来；我们个人的份量并不很重。生理的人常常表现为一种无法攻克的岛屿，在这个岛屿上，个体像君主一样进行统治，他愿意在哪里出现就可以在哪里出现，只有获得他的允许，人们才能进入这个岛屿。这就是个人主义为什么最珍视保护自己引以自豪的独立性不受侵犯的能力的原因。但是，他的努力是徒劳的。虽然个体会为了逃避任何的影响而规避自身，但是影响依然会渗透到他活动于其中的环境、他所呼吸的空气、他周遭的社会之中。社会给他打上了社会的烙印，社会揉捏他、塑造他，他却看不见或感受不到，甚至没有抱怨的理由，因为他最好的部分就是这样形成的。

因此，在所有财产中，除了属于个人的份额之外，还有自然和国家的份额。正统经济学家不承认这种合作，这是大错特错的。虽然说个人没有做一切事情，但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个人进行的。毫无疑问，个人有许多帮手，但他却是生产的基本主体。除非个人受到激发去从事生产，否则产品就不会丰富起来。尽管土壤也许是肥沃的，人也许是聪明的，科学也许是进步的，但倘若个人没有从事生产活动，一切也依旧是徒劳。如果没有什么因素能够使那个持久而不可或缺的杠杆，即个人的活动运动起来，就不会创造出任何价值，所有这些自然的财富和勤劳都将不存在。被纳入社会以后，工人发觉自己无足轻重，所以也不敢承担任何事情。如果所有努力都是匿名的和看不见的，如果被淹没在庞大的国家之中，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国家作为一种过于庞大的机器，所有这些运作也都是非常微妙的。国家怎么能够使生产适合于成千上万种必要的调整呢？国家如何能够确定客体的价值并分配给每个个人呢？

即便说国家不是一切，我们也不应该得出结论说国家什么也不是。国家不应该包办一切，但也不应该什么都撒手不管。国家具有经济上的功能和明确的义务。如果国家本身不能生产或分配财富，至少也能够和必须调节财富的流通。国家的义务就是守护社会的幸福。但是，在每个有生命的动物中，力的均衡，即各部分之间的真正平衡乃是健康的保证。因此，财富在这里应该比较丰富、在那里应该比较匮乏的做法是错误的，国家必须防止这样一种巨大的不平等的产生。为了做到这一点，国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算是合理的呢？根据环境来说，这就是明智的政府所要决定的事情。不过，作者认为，他可以提出他认为在这个时代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某些改革。如果不能够废除地产的租金，那么由此增殖的利润至少可以为国家，即每个人而保存下来。城镇可以完全或部分地买回它们所居留的土地，国家可以扩大它的领域。这种公地（ager publicus）是不可能受到共同体的剥削的，它只会分成100年或150年期限的出租份额。经过几代之后，社会将重新占有它的财产，财产也会增值，社会将从增加的价值中获益。当然，国家还有另外一种收入形式，即源于资本的收入，但国家还没有保护好这种收入形式。这时候，罪恶就自发地消失了；对罪恶的回报也越来越少。改进后的税收基础将进一步允许国家恢复在这些利润中合法拥有的份额。最后，国家可以很容易地通过严格的立法增加自己的收入，严格地调控财产，把来源于缺少遗嘱的自然遗产限定在联系紧密的亲属范围内。

这种集体财富可以“构成许多能够提供普遍扶助和保险的基金，像摩利斯湖（Lake Moeris）一样蓄收洪水，在急需之时提供必需的东西”。这是因为，对于国家来说，慈善事业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公正义务；慈善事业是社会契约不言而喻的条款。只有国家为每个人的生存手段提供保证，才能在财产获得方面赢得尊重。毫无疑问，有人会反对说，善事是以相反的方式进行选择的，这与它有益的努力背道而驰。有人说，国家所保护的是弱小者和无能者，允许他们长久地存活下去，因此，国家逐渐降低了种族的生理和道德水准。但是，我们必须作出一种区别。如果不帮助一个因为偶然的疾病而丧失工作能力的工人，他无疑会死去。因此，社会应该只是拒绝同情病人。⁽²⁾但是，这些人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他们几乎都没有结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可以设置法律障碍禁止他们结婚。因此，公共慈善事业没有任何严重的不利之处；相反，它提供了巨大而重要的利处。它缓和了人们之间的极端不平等；通常也可以保护有价值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充当了灵魂的优秀导师，它为灵魂开启了同情和怜悯之门。

二

但是，大众希望拥有的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力量。政治力量也构成了一种社会基金，该基金的分配也必须受到规定。这一问题无论何地也都应有相似的解决办法。具有普选权的民主在每个人之间都均等地分配这种集体资本，这种民主正在到处普及。广泛的民主浪潮正在席卷所有民族，因此，任何阻挡民主浪潮的做法都是荒谬的。另外，虽然人们可以不同意使普选权成为一种绝对的教条，但它依然可以根据合理和充分的理由得到证明。社会是由自由个人构成的：普选权允许共同生活的存在，同时也不会破坏这种自由。社会是一种联合体，一种合股公司，在这个公司内，涉及到企业的管理时，所有有关的人都应该被考虑在内。普选权只不过是这种权利的行使而已。最后，社会也是一种组织，为了把握自己前进的航向，社会必须了解自己：普选权是民族认识自己的最好手段。“可以这样说，通过选举，政治体中的所有细胞都会被调动起来，发挥它们在知识和意志生活中的作用，并在某些方面变成像脑细胞那样的有意识的、有指向的细胞。”在选举的时候，选举人履行了一种功能；他所代表的是整个民族。

不幸的是，如同所有与之有关的事物一样，普选权也充满了矛盾：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矛盾、选举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等。只有教育才能够消除这些对立。多数人必须受到教育，以便他们学会谦逊和节制。为了使选民的数量与知识水平相一致，教育必须得到广泛普及。当人人都享有其他的集体产品，即知识资本的时候，人人就能够分享政治权力而不危害政治权力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忽视公共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这不是一个为工厂培训工人或为大型商场培训店员的问题，而是一个为社会培训公民的问题。因此，教学内容必须包含道德教育，使心灵免受自私的观点和物质利益的伤害，用一种社会虔诚代替正在消亡的宗教虔诚。不过，人们既不能用三段论，也不能用阿基米德定律来向大众灌输道德。只有审美的修养才能以如此意味深长的方式影响人类的精神。在艺术的影响下，灵魂会得到提升，会得到温暖和软化，也因此能够彼此靠近，更适合于共同的生活。因此，即便是在小学阶段，启发孩子对于美的热爱也是非常合适的。但是，仅有这种纯粹的文艺教育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用精确的政治概念和社会经济概念来装备未来的公民。在中学教育中，教育必须变得更广泛、更自由。将来，我们不应该灌输给学生我们今天用来迷惑学生的记忆的杂乱无章的知识，我们应该为科学哲学、艺术和历史，尤其是为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留下更大的空间。最后，创建更高级的公民教育形式恰逢其时。在我们的大学里，各院系应该为社会科学教育设立席位。在这一方面，德国已经远远地领先于我们，但是，由于公众舆论对于我们来说影响更大，所以更需要以这种方式得到启蒙。

三

从这种阐述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本小书所涉及到的不计其数的问题。作者接连讨论了目前公众意识集中关注的所有问题，而且他的头脑也表现出了少见的独立性。正统的经济学家把有时带有迷信色彩的崇拜作为自己的理想：对他们来说，自由成了一种偶像，他们甘愿为了这种偶像牺牲其他一切。富耶并没有坚持这种排他性的信念。当然，他也对自由深表关注，但他同时认为，假若社会生活得到更好的调节和平衡，社会生活不会因此变得更糟糕。他深信个人的创造性，但在他看来，如果我们生产得少些而彼此相爱得多些，事情也不会变得更糟糕。他承认，个人必须属于他自己，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不过，他没有忘记，孩子需要教育和纪律，成人常常只是长大了的、顽皮淘气的孩子。简言之，除非一个人像巴斯夏（Bastiat）那样极大地依赖于上帝，否则他就很难从个人利己主义的自发相互影响中奇迹般地创造利益的和谐。

对于精妙的辩证法赋予富耶著作的魅力，人们已经都说到了。他每迈出一步，就必然会出现一个对手，引发一场战斗。一片刀光剑影在我们的眼前划过，然后再一切言归于好。但是，对我们的作者来说，这一步骤不单是演戏的道具；它首先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根据作者的看法，它是预防将其他一切都排除在外的舆论和绝对的判断的最好手段。确实，社会学家不能不相信足够简单的解决方法，因为任何头脑都不足以瞥上一眼就把社会事件的无限复杂性都涵括在内。但是，他也不该忘记，具体的财富、各种各样的形式、不同的色彩，无论何处都无法排除整体的统一性。当现实变得更复杂的时候，这种统一性只会得到更巧妙地阐明。它并没有消失，反而能够最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至高无上的个人当中。人们首先害怕的不是如此绝对的原则，而是枯燥无味的、像石头一样永恒不变的、无法生存和演化的观念。思想体系是用来表现事物的体系的。因此，思想体系必须像观念那样充满活力，必须像生物那样生长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体系必须来源于种子，即具有简单起源的观念，这粒种子逐渐分裂和分化自己，唤醒周围的生命，在骤然苏醒的过程中孕育了它活动范围之内的那些观念和事实，并得到了组织和充分的建构，直到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不过，这种平衡永远都只能是暂时性的。

要想调和这种经济折衷主义和富耶在《当代社会科学》中如此强烈拥护的理论是非常困难的。在这本书中，他承认了社会的有机特征；在我看来，他由此合乎逻辑地走向了社会主义。斯宾塞断然否定这是他的学说的必然结果。他依旧忠实于古老的英国自由主义，这是贯穿于其晚期著作中的矛盾，而该矛盾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对个人主义者来说，社会是自主的人的结合，这些人具有同样的自由，他们相互交换服务，却不彼此依赖。因此，社会是一种机械的集合，而不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不过，斯宾塞同时指出，动物的大脑永远不会介入内在的生活，只是指导那些负责与其他器官进行联系的器官。社会主义者并没有提问说，民族的大脑，即国家，也就是确切意义上的政府，是否应该自己指导价值的生产和分配；他们只是希望主要的社会功能应该得到统一和集中，就像相应的动物功能得到统一和集中一样。在身体内，只有一个消化系统，一个循环系统。尽管血小球并不属于某些有特别功能的细胞，却可以毫无区别地属于所有细胞。这同样适用于财富——滋养社会的血液。富耶徒劳地诉诸社会有机体之有意识和有意志的特征。那有什么关系呢？社会主义也将会是有意志和有意识的。

富耶在好几个场合都引用了沙夫勒的观点以及沙夫勒论述社会主义精华的专论。但是，人们不应该在这本注定会成为宣传品的小册子中搜寻沙夫勒的经济理论。沙夫勒的经济理论见于《人类经济的社会系统》（Gesellschaftliches System der menschlichen Wirtschaft）和《社会体的构造与生命》（Bau und Leben des sozialen Korpers）的第三卷。在后一本著作中，沙夫勒充满恐怖地拒绝接受那种企图将一个民族的所有活动都纳入到自身之内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由公民组成的大众不过是全能政府手中柔弱温顺的泥巴而已。在他看来，这个概念就像有机体的观念一样是可怕的，在有机体中，血液为了能够在周身循环，需要大脑的指令，胃部也是根据指令进行消化活动的。但是，那只是行政的过度集中化，沙夫勒本人对此持有谴责的态度，因为这种集中化不是必然能够被预见到和加以防范的将来的罪恶，而是我们今天必须治愈自己并从中摆脱出来的现实的罪恶。他一再重申，集体生活不可能根据上级所强加的政令创造出来。集体生活是一种合力，是遍布整个有机体并能够产生共鸣的成千上万个基本生命构成的共同核心所发出的反响。他希望能够调整它们，而不是窒息它们。毫无疑问，在他的体系中，除了作为消费手段的财产之外，个体并不留有任何财产。但是，他却保留了经济发展的根本源泉。只有他能够了解到管理体制的需要，才能够认识到这些需要，再据此调节生产。他可以选择他自己喜欢的工作。最后，他才可以再次确定这种工作的价值。沙夫勒确实试图说明生产的现值是怎样根据需要而变化，并遵循需求的波动而起伏的。于是，他开始着手解决这个他的专著未能解决的难题。不过，这里不是阐述或讨论他的学说的时候。但是，只要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人们就没有权利说社会主义已经被驳倒了。

至于富耶所提出的治疗措施，我们认为它们几乎是无效的。如果土地成为一种垄断，土地本质上就不可能因为越来越容易转让而有所改变。土地不会因为流通更快而得到更公正的分配。人们依旧需要给别人一定的地位，让他们能够获得他们应得的份额。但是，难道社会应该从大量的增值中获利吗？不幸的是，来源于土地的岁入并没有固定地增加。它时起时落。在租借过程中，它可以在某个时候达到最大值，所以并不是国家能够从中获利。至于股市的资本，我们已经看到，富耶并没有认识到用来调节它怎样流通的方法。事实上，他所指望的是股票和股份回报的递减。可是，这种模糊的期望毫无根据。只有当工艺维持原样时，利息才会降低。多亏有了新的发现，新的资本金才会最终找到用途，而且像以前一样也是生产性的。因此，所有这些改革都不会减少财富之间的不平等。我们应该改变的一切，就是国家卷入利益的漩涡并破坏社会机制的常规功能这种现象。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自然资源在没有得到补充的情况下，逐渐受到削弱。这也许会成功地减缓这部机器的运转，却不会使其更有效率。

如同他的经济学说一样，富耶的政治学在我们看来似乎也错误地理解了社会的有机本质。他说选民应该代表民族国家。然而这可能吗？我当然同意以下看法：我胳膊上的细胞能够意识到它们本身；也许它们真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与它们直接相邻的细胞，但是，它们除此之外却什么也没有意识到。同样，孤立的公民不可能知道社会，他能够感受到社会，却只能了解其中一小部分。那么他怎样才能成为社会有资格的代表呢？难道他会相信教育的好处吗？无论教育可能多么有效，也不可能创造奇迹。教育永远不可能成功地使普通的心灵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宽广的胸怀，足以令人满意地代表社会作用和反作用所构成的庞大体系。另外，如果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就必然会有劳动分工。每个人都有自己专门的工作，在任何时候，所有人都不可能同样成功地履行同样的功能。不过，假如我们假定富耶朝思暮想的理想社会已经实现了，在选举的那天，每个人意识的所有内容都是一样的，每一种意识与其他的意识都非常相似，具有同等的价值，但这时候，社会有机体就会瓦解和崩溃。因为那里已经不存在彼此依赖的活的细胞，而只存在彼此并列的、处于同一水平的原子。

确实，对我们的作者来说，这种前景也许并不令人不快。最后，根据他的看法，在完美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通过他的劳动提供给他的恰好足够的生活手段；拥有足够的智力去理解他自己的直接义务；拥有足够的情感考虑他人的利益。社会的和谐将源于个体意志自发的一致。这将是一种温和而开明的民主，根据这种民主，尽管存在不平等，人们将充满感激地把每一种天然的优越性当作绝妙和幸福的例外情况来接受。然而不幸的是，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心，这种组织将是非常不稳定的。也许情感可能是美妙的，但这种情感结成的纽带却是非常脆弱的。这种粘合得并不那么牢固的社会，倘若遇到一阵暴风雨，就会有崩溃的危险。

【注释】

(1)Review“Alfred Fouillée，La Propriété sociale et la démocratie”，Revue phi－los－ophique，19，1885：446—453.

(2)这里的病人似乎是指先天有残疾的人，而不是上文所说的病人。——中译注